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象山县政府大院，经济百强县的“寒碜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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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冰川思享号

作者丨任大刚

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所能接触到的最高政府层级，就是县政府。县政府机关发生的事情，最容易引起普通公众的高度关注。

近日，浙江象山县“寒碜”的政府大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照片中，象山县政府的大门显得简陋狭小，与现今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该县宣传部一工作人员表示，门面虽旧，但房屋一直能用，也没有漏水等问题，可以满足正常的办公标准，院内还有一个省级保护文物“淳熙井”。

公开资料显示，象山县曾在2024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单中，位居全国第53位，成功入选“2024年中小城市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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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县政府的消息，最近还有几则：

3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22年，湖南汉寿县实施“靓城战略”，“拆围透绿”工作，自2022年以来，汉寿县共拆除115处围墙、复绿9万多平方米。打通连片老旧小区，增设休闲广场、停车场。除中小学校外，县城38个机关和事业单位均拆除了围墙。

报道还称，早在2014年，湖北黄石市发出公告，自当年5月1日起，市级机关大院对市民开放，4月至9月为每天6:00至22:00；10月至次年3月为每天6:30至21:30。开放地点为除市级机关大院内办公大楼外的公共场所。

2016年，国务院发布《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各地积极响应。当年，安徽泾县10家政府机关大院自拆围墙，政府机关大院变成市民的社区公园，并通过增补绿化面积、道路及基础设施完善等项目改造，让市民享受更多绿色资源。此后，河南信阳市、安徽舒城县、绩溪县也开放了政府大院。其中，舒城县不仅开放了政府大院，还将院内公共卫生间、停车场和机关食堂向群众开放。

此外，部分政府大院虽设有院墙和大门，但始终对市民完全开放。在西藏察隅县政府大门几乎全年敞开。有一次不知谁家的羊群跑进来，啃光了一大片叶子。

4月26日《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土坯房县委大院为何受关注”提到，河南卢氏县的县委大院带有20世纪50年代的典型风格，西四东五九排“红砖”矮房、一座两层半砖楼疏朗有序排列其间。常年在这里办公的有200多名干部职工，还有包括县委常委等班子领导。

▲卢氏县的县委大院（澎湃新闻记者 李文姬/摄）

1986年春，在卢氏县委土坯房前院老县衙旧址出土了名为“圣谕碑”的古碑，碑上刻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个字。当地人介绍，“圣谕碑”影响了卢氏历代为官者，有明代卢氏县令还一度将县衙更名为“亲民堂”。

4月29日，微信公众号“衢州发布”推送了市政府食堂对外开放的消息，公布的菜单里包含自选套餐，每份18元。同样，今年“五一”期间，重庆荣昌区政府机关食堂推出了20道“荣昌味道”小碗菜，价格从3元至18元不等。5月2日中午，一顿午饭时间，食堂就有8000名游客蜂拥而至，蒸了半吨米饭不够吃。

▲“五一”假期期间，衢州政府食堂对外开放（图/视频截图）

乡镇政府的食堂也在开门迎客。安徽黟县宏村镇春节期间，曾开放食堂接待游客，“五一”假期再度开放，每天菜品不重样；北京市门头沟区三个镇——清水镇、雁翅镇、斋堂镇也同步开放了政府共享食堂。这些食堂大多靠近景区，步行数分钟，或20分钟内车程可达，解决了游客辛苦和“吃饭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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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内地一些县政府的上述举动，在王朝时期的县衙里不可想象。这从县衙的建筑结构就可以看出端倪。

首先是最有象征意义的大堂，具体的大堂各有名称。比如明朝时宛平县的大堂叫节爱堂，清朝时上海县的大堂叫清节堂，大堂有个一致性的别号——讼堂。所谓老爷升堂，听讼断案，场面都摆在这个大堂上。

大堂的背后是堂帐，犹如现在舞台上挂的“天幕”，幕布后面并非实实在在的墙壁，而是六扇门，又叫中门，专供县太爷升堂时进出，所以这堂帐上齐门枋、下及于地，从中间上方起，呈人字形分挂两边。

由中门往前走，堂上又砌起一块石台，台上再放一张长方形公案和一把靠背椅子，这就是县太爷高高在上的地方了。

公案之上及两边，有印包、签筒、笔架、砚台和醒木，以及写有“回避”“肃静”等字样的虎头牌面之类。

大堂前也有一面大鼓，放在一个高高的木架上，叫作堂鼓：和鼓楼的作用不同，它是用来作“放衙”的。所谓“放衙”，就是宣布县太爷下班。明清时期，衙门上班退堂的信号改为敲榔子击云板，但是堂鼓依旧放在那儿，专供来不及写帖子告状的老百姓鸣击叫冤用。

▲《九品芝麻官》剧照（图/视频截图）

大堂后是二堂，和大堂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公开审理，一个是秘密审理。二堂的后面，有的还安排有三堂，有的安排为后衙，也叫知县廨，包括县太爷的书房及其家属生活起居的上房、仆人房、师爷房、花厅等许多建筑。

其中最心脏部分的是签押房，是衙门一把手的办公厅。签押房，也就是机要办公室，上司下发或平行街署平移的机密文件，按规定也必须在签押房里拆阅。

古人往往称州县官署的具体办公场所为“堂前”或“门上”，这就是泛指大堂前面左右两侧的廊房式建筑了。从宋徽宗崇宁年间起，开封和祥符两县分知县属为士、户、仪、兵、刑、工六曹，大观年间，令天下州县都照此式修造，从此一直沿袭下来，统称“六房”。

五脏俱全的衙门以知县廨为中心。知县以下，还有丞、尉、主簿、典史等其他佐官和属员。按秦汉以来的传统，他们并不与县太爷合署办公，而是另有专门的署。这些署可以是放在县衙门内部或连在一起又单独对外开门的，也可以是靠近县衙门但单独建造的。不过有一点定为制度，即主管教育的学署必定单独起屋，以为如此才能显得更“清要”一点。（以上内容来自完颜绍元《天下衙门》）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古代衙门没什么公共性可言，它的功能和事务主要有三：第一，征收赋税及安排徭役；第二，治安和决断民事刑事纠纷；第三，掌管文教。个别时期可能会举办一些社会福利。它就是朝廷派驻地方的统治机构，并不为地方老百姓提供服务。

而且可以看出，在古代，闲杂人等不可以随意进出衙门。普通人只要不涉及上述三项衙门事物，通常也没什么事情要去衙门办理，都是自行解决，不必劳动官府。而因为交通不便，县令本人下乡很麻烦。朱元璋甚至规定，县令不准下乡，以免滋扰百姓。官民之间的直接互动，并不多见。

但这种衙门建筑显然不适合现代社会。现代政府有很多新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广义的经济功能：产业发展、招商引资、财税收支、资产管理等等，不是几个人忙得过来的；古人的生、老、病、养、死，基本上自己解决，不跟政府有关，现在也要全部管起来了，要有相应的部门提供服务；过去的官学顶多只有一所，现在遍地是学校，政府也要负责；至于现在的治安及民事刑事，也远非古代可比。古代的衙门建筑，根本承载不了如此多的功能。

现代政府职能与古代政府相比，虽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本质上完全是两回事。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与县乡两级政府之间，可以说关系异常之多。县政府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公共建筑，而不再是古代的“统治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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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县令没有发展经济的考核指标，更没有“县财政”的概念之类，只要能将就使用，上级就不会给一笔修衙门的钱。加上县令的任期很短，一般只有三四年，所以，他们对县衙门的修造并不热心，得过且过，所谓“官不修衙，客不修店”是也，都是过客，修好也是别人享受，何必费这个神？

县令也是“理性经济人”，真要搞修建，还不如修水利，说不定可以在御史那里留个好名声，得到升迁机会。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有人看到修造政府办公场所的发财机会，有人在修造县政府时，获得权力膨胀的心理满足。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县级政府的办公大楼巍峨壮观，显得比五角大楼还气派，让人望而却步；有的门楼雕梁画栋，精美绝伦，让层级更高的政府机关黯淡失色。

这是在传统和现代面前的双重失序，一方面，它试图以现代方式，传承老百姓对县衙门的畏惧，另一方面，它又罔顾传统的“官不修衙”，利用“县财政”的自主性，挥洒自如，把县政府的修造变为满足私欲的举动。

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县政府办公场所既丢失了传统衙门的“朴素”传统，也不具备现代政府办公场所的公共性。人们一方面以“朴素”的县衙门来批评县政府办公场所的奢华，另一方面，又以现代政府职能的“人民性”，批评其拒人于千里之外。

▲“五一”期间的荣昌区政府（图/CFP）

上文提及的多个地方县级政府则走出了上述窠臼，以朴素门面、开门接纳市民停车与休闲、开放机关食堂，向公众展示其“人民性”的一面，宣示其办公场所是公共建筑，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

对一个门禁森严，让人望而却步的县政府，一般公众不会觉得那个地方能够为“我”提供服务；公众可以随意进出的县政府，才会让人觉得，那是“我们”的政府，是可以安心享受服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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