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张伯苓幼子意外身亡，张伯苓闻讯大叫：死得好，死得好

1937年，淞沪再度战起，张伯苓的小儿子张锡祜奉命驾机前往南京。由于当时气象预报技术落后，张锡祜又急于上前线对敌作战，结果途中遭遇恶劣天气，飞机失控坠毁，张锡祜以身殉国。

张伯苓的长子张锡禄率先得知噩耗，赶忙跑去告知父亲。当张伯苓看过幼子牺牲的电报后，不顾友人在旁，当即大叫道：“死得好，死得好！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话音未落，晶莹的泪水早已如决堤般涌出眼眶。

张锡祜出生于1912年，是张伯苓的第四个儿子。百姓偏爱幼儿，张伯苓自然也是如此，但是他疼爱却不溺爱，对这个最钟爱的孩子也是严格要求，从不松懈一丝一毫。

有一次，正在南开中学就读的张锡祜违反了课堂纪律，老师并没有因为他父亲是校长而纵容他，反而直接告到张伯苓处。张伯苓立刻将张锡祜找来狠狠批评了一顿，然后根据学校惯例，贴出告示以儆效尤。

张锡祜觉得父亲不给自己留面子，跑回家向母亲诉苦。母亲知道张伯苓的脾气，只得好言抚慰一番。

在张伯苓的观念里，体育是强国强种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南开中学创立后，张伯苓将这一观念推广开来，体育教育成为南开中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当时学校的经费入不敷出，但张伯苓还是修建了各种体育场地，甚至还包括当时并不多见的冰球场。

张伯苓的体育精神也影响到了家里的四个孩子，除了三儿子因肺病体质较差外，其他三个儿子个个都是体育健将。尤其是幼子张锡祜，中学时期身高已经到两米，足球、篮球、撑杆跳更是样样精通。

一次足球比赛前夕，张锡祜央求母亲给自己买双新球鞋，这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结果母亲却告诉张锡祜：“家里没有钱。”张锡祜一听就不乐意了，自己的父亲好歹也是一校之长，钱多得很，就是不拿出来用。

恰好张伯苓回到家来，听到儿子的抱怨声，也是一阵无奈。

1898年，严范孙在家中设立家馆，请张伯苓来以新学教授他家的子弟。后来张伯苓到日本考察，回国之后和严范孙开始筹备新式学校，在严家的偏院成立了一所私立中学堂，后来这所中学堂由张伯苓取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

在张伯苓的苦心经营下，这所中学堂很快在京津地区声名鹊起。由于前来求学的学生太多，张伯苓为了修建新的校舍，在天津城南一带找到了一片尚未开垦的荒地。

土地的问题解决了，办学经费从哪里来？过去学校发展全靠严家和另外几家的捐献，勉强能够维持日常开销，根本拿不出钱来建设新校舍。张伯苓只好通过其他渠道寻找筹款，最终筹到了近三万两白银，其中严家仍是最大的支持者之一。

1911年，清政府要求将天津另外两座学堂并入张伯苓的中学堂，每年能够拿到上万两的公费拨款，因此张伯苓将学校更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有了公费支持，严范孙几家的捐款逐渐停止，张伯苓也不再为办学经费而担忧，全身心投入提高教学质量和谋求学校发展上。

武昌起义爆发后，公立南开中学堂的教学受到影响，很多学生纷纷请假回家，原本该领取的经费也无法获得，课堂教学只能被迫停止，万般无奈的张伯苓只能再向严范孙寻求帮助，以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

1912年，袁世凯为了窃取革命果实，故意在京津一带制造事端，张伯苓为了学校教学不受影响，特意等到兵变平定才宣布开学。按照民国新学制规定，公立南开中学堂改名为南开学校，张伯苓继续担任校长。

虽然身居高位，但张伯苓的薪水并不多，甚至比学校的老师还要低，一直都拿着最初在严家家馆时的100元薪水。后来学校董事会曾多次要给他提高薪水，但张伯苓经历过多次办学经费困难的事情，便婉言谢绝。

对于父亲的这些经历，张锡祜从来都不知道，如今他说出“爸爸钱多得很”这句话，母亲便细细给他讲了他父亲办学的艰难过程。张锡祜理解了父亲的苦衷，便不再提买鞋的事情。

到了比赛当天，张锡祜穿着平时的布鞋上场，鞋被踢烂后，干脆就光着脚在球场上奔跑，在场的观众无不动容。而张伯苓则亲自到场边当啦啦队，给儿子加油助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高中尚未读完的张锡祜决定投笔从戎。北洋水师出身的张伯苓深知空军的重要性，支持儿子去报考中央航校，而张伯苓的夫人虽然清楚飞行员的危险性，却也没有阻拦，只是在心中默默为儿子祈祷。

张锡祜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空军第二十分队担任队长。1937年，张锡祜刚刚和未婚妻张乐民订婚，就接到命令开赴前线，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张伯苓得知儿子上战场的消息后，曾在南开中学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兴奋地说：

“我不因为儿子赴前线作战，凶多吉少而悲伤，我反而觉得非常高兴。这正是中国空军历史上光荣的第一页，但愿他们能把这一页写好。”

“七七”事变之后几天，由于张伯苓的爱国抗日活动，南开被日本人视为目标，公然宣称要轰炸南开。果然，日军还没完全占领天津，就对南开发起了轰炸，一时间整个校园变成了一片火海。

南开遭轰炸后不久，张伯苓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准备在重庆再造南开。工作之余，张伯苓总喜欢盯着天上的飞机出神，当有好奇的学生问张伯苓原因时，张伯苓自豪地介绍说，自己的儿子张锡祜是一名空军战士，也许天上的飞机就是他儿子驾驶的。

张锡祜牺牲之后，张伯苓将儿子的后事托付给儿媳妇张乐民，自己则继续忙于学校建设。许多西南联大的学生受张伯苓和张锡祜的激励，投笔从戎奔赴战场，不少人选择报考航校，临行前还特意登门向张伯苓夫妇告别。

为了不让夫人悲痛过度，张伯苓将阵亡通知书一直放在学校办公室，并且叮嘱身边人谁也不能说出真相。之后的8年时间里，张伯苓的夫人虽没收到幼子的一封信，却也从不问儿子的去向，在心中强忍着牵挂。

直到抗战胜利后，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回来了，张伯苓的夫人终于忍不住，央求丈夫告诉自己实情。张伯苓告诉夫人，小儿子早在8年前已经阵亡，还劝说夫人不要太过伤心：

“这叫求仁得仁，他去就是要报国的，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后来，张伯苓的夫人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大哭了一场，自此再也不提这件事情。而张锡祜的未婚妻则改嫁他人，丈夫同样是一名空军，二人生下孩子后取名为“南开”，以缅怀牺牲的张锡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