中央提级巡视昆明约见泛亚案受害人，吹哨人首次公开发声

来源丨刘虎先生和朋友们

四月，中央决定对昆明市开展提级巡视，意味着昆明市被“重点关注”。《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曾刊文指出，提级巡视通常针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单位，或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发生重大舆情造成恶劣影响的单位”。

2024年以来，昆明市反腐风暴持续发酵，先后担任昆明市长的张祖林、李文荣、王喜良、刘佳晨相继落马。此前，昆明还创下连续四任市委书记被查的罕见纪录。

作为志在打造“区域性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的昆明，曾经轰动一时的“泛亚交易所”事件至今余波未平，已引起中央巡视组的高度关注。落马市长们也多与之有交集。4月18日，巡视组专门约见了泛亚案受害人代表。

图源：公众号“蓝湾小艇”

“当中央巡视组的工作人员认真地将我们的诉求录入电脑，当那份承载着22万家庭血汗的资料被郑重保存，我们看到了正义的曙光正在破晓。”受害人群体如此感慨。

“时至今日，我仍在反思泛亚交易所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泛亚交易所创始人之一王清民对笔者说，“我站出来，向公众分享我的经历，或许能为中国企业创新及政企生态的未来提供些许借鉴。”

01

泛亚所的崛起之路

王清民，一位1969年出生的民营企业家，同时也是云南省第十一届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云南省委员会第八届副主任委员。

2009年是王清民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作为昆明航空的创始人，终于使昆明航空启程腾飞。然而，他并未止步于此。次年，他重返北大，攻读工商管理博士（DBA）。

“DBA班的同学多来自外省，和十年前一样，大家不仅忙于论文，更重视将人脉转化为生产力，都在寻找某种商机。”王清民回忆道，正是在此期间，他应同学之邀，考察了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

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是当时除证监会监管的股票交易所外，唯一允许自然人参与交易的平台，主营石油化工、煤炭、钢材、棉花、粮食等大宗商品交易。该交易所由天津市政府特批成立，并设有专门的监管委员会，增强了公信力并有效控制交易风险。

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的成功，令其经理单九良雄心勃勃，他计划在全国复制这一模式。百度百科称单九良是中国大宗商品行业领军人物，具有20多年期货公司及现货交易所运营管理经验。

通过考察，王清民发现该交易所有两大独特之处：其一，它规避了期货法相关规定，又区别于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其二，它将投资对象从企业扩展至个人，允许自然人参与交易。

当时，昆明市正积极筹建泛亚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一带一路”战略，鼓励金融机构入驻并支持要素交易市场发展。交易所项目的引入恰逢其时，完美契合政策导向，成为了云南省促进金融发展的有力抓手，得到省市两级政府的高度关注。

王清民陪同昆明市政府考察团调研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调研成果获得高度认可。筹备工作有序展开，交易所获批冠以“泛亚”字号。2011年4月18日，在昆明市政府的指导下，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下称“泛亚所”）正式上线。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与中国有色金属协会会长陈全训共同敲响开市锣。

王清民与曾经的泛亚所所在地。巫英蛟 摄

泛亚所采用T+0连续现货补偿机制，交易模式规范有序。在投资产品稀缺的中国市场，这一创新为投资者提供了全新选择。交易所发展迅猛，迅速在全国设立超百家服务中心，交易量节节攀升，各大银行竞相合作，品牌影响力快速扩大。

自2012年起，伦敦金融交易所的《伦敦金属导报》开始向全球发布泛亚指数，标志着泛亚所的稀有金属价格指数获得国际认可。对王清民而言，泛亚所的成功是继昆明航空后又一引以为傲的成就。

然而，辉煌背后，泛亚所很快迎来狂风骤雨般的严峻考验……

02

铤而走险误入歧途

2011年11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简称“38号文”），要求各省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所。2012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发布“国办发〔2012〕37号”文件，明确政策界限与工作要求，旨在扎实推进交易所清理整顿，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几乎每年国家都会对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进行清理整顿，针对的多是不合规、欺诈性的假交易所，但这次不同。”王清民表示，“时至2012年，2008年4万亿投资拉动的后遗症逐渐显露，此次整顿的真实目的是通过关停地方交易所，将民间资金引导至股市，以提振股市。”

在此背景下，中央与地方展开博弈。一些地方政府试图保留当地交易所。例如，天津市政府力保本地交易所，昆明亦然。泛亚所为地方经济带来显著效益，当地政府也很希望保留泛亚所的成果，但云南地方政府并没有以全力保护金融创新成果为出发点，力挺泛亚保留原有模式，泛亚原本的交易模式不得不被叫停。

“要符合37号文的规定，意味泛亚只能进行现货交易，但有色金属这个品类的特殊性在于，必须是能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才可以进行有色金属现货买卖。当时很多企业都不具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能力，何况个人？交易所沦为可有可无的中间环节。”王清民说，“泛亚所如何体现自身价值？”

面对清理整顿的紧急关口，泛亚所负责人单九良提出一个大胆构想：绕开杠杆交易限制，转向交易融资模式。由有色金属生产商及贸易商进行交易，以交易形成的交割货物作为融资抵押，将民间资金引入供应链上下游，通过大量现货交易形成市场价格，用差价利润覆盖成本并回报投资者。

案发前的单九良。网络图片

王清民表示，单九良的构想在运行初期取得了一定的业绩。“泛亚所的价格指数影响了国际市场，日本、韩国企业纷纷在泛亚所开户购买有色金属，因为泛亚所囤积了大量货物，市场上流通量极少。”

然而，交易模式改变的背后，王清民与单九良逐渐产生分歧。王清民认为，囤货模式风险极高：“货物越囤越多，若投资者停止提供资金，只能借新债还旧债，一旦资金链断裂，一切将崩盘。我曾建议引入云南冶金集团等大型上市公司，用其生产量向全国其他企业囤货，并以其资产作抵押，以降低风险”，但单九良未采纳其建议。

面对单久良提出的新交易模式，清整办将应对中央联席会议的报批工作视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泛亚所为云南金融创新带来的耀眼政绩，也使得有关部门对其潜藏的资金链断裂风险视而不见。王清民提出“引入大型有色金属上市公司或国央企”的建议，亦未被采纳。最终，清整办对泛亚所采取了模糊、回避的处理态度，错失了进行有力整顿的最佳时机。

03

创始人化身吹哨人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泛亚所的创始人之一及董事长，王清民敏锐地察觉到泛亚所潜藏的巨大风险。王清民表示进一步加深他对泛亚风险担忧的是：“我了解到单久良为谋私利，监守自盗，许多所谓的‘生产商’实为无偿还能力的空壳公司，甚至泛亚所高管及朋友也通过‘马甲’公司参与圈钱”。怀着对企业和社会的责任感，他决定挺身而出，扮演“吹哨人”的角色，试图阻止泛亚所滑向深渊。

据王清民回忆，自2013年起，他便开始向各级政府反映泛亚所的问题，并多次向时任云南省金融办主任刘光溪汇报、沟通，警示其潜在风险。然而，政府部门未予足够重视，更未采取有效措施遏制相关风险行为。讽刺的是，政府甚至将泛亚所的新交易模式作为“整顿成果”上报中央。

云南省金融办。巫英蛟 摄

面对政府的漠视，王清民试图另辟途径阻止泛亚所继续走向错误方向。2013年4月，在配合税务稽查过程中，他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单九良等人涉嫌侵占、挪用公司资金，同时还存在偷税漏税及违规操纵交易的行为。五华区税务局据此决定向五华区公安局报案。随后，王清民与税务局一道，向五华区委、区政府进行了专题汇报。然而，区委、区政府考虑到泛亚所事关重大，若要立案需经清整办同意。

“遗憾的是，清整办将我反映的问题视为我与单九良的内部矛盾，置之不理，反而继续肯定泛亚所的发展，赞扬其所谓的‘创新’。”王清民无奈地表示，“如果当时能及时立案，涉案金额可能控制在数亿元规模以内而不是后来的数百亿，受害者数量也会大幅减少。”

在单九良等人看来，王清民作为创始人却胳膊肘向外拐，不断找茬。2013年7月27日，股东会决议免去王清民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单九良接任。尽管因国务院38号文规定不得变更工商登记，王清民名义上仍是法定代表人，但实际上已被单九良架空，失去所有实权。

即便如此，王清民并未放弃努力。他以泛亚所原董事长的身份，继续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奔走相告，呼吁严肃处理泛亚所风险问题无果。2014年11月25日，他不得不向云南省委提交紧急报告，郑重指出：

“本人发起设立泛亚所的初衷，是为了夺取云南有色金属行业的定价权和话语权。然而，实际运营逐渐偏离这一目标。政府的清理整顿本是规范泛亚所的良机，基于责任感，我必须如实向省政府及相关领导汇报泛亚所存在的问题：

“一、违规、违法经营。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长单九良存在管理不规范或不法行为，导致公司管理模式偏离设立目的和逃避政府监管：保证金交易模式下参与内幕交易，危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托交易模式下进行关联交易牟取非法利益。

“二、非法融资。单九良操控货源，控制生产商、批发商及交易商会员席位非法融资：排斥真实生产企业进场交易，用贸易商代替生产商交易、同时用贸易商代替批发商交易，贸易商融资危害有色金属生产企业的利益；私自挪用泛亚所资金成立自己控制有色金属贸易公司参与关联交易融资牟取利益。

“三、涉嫌偷税漏税。对现货交易模式涉及的增值税隐瞒报税，不配合税务机关的稽查；对税务机关隐瞒交易数据，逃避税务机关的检查；拖延五华区国家税务局‘516’专案的稽查，导致专案一年半的时间无法结案；

“四、侵害股东和公众利益。违反公司章程，违反公司决策程序及挪用公款侵害股东和公众利益。

“本人早对泛亚所的问题心存疑虑和担心，并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但以一己之力难以取证或改变现状。况且，泛亚所成立之初我已被架空，2013年7月更被免去职务，遭到打击报复。泛亚所目前存在重大经营风险，已危及交易各方。若不及时整改，必将引发市场震荡和交易崩盘。”

王清民的警告不幸成真。2014年底，泛亚所因资金链断裂停止收储，导致库存最大的品种铟价格暴跌，铋现货价格也大幅下滑。2015年5月，泛亚所爆发兑付危机，全国各地受害人纷纷向云南省及昆明市政府反映情况。

然而，受害人的诉求未获回应，甚至被拒之门外，民怨沸腾，最终酿成进京维权事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2015年11月8日泛亚立案，我积极配合省市清整小组的工作，并协助昆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查”，王清民坦言，“此时立案已为时过晚”。

04

“每一步都作出了最烂的决定”

2019年3月22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对“泛亚所”案作出一审判决。泛亚所等4家被告单位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被判处罚金10亿元、5亿元、5000万元和500万元。被告人单九良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5000万元，罚金50万元；被告人王飚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其他被告人依法获刑。判决责令追缴违法所得，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发还集资参与人，不足部分继续退赔。

昆明市中院。巫英蛟 摄

云南省高级法院对该案二审维持原判，仅将王飚刑期改判为6年6个月。

经警方查实，王清民作为泛亚所创始人之一，早年被架空且无实权，甚至很早就多次报告泛亚所存在的问题并举报单九良，因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仅以单位诉讼代表人身份出庭。

尽管免于法律追责，王清民对受害者的损失深感愧疚：“法律上我问心无愧，但道义上难以释怀，毕竟我是泛亚所的发起人之一。”危机爆发后，他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力求为22万受害人挽回损失，提出以下建议：

1. 避免新增社会稳定风险。处理与泛亚所有股权关联的公司或授权服务中心时，应理性对待其独立法人资格，严查与单九良存在利益关联的主体，但避免“一刀切”式清算，以免激化矛盾，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

2. 利用市场化机制化解风险。除通过刑事追赃挽回资金外，化解风险的上策是通过重组并购，利用市场机制逐步消化损失；中策是重组后缓慢化解，投资人承担部分损失；下策是破产清算，导致投资人损失惨重。

王清民强调：“立案侦查初期，我便建议抓住重组并购的黄金期，否则难以找到最佳解决方案。上策或中策都有市场兜底，而清算将导致长期社会稳定压力。”

然而，王清民的建议未被采纳，政府选择了破产清算的“下策”。“更糟糕的是，政府通过司法处置，将囤积货物一次性低价拍卖，确切说是贱卖，导致价格暴跌。”据小道消息，买货公司由昆明市政府安排成立，通过内幕交易购得货物，未能走市场化道路。

“市场化处置本是维权群体最认可的方案。他们认为这批货物属于投资人，且近年来价格大幅上涨，若分批出售足以弥补投资人损失，甚至还有赢利。”王清民感叹，泛亚问题的每一步决策几乎都是“最差选择”。

他举例称，单九良曾挪用泛亚所5亿元在香港收购一家上市公司——香港意马国际的控制权，该公司实质上由泛亚所控股。单九良被捕后，王清民与云南省港澳政协委员商议，建议政府安排律师团队取得单九良授权，管理该上市公司，以保全资产并弥补受害人损失。否则其他股东就会通过增资扩股把泛亚所的股权稀释掉。

“省长和副省长都听了港澳政协委员的集体面商，当面承诺回去研究一下。其后却再也没有下文，最终，5亿元投资仅追回2000万元。”

05

昆明小微企业金融交易所“暴雷”近10年后立案

接下来，与泛亚所关联的昆明小微企业金融交易所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小微公司”）又发生了“暴雷”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令政府颇为头疼。

“2024年8月，昆明市公安局就小微公司一事传唤我，将我列为犯罪嫌疑人。对此，我深感震惊，我必须把我与之的关系陈述清楚。”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4万亿财政刺激资金大多流向国企，挤占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空间，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愈发凸显。2011年，云南融福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融福科技”）计划成立昆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为小微企业提供短期债权融资、投资交易委托、信用分析、融资顾问等服务。

根据国务院38号文，各省需整顿现有交易所并严格审批新交易所，成立小微公司面临重重困难。五华区政府找到如日中天的泛亚所，希望其入股小微公司以提升公信力，促成省清整办审批。2012年1月4日，五华区政府发布文件，承诺支持小微公司成立，并呼吁市级部门给予政策扶持。

为响应号召，泛亚所同意入股小微公司。王清民作为民主党派副主委和省政协常委，仅在小微公司创建初期提供协调和外围支持，旨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不参与日常经营。“我公务繁忙，无精力也无必要介入小微公司的经营管理。”他回忆道。

2012年2月13日，小微公司正式成立，泛亚所仅提供公信力支持，不实际出资，也未参与经营和利润分配，实为挂名股东。王清民作为泛亚所法定代表人，亦仅为小微公司挂名法定代表人。

2013年，王清民被泛亚所股东会免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但受国务院文件限制，其在泛亚所及小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未能变更。“我多次请求金融办协调工商局变更登记，但无人理会。”王清民无奈表示。

2015年，小微公司因债务逾期引发群体性事件。云南省金融办多次约谈王清民，发现其作为挂名法定代表人无法实质性解决问题。

王清民愤愤不平地说道：“小微公司是由融福科技单方面发起设立的，其交易模式也是融福科技单方面向清整办报批后获准实施的。尤其是在国发38号文出台之后才成立，我当时以为清整办肯定会依法监管到位，绝不会出问题。没想到，我一个出于好意挂名的法人，竟被拖进了这样一个烂摊子。”

昆明市经侦支队也曾约谈王清民，他当时指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投资人向其反映小微问题的根源在于担保公司未能履约及张恒与担保公司的不正当交易；二是建议将小微公司纳入泛亚所专案调查以控制风险。然而，小微公司事件拖延近十年才立案，错失追讨债务的黄金期。

昆明市检察院。巫英蛟 摄

2025年4月，王清民向昆明市公安局提交陈述，再次澄清与小微公司的关系：

“小微真实情况的是：我支持政府工作被领导安排成为挂名法人，时隔十年被牵连，系实际控制人把我为了协助化解风险了解情况的过程栽赃为参与经营。”

“我从未实际控制小微公司，未参与经营、也无任何利益关联。泛亚所早年已公告由单九良担任法定代表人，我对泛亚所已无控制权，更遑论小微公司。逾期危机后，我迫于压力协助化解风险，但个人精力有限，加之配合处理泛亚所问题，无力再顾及小微公司。小微公司走到今日，我深感无奈与痛心。”

“希望侦查、检察及审判机关高效、准确查明事实，作出公正裁决。”

王清民认为，政府和清整办在小微公司问题上的处理不及时，未能在逾期爆发的第一时间立案调查，追赃挽损。他表示，泛亚所和小微公司的教训表明，监管失责和化解不力是危机爆发根源，将其作为替罪羊无助于解决问题，泛亚所就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