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军统陕西站一个电报没发，蒋介石却嘉奖戴笠

西安事变发生时，戴笠人在香港。他一得到消息，立刻飞回了南京。

那一刻的戴笠，失魂落魄。

戴笠在这之前，本来已经发现了一些异常，但因为事情太大，却不敢随便汇报。

他曾经命令陕西站抓紧调查，但陕西站随后的报告中，除了说张杨与延安往来频繁，并拿不出切实证据。

这样的大事不能乱说，也不可不说，于是戴笠最终没法，就只好春秋笔法，上报备案，让老蒋自己定夺。

蒋介石后来在《西安半月记》里，对他这个报告，是这样说的：

“中正二次入陕之先，即察知东北军进剿部队思想复杂，言行歧异，且有自由进退等复杂离异之报告，甚至谓有非常之密谋与叛乱……”

但老蒋那时非常自信，并没有想到张杨敢于“兵谏”，于是就终于还是去“训诫”他们了。

西安事变发生，全国震动，当时的南京政府更是乱成了一锅粥。那时候，宋美龄、何应钦等人都急于知道蒋介石是死是活，西安那边是什么情况，却因为西安与外界的邮电已经中断，完全不得要领，于是戴笠随即成为各方的焦点。

戴笠是特务头子，在西安设有情报网和秘密电台，他事先没得到情报已经该死，现在什么情况总该知道。

可是戴笠当时更急得团团乱转。陕西站完全联系不上，他这个特务处长（那时还不叫军统），其实也一点消息没有。

而这个一点消息没有，对别人或许还只是决策或前途问题，对他那可是百分百的性命攸关。

第一，戴笠的特务处正如蒋介石在浙江警校训话时说的那样，是“领袖的耳目”。

那时候蒋介石的追随者，尤其是黄埔系的那些骨干们，早在第一时间，就来追责了。

你是负责特种工作的，为何会让校长遭遇如此危险？

你的工作是情报和保卫，校长若有不测，我们一定找你算账！

第二，戴笠是靠老蒋起家，老蒋如果有个闪失，他也就完了。他本来已经失职，如果再没有任何贡献，那老蒋就是能够安全无恙地回来，后面也一定没他什么事。

第三，老蒋被捉，何应钦那几个立刻就要轰炸西安。何应钦什么意思，人人明白，很多大员已经开始向他靠拢，就连戴笠力行社的书记长邓文仪，也已经把组织的核心机密，包括骨干名单，全都献给了何应钦。

这预示着何应钦一旦掌权，戴笠不但要失势，还可能丢命。

第四，戴笠本人及特务处仗着老蒋撑腰，一向跋扈，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大家早就嚷嚷着要杀要剐，这就更加决定了，老蒋如果回不来，戴笠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戴笠那时候吃不下睡不着，暴脾气连续发作。他就是没有宋美龄、何应钦等不断打电话追问，也会把电讯科长魏大铭逼疯。

除此之外，他也早就命令河南、甘肃等特务站，紧急潜入西安打探。方寸大乱之际，他甚至都打算找几个飞檐走壁的大侠，去把老蒋扛出来。

然而东北军的墙不是那么好爬，他最终也只找到了几个能靠着飞爪之类爬墙的人而已，这事完全不现实。

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于1932年，到西安事变时，已经组织严密，规模不小，那么堂堂的一个陕西省站，为何会在西安事变前，一个有价值的情报没有，又在事变发生后，一个电报都发不出呢？

这事跟戴笠用的那个人有关。

戴笠陕西特务站的首脑，是马志超，这个人很有意思。

马志超是陕西本地人，黄埔一期毕业，而且还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自保送的。按理说，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又是参加过北伐的一期老大哥，资格老，后台硬，应该混得不错不对，但是他混来混去，最终却只能在戴笠门下混口饭。

原因只有一个，能力不够，特别拉低黄埔一期的水平。

但是马志超却有一个好处，很讲情面。当初，黄埔六期都没毕业的戴笠，过得相当潦倒，马志超对他很有些有饭同吃，有难同当的味道。

所以戴笠等后面混出点眉目，就立刻把马志超请到特务训练班，做了教官。

只不过戴笠从来不简单，他对马志超好，并非只为个人友谊，他那里对黄埔系的人，其实照单全收，再草包也没关系。

这里面有三种意思。一，黄埔系是老蒋的嫡系，这可以讨好老蒋；二，黄埔系个个关系复杂，一个牵一串，有助于四处放射；三，黄埔系到了后面几期，已经很叫人瞧不上，何况戴笠还没毕业。你们这些老大哥都得在我手下干活，这忒有面儿了。

说起来，戴笠那“事业”的起步，相当不易，他真是拼出来的，蒋阎冯中原大战那会，他单枪匹马做了不少事。他那特务处早先的重点，是以南京、上海为中心的南方，而他真正重视起西北，是在红军长征之后。

“领袖的耳目”嘛。

但是西安是西北的中心，戴笠要在西安发展，除了要有信得过的人，还得那人在西北有点根基，所以那时候，戴笠就很自然地想到马志超。

超哥，西安警察局长，和陕西站的站长，你来当吧。

马志超后面跟着戴笠，当然也是看中了戴笠的后台，想混出个名堂，但是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于是以退为进。

可我也不懂特务工作啊。

戴笠说没事，你只要会坐汽车，会吃大餐就行。

马志超有点懵，啥意思？

戴笠说，你内部有督察长负责，外面有侦缉队长干事，剩下的不就是坐坐汽车，吃吃大餐吗？

戴笠应该说对马志超还是挺照顾的，但是不料马志超不但汽车没坐好，大餐也吃坏了。

戴笠给马志超派去实际负责的岳烛远，做事能力还算不错，但马志超自己选的侦缉队长，就不大靠谱。

许忠五虽然是堂堂的黄埔五期生，却最擅长的是跟流氓、帮会打交道，他那个侦缉队，几乎全都是地痞流氓、小偷骗子之类。

马志超曾经派人监视杨虎城身边的人，尤其是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宋绮云是老地下党，深得杨虎城信任，他为人警觉，早就有所发现，只是拿不出切实证据，而这时候，许忠五的分队长白冠五，却很“得意”地把这事透露了出去。

杨虎城敢不忠于委员长，哼哼，我们监视他秘书好久了。

这事坐实，所以杨虎城就怒了：宋绮云是政府《西北文化日报》的主编，我的秘书，马志超是活够了。

而白冠五，其实也是我党的老地下，他很早就参加革命，也很早就在潜伏，刘志丹1930年的那场被捕，就是他和南汉宸等人解救的。他当时因为刘志丹牺牲，实际已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还是在积极渗透，积极工作。

白冠五地下工作做久了，早已修炼得嗅觉灵敏，他那“得意”，当然是为了保护宋绮云等人。

马志超，当初就是因此与西北军结下大仇的，但他作为特务头子，还有一个更大的败笔。

中共的地下情报工作，因为周恩来的英明领导，从一开始就将情报获取，与情报传送严格分开，所以敌人往往抓到情报人员，却找不到电台，找到电台，却抓不到情报人员。而马志超为了省事，却把整个陕西站，都搬到西安警察局了。

这就是说，在他那里，特务的公开身份与秘密身份，完全没有分开。

马志超的这种做法，岳烛远起先当然反对，后面也曾一次次打马志超小报告，除了说这样一来，陕西站的特务没人不认识，就是说马志超的各种不行。

但是戴笠起初没管，岳烛远后来也乐得马志超只图省事，他可以大权独揽。只是戴笠后来更换的陕西站站长，却并不是岳烛远。那时候马志超仍旧负其总责，而陕西站也只是搬走了人马，没搬走电台。

所以，这后面等杨虎城起事，要把西安警察局和陕西站一锅端，就毫不费事。然后西北军还因为前仇，非杀了马志超不可。

只可惜西北军冲进西安警察局时，马志超恰好不在。西北军之后全城搜索，还曾把马志超的照片放大，挂到城门楼上，也没抓到。

马志超做事不大行，逃跑有一手，他当时走在路上，一听到警察局那边传来枪声，就知道不好。所以立刻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把黄包车，和车夫的衣服买了下来。

马志超之后在逃跑的路上，几次遇到西北军，都是靠这个蒙混过关。他发现当时很乱，想坐黄包车的人太多，担心自己业务不熟练会露馅，又赶紧扎破了车胎。

马志超本来是打算在朋友家躲藏几天，然而西北军又要挨家挨户搜查，所以马志超最后就只好化装成鸡贩子，冒险逃出西安。

马志超出城之后，据说一口气跑了二百多里，才敢停下。

西北军当时也曾捉拿岳烛远，岳烛远也是化装逃走的。西安警察局、特务站，包括电台，整个被端，马志超与岳烛远又临阵而逃，戴笠那边当然得不到任何消息。

而这，也正是戴笠最终不得不跟着宋美龄等人，亲自去西安的原因。

不去死路一条，去可能会死，也可能不死，不死就是大功一件，他总不能坐以待毙。

但是戴笠能够成就那么大的气候，靠的不只是豁得上，敢冒险，他当然也脑子够用。如此大事，他不知经过多少权衡，大致上的把握还是有的。

第一，他布置在西北军、东北军的眼线，不只是陕西站，就是张学良的身边，也有他的人。他对张学良本人，和西北军、东北军的情况远比一般人了解，他的亲信与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关键时刻必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第二，戴笠与张学良的交情很深。张学良当年在南京治病，蒋介石派去保护他的正是戴笠。后来戴笠成立特务处，张学良还送了他一套房子。

这房子在南京洪公祠对面，正是特务处的办公总部。

但是戴笠这些权衡，当然不会告诉别人，他还要做出必死的样子。

首先在特务处礼堂召集部下大哭，说我此去凶多吉少，但我决心与委员长共存亡。

然后把儿子戴藏宜从上海召回，当着全家人留下“遗言”：我此去必无生还之理，但我惟有效忠领袖，万死不辞，望家人勿以吾死为悲……

当时宋美龄去西安，一般人都觉得凶多吉少，所以机场之上，古鼎文夫人才会大哭不止。而那时候的戴笠，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只有一句：“有领袖就有我，没有领袖就没有我。”

戴笠终于到西安了，他去了，立刻就要求面见蒋介石，但是张学良却迅速把他关进了地下室。

讲义气的张学良果然没让戴笠失望，那一刻，戴笠对自己的命运彻底放心。

戴笠是西北军、东北军将士最想杀的人，他实际上一到西安，张学良的部下就纷纷要求：“速杀戴笠，以绝后患。”张学良如果要杀他，不用这么费事，他把戴笠关进密不透风的地下室，正是为了保护。

所以戴笠这时候就敢闹腾了，一再要求见张学良、蒋介石，总是被拒绝，也不罢休。直到张学良亲自来见他，给他看了那些要求“速杀”的报告，他才消停下来，表示绝不随便离开地下室。

不过他也把南京的情况告诉了张学良，劝了一番。更重要的是他还在地下室写下一张纸条：“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他以后不知道曾多少次把这张纸条拿给人看，这成了他的资本。后来蒋介石当然不但没有怪罪，还在《西安半月记》里提到了他，并给他颁发了一枚“西安事变纪念章”。

所以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人后来都说，戴笠的得宠，真正是始于此，徐恩曾等人的失势，也真正始于此。他们那些人当时都没站好队。

还有人说，戴笠此后看管张杨的态度截然不同，也与张学良对他的保护关系莫大。这其中只有最了解戴笠的郑介民，从一开始就呸呸呸，说戴笠太聪明了。

戴笠的西安之行，有真有假，有对蒋介石的考虑，也有对自己命运的权衡，但他若论冒险，是一直都有，若论视死如归，则肯定谈不上。

戴笠从西安回来不久，就急性盲肠炎发作，住进了医院。这本来不是大手术，但他却紧张死了，就怕被人暗算。

他一面命令亲信沈醉在外警卫，除非提前预约，或宋子文、杨虎等人，一律不得放进，一面又让特务处的上海督察陈质平，日夜守在病房内陪伴。以至于胡宗南都差点被沈醉挡驾。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是促成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关键，戴笠军警特系统的发展，后来也到了庞大惊人的地步，所以他就终于“飞机失事”了。

这事如果从正常失事的角度去想，就是千算万算算不过天，从人事方面去想，那就是跟着戴笠混难，跟着老蒋混更难，枕边总放着本《战国策》的蒋介石，其实最懂得戴笠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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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鸦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