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价创54年最大涨幅！“吃米大国”日本为何闹“米荒”？米究竟去哪里了？

随着大米价格达到50年来的高点，日本，一个以米饭为主食的国家，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米危机。日本米价自去年秋季以来持续攀升，10斤一袋的大米从2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00元）快速翻番至4000多日元（约合人民币200元），让“吃米”这件事变成了沉重负担。 5月23日，日本总务省公布的4月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大米价格较去年同期暴涨98.4%，创下自1971年以来的最大涨幅。日媒甚至评论称，日本大米正堪比“吃不起的黄金”。

▲央视新闻截图

然而，当消费者为高价米叫苦不迭时，另一幅景象却令人心酸：辛勤耕作的稻农时薪竟低至10日元（约合人民币0.5元）！今年3月底，东京市中心还出现了呼吁将“时薪10日元”提高的示威活动。

一边是米价飙升如黄金，一边是稻农时薪低至10日元。这巨大的反差背后，究竟隐藏着日本农业怎样的结构性困境？

政府放粮，农协“截胡”

储备米去哪了？

日本政府表示，此番米价高企，一是由于去年夏季的极端高温导致水稻广泛歉收；二是疫情后旅游业复苏，推动日本餐饮业对大米需求的激增。然而日本米少、米价贵还源于更多的深层次问题。为增加市场大米供应、抑制米价持续上涨，日本政府自今年3月起，向市场投放储备米，但效果有限。日本农林水产省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27日，投放的储备米中，真正流入零售市场的仅7%。

▲经济学家认为，释放的储备米95%被农协买走 央视新闻截图

那么，这些米去哪了？3月18日，日本农协从受政府委托的仓库中接收了此番中标的储备大米。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农协通过竞标收购了其中95%的储备米，仅3月和4月两次投放，农协就囤积了约20万吨大米。于是，在2025年的日本，魔幻般地出现了“政府放粮、农协囤粮”的局面。

日本新上任的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24日说，政府计划直接将储备米卖给零售商，而非像之前一样拍卖给中间商，希望以此平抑米价。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札幌市发表演讲时表示，政府将绕过那些阻碍政府控制价格的拍卖机制，与零售商“直接签合同”，同时调低米价，以一袋5公斤装大米2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出售。

限制进口，对内实行“减产政策”

是保护还是束缚？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前财务省官员高桥洋一指出，大米产量低、需求高仅仅是表面原因，2025年的“米荒”是数十年来日本推行不合理农业体制的苦果。

在日本，农民是自民党的传统票仓。以保护农民利益之名，自民党一直严格限制大米进口量。在1995年加入WTO前，日本对进口大米征收高达778%的关税，此后逐渐降至目前的227%。

▲5月21日，日本东京一家超市，大米货架上张贴着限购的提示 新华社发

日本对外限制进口，对内则实行“减产政策”。“减产政策”开始于1971年，由时任自民党首相佐藤荣作批准，日本农林水产省制定，农协负责执行。通过发放补贴限制水稻种植面积，鼓励农民转种其他作物或直接休耕，此后该政策持续近50年。

“减产政策”名义上是要预防水稻生产过剩，防止米价暴跌，但现实结果却是人为控制市场供应，成为利益团体结盟牟利的手段。

数十年来，日本政府明里暗里执行的“减产政策”，打击了稻农种稻的积极性，抑制了日本农业的竞争力。这一政策还带来长期的不良影响，农户依赖补贴，缺乏商业思维。

农户“老、散、小”

产业结构陷入困局？

以小农户高度分散、从业人员急剧老化、生产成本高昂、难以适应现代化市场竞争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结构，不仅使深陷其中的多数米农无法分享到米价上涨的红利，反而日益贫困化。

日本的稻米生产长期以来由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农户构成主体。而个人农业从业者中，有多达76%经营的耕地面积不足2公顷。这些小规模农户往往收入微薄，甚至亏损，许多人不得不兼职或种植其他作物、养殖牲畜以补贴家用。

▲调查显示，日本农民平均年龄已超70岁 央视新闻截图

现代化农业生产离不开机械化，但对日本绝大多数小农户而言，动辄数百万乃至数千万日元的农机购置费用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要成为一个日本新农人，购置基本农机起步至少需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0万元）。

这导致小规模农户的生产成本畸高。例如，耕地不足0.5公顷的农户，其生产一袋60公斤大米的成本，竟是拥有50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型经营体的近3倍。

在日本，农户高龄化加剧、农地荒废、农业人口流失现象严重。

今年2月，日本国会众议员讨论会上公布的数据证实，日本农民平均年龄已超70岁，再过5到10年，农户数量将急剧减少，届时大米价格可能飙升至每5公斤1万至2万日元。而到2040年，农户数量预计将进一步缩减。

米价节节攀升

为何稻农反而很受伤？

日本农林水产省的农业经营统计调查显示，2022年，稻农（水田经营者）年均农业纯收入仅为1万日元。若以平均劳动时间1003小时计算，时薪约为10日元。即便在2023年，各项成本上涨后，最终年收入也仅为9.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874元）。

与之相对，近年来积极扩大规模的农业法人实体，特别是拥有15公顷以上（占法人实体的52%）乃至50公顷以上的大型经营体，年收入可观，后者甚至高达1471万日元，收益差距巨大。

▲5月12日，日本石川县农民在播种水稻 据视觉中国

此外，大米销售价格虽提高，但肥料、燃油、农业机械维修费、人力外包成本也都在大幅上涨；农民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多数农民仍需依赖农协或批发商销售稻米，需缴纳高额分销手续费；部分农民宁可选择少种植，维持现有补贴，也不愿增产。

这带来的后果就是，日本水田面积和大米产量不断下降，抗风险能力也逐年变差。

日本“米荒”的原因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它揭示了日本农业政策的弊端，敲响了粮食安全的警钟。

红星新闻记者 邓纾怡 实习记者 周月潇 综合央视新闻、环球时报等

编辑 郭庄 责编 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