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格的营救行动，带进来一个叫李德的人，让红军损失8万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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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17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逮捕了共产国际特工牛兰。

8月12日，国民党引渡成功，一队宪兵把牛兰夫妇，和他们4岁的儿子吉米，直接押到了南京。

牛兰夫妇的身份从搜出的文件看，是完全可以确定的，但是这对夫妇却从一开始，就让租界和国民党陷入了尴尬境地。租界其实是巴不得国民党赶紧引渡。

因为牛兰夫妇一进去就没打算活着，他们始终一字不吐。这让租界和国民党一面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一面又无法证实他们做了什么。

两边甚至连他们的真实姓名、国籍、来历也无法确定。

所以这就像捅了个马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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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苏共和国内民主人士，对牛兰夫妇的营救是必然的，可是这事居然还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大营救。

牛兰的公开身份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上海机构的秘书长，而泛太平洋产业同盟，是一个全球性质的工会组织。

所以牛兰夫妇一被捕，法国工会联盟就发电抗议，国际反帝同盟组织主席明岑贝格，就发起了一个“保卫无罪工会秘书”的运动。

然后，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等32人，和世界劳动妇女领袖、国际红色救济会主席蔡特金，又纷纷致电给刚刚回国的宋庆龄，希望她能出手营救。

于是这事到了最后，就让爱因斯坦、罗曼·罗兰、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一大批国际名人，也加入了总部设在欧洲的“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

这当然会让公共租界吃不消，让国民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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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巡捕们从一套房子里搜出的300份文件，显示了牛兰夫妇的重量，国民党当然不能轻易放人。各方的呼吁、营救既然不好回应，他们就干脆概不回应。

实在撑不住了，他们就表示查无此人，牛兰夫妇不在他们手里。

以至于时间一长，有传言说，牛兰夫妇已经承认了间谍身份，被秘密处决了。

然而中共特工和共产国际特工不是吃干饭的，他们综合了各种情报加以分析，不但确定牛兰还活着，而且还确定他依旧没有暴露。

于是两家机构就都向各自的成员，发出了具体营救命令。

他们因为牛兰除了那些文件以外，实际上依旧掌握着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的大量机密，足以影响到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存亡，最后还决定联手行动。

也就是共同设法取得牛兰还活着，并仍在国民党监狱中的证据，以宣告世人，迫使国民党要么出示证据，公开审判，要么放人。

于是这之后，中共专门负责此事的潘汉年，与后来被称为“红色谍王”的佐尔格，就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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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与佐尔格早就认识，佐尔格来到中国后，潘汉年本就是他的主要联系人。所以他们两个就很快碰头，很快达成了一致。

那就是必须设法拿到牛兰的一封亲笔信。

国民党对牛兰的消息封锁得如此严密，要取得牛兰亲笔信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佐尔格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这使他能够在国民党上层来去自如。他同时也建立起了一个更为隐秘，并四通八达的网络，当然比潘汉年更有条件。

佐尔格和牛兰，其实都是在1930年，被共产国际总部派到中国的，只不过他们分工不同。

真实国籍乌克兰，真名叫保罗·鲁艾格的牛兰，主持的是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站。

他不但在短时间内，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系统，拥有了一个地下印刷厂、多处秘密会议机关和联络机关，还成功地完成了共产国际对亚洲各国提供的所有资金的运作。

有关资料记载，牛兰自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被捕期间，每月平均提供给中共的资金多达两万五千美元，高出了其它支部十几倍。

而佐尔格，则主要负责情报工作。这位列在世界前十的著名特工，最终达到了什么程度不用多说，他那时候其实还为中共中央苏区解决过武器问题。

当时，中共江西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大约65000人，但只有不到4万支枪，剩下的就只有大刀长矛。佐尔格一下子就从德国输送给国民党的武器中，“偷走”了2万支步枪，和上千箱子弹，并成功地运到红军手中。

可以说，共产国际当时派遣的这两个人，都是特工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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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尔格接下来，就把寻找关系的任务交给了他网络下的中国籍特工方文。而方文特工网络中的柳忆遥，也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关系。

柳忆遥是浙江人，他与国民党浙江系的高官多有来往，他不久就告诉方文，他有个亲戚，与浙江系加CC系的张冲相熟。

而且张冲作为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的总干事，正是牛兰案件的主要负责人。

柳忆遥说的这个张冲，可以说是国民党官员中的大才子。他手里有北平交通大学、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哈尔滨政法大学三张文凭，而且还精通俄语，熟悉苏联事务。

所以他当时既然是以调查科总干事的身份，主管情报工作，牛兰案归他管是理所当然。

张冲从整个历史来看，与中共的关系很密切，他曾经在国共合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所以他去世后，朱德和周恩来就曾经给予他高度评价，一个称他为“国士无双”，一个说了句“安危谁与共”。

只不过那时候的张冲，是不是就能“国士无双”，和“安危与共”，这很难说。因为他毕竟是国民党大员，当时也不是抗战时期，人的认识也会有个过程。

所以佐尔格系统与张冲接下来的运作，就有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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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尔格得到报告后，发出的指示是必须试试，于是方文就开始启动。

他当时完全没想到，张冲会很快答应帮忙。但是张冲提出的条件又让他踌躇。

张冲一张口就是两万五千美金，这在当时绝对是笔巨款。佐尔格“买”那两万支枪和上千箱子弹，都才花了一万美金。

所以方文当时就想，这样一笔巨款能为革命做多少事啊！用它来换一张纸条，很不划算。

然而方文跟佐尔格一说，佐尔格却高兴极了。

他说，张冲不拒绝，就等于买到了一位高级别的情报员；任何金钱都无法与牛兰的生命放一起衡量，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反正佐尔格就是重义轻财，把同志生命放在第一位的那种，在他看来，能用钱解决的事就不叫事。

但是超级特工佐尔格，在这里似乎也犯了个错误。

关于张冲索要巨款这事，曾经有很多人说，张冲应该是想试探对方是否真诚，身份有无可疑，但这恐怕是因为张冲后面的作为，想当然了。

那笔巨款，张冲到底是拿了的，而且这后面，国民党特务正是靠追踪这条线索，才对佐尔格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以至于佐尔格不得不离开中国。

谁知道人家索要巨款，是不是钓鱼呢？是不是为了让你感觉到“诚意”呢？

或许，人家并不觉得一张纸条能有多大作用，反正国民党是打定了主意不放人。他们既然从牛兰那里打不开缺口，从别处下手也是可能的。谍中谍在复杂环境中是常有的事，别以为国民党特务系统就没有高手。

总而言之，这之后，佐尔格就把这事汇报给共产国际总部了，而共产国际总部也很慷慨地批准了他的行动，立刻从哈尔滨派人，送来了两万五千美金。

但是这事又带来了一个当时谁也难以想到的不良“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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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当时在哈尔滨有一个秘密联络站，所有进出中国的情报人员都是由此转接。而这次负责运送这笔巨款的，本来只有一个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却不料，他出发之际，有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人非要跟着来。

这个布劳恩也是德国共产党员，他本来跟这事没一毛钱关系。

他之前是被共产国际派往东北侦察日本人活动情况的，但由于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人的控制很严，他完全没法展开工作，所以就只好跑到哈尔滨，在这个联络站呆了下来。

发呆的呆。

布劳恩在联络站一呆就是好几个月，这期间，他由于工作不力，受到了严厉批评，心情当然极为不爽。所以他一听说西伯勒尔要去上海，就一再请求西伯勒尔，带他换个地方。

而西伯勒尔想到自己带了那么多钱，有个帮手是件好事，也就答应了。

不过西伯勒尔是个严守纪律的特工，他对自己的任务却始终守口如瓶。他把那两万五千美金分别藏在自己身上，布劳恩到最后也一无所知。

但是西伯勒尔却没想到，他给中国带来了一个灾难性的人物。

西伯勒尔完成任务之后，就返回了东北，而布劳恩却怎么劝都不肯回去了。他擅自就在上海留了下来。

布劳恩的这种做法，当然使共产国际的领导非常恼火。他们本来是要严肃处理的，但是共产国际当时派驻中共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却对布劳恩很有好感。

结果这事就因为他为布劳恩说了几句好话，不了了之。

于是这个布劳恩在上海活动了一阵子后，就成器了。

年纪轻轻的博古那时候身兼多个要职，最大的一个是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他们两个一见如故。

然后博古去了中央苏区，布劳恩也跟着去了，他成了红军的军事顾问。

他本来做军事顾问也不要紧，但他因为是博古最信任、依赖的人，最终却以顾问的身份，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于是那之后，这位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图上作业指挥家”，就有了一处独立的房子，整天在那所房子里看地图，指挥红军作战，让红军一再遭受巨大损失。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损失三分之一，被迫转移（那时候还不叫长征）。之后西渡湘江，一战下来，又让8.3万红军剩下了3万。

据有关资料说，布劳恩的错误指挥，至少让红军损失了8万人。

所以也难怪彭总后来会勃然大怒，拍了桌子:“从你们来到苏区，我们就很少打胜仗，你这是崽卖爷心不痛！”

而这个布劳恩，正是红军战史上大名鼎鼎的李德。不由觉得，历史必然，有时候又像是偶然堆成的。

而且历史也总是非常复杂的。李德是中国红军的罪人，但他又是唯一一个跟着红军走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他后面虽然被解除了指挥权，但仍旧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共中央这边，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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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牛兰案，佐尔格和潘汉年公布的那封亲笔信，果然掀起了更大的舆论力量，迫使国民党首先释放了牛兰4岁的儿子，然后对牛兰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审理中，国民党没有得分，反而因为法国路透社、德国新闻社、上海英文版《中国论坛》等世界性媒体的曝光，使全球对国民党愤怒起来。

那时候各大媒体都说，国民党无视人权，践踏法律，恣意妄为，违背法理，不人道……

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放人。尽管当时的法庭裁决是，同意宋庆龄、蔡元培保释牛兰。

所以这场官司的最终结果就是:

国民党司法部长罗文干，以“违背政治原则”为由，改变了司法结果。

国民党先以触犯“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死刑，然后又援引大赦条例，改为死缓，判了牛兰夫妇无期徒刑。

这实际上是因为国民党当时处于两难之地。杀不能杀，放不能放，只好来个长期羁押。不跟各国意思一下，以后要钱要武器，会有些麻烦。

只不过6年后，这对夫妇自己逃走了。

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南京一片混乱，谁也顾不得囚犯。他们趁机逃出监狱，躲到上海，又回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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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鸦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