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CMF专题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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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5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余永定、杨瑞龙、刘尚希、李迅雷、洪灏、秦聪联合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秦聪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热点背景：投资驱动vs消费驱动：经济学家在“吵”什么？

二、热点聚焦：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

三、政策建议： 从“区分着力”到“形成合力”

一、热点背景：投资驱动vs消费驱动：经济学家在“吵”什么？

2023年1月，林毅夫教授的一段关于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指出了“消费驱动经济”这一思路的不足之处。在同一时间，余永定教授提出, “投资具有双重作用，投资不仅在短期内刺激经济需求，而且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对于消费拉动经济的能力、包括发放消费券的作用等表示疑惑。随后，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老师发表了《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误导中国吗》的文章，回应了林老师对消费驱动经济的批评，再次强调中国经济应当由消费驱动。在这一轮的交锋后，中国经济到底应该是由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一些专家学者也陆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但需要指出的是，热点的爆发时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林老师的这段视频实际上是2017年7月的访谈视频；而滕泰老师在2020年前后也已经提出了其消费驱动经济的核心思想。由此不难看出，关于中国经济驱动力量的探讨并不是近几年才开始的。

关于这一讨论的起点，我们在中国知网上以“消费驱动+投资驱动”和“消费拉动+投资拉动”两组关键词进行检索，对历年的相关研究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相关讨论的大致起始时间为2008年，即以“消费驱动+投资驱动”和“消费拉动+投资拉动”为关键词和主要内容的首篇文章发表于2008年。研究热潮出现在2008年和2012年，分别对应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国际影响传导至国内，引发人们对于出口拉动型经济的担忧，并思考投资和消费应该由谁来弥补出口拉动能力下滑的影响。尽管2023年并未遭遇类似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但在后疫情时期，外需承压的背景下，我们同样面临着相似的选择。

那么，支持“投资驱动”与“消费驱动”的两派学者，其核心观点究竟是什么？双方的主要分歧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选取林毅夫教授与滕泰教授分别作为“投资驱动”与“消费驱动”的代表人物来展现两派主要观点。

林毅夫教授认为，第一，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依靠产业不断创新、不断升级，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则需要依靠投资。在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以后，家庭收入增加，消费者增加，投资跟消费共同变成经济增长的组成部分。因此，经济的起点是投资刺激，投资带来生产力提升，进而惠及家庭、增加家庭收入、增加消费。第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理论上说不通，而在经验上，也有美国、欧洲家庭过度负债造成危机的前车之鉴。

滕泰教授主要有以下三个观点：一是经济增长是从发钱、发消费券促消费或其他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改革开始；二是中国居民储蓄率高，不会陷入负债消费的陷阱中；三是“投资驱动”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包括投资率高、投资效率低、产能过剩等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探讨的“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是一个财政问题，焦点在于财政预算资金应优先投向投资还是消费。具体来看，我们既不是在探讨经济增长是否应依赖家庭消费或民间投资，更不是要研究如何干预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是聚焦在财政资金有限的背景下和“稳增长、促发展”的宏观目标下，财政支出应优先支持投资还是消费，才能取得更优效果。

关于讨论“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的原因，从长期视角来看，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我国已经持续实施了近二十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理论上，积极财政政策的边际效应正逐渐递减。这意味着，由于长期以来财政支出偏重于投资领域，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可能也已呈递减趋势，因此亟需讨论是否应转向以消费为主的政策路径。第二，财政可持续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宏观政策。尽管目前中央仍具备一定的举债空间与能力，但积极财政政策终将逐步退出。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政策发力点，以确保在政策态势转变之后，经济已具备自主发展的能力。第三，经济规律预测了拐点。理论研究普遍认为，不同发展阶段对应不同的财政支出重点，支出重心将逐步由投资转向消费，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判断这一阶段性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从短期视角来看，讨论的原因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尽管中美经贸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关税战”反映出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此时，国内需求必须承担起“稳定器”的角色，那么关键问题是这一“大梁”应由投资还是消费来担当？二是当前我国财政收入能力下降，如何精准、高效地使用有限财政资源显得尤为重要。三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消费与投资的表述发生变化。2020-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消费与投资的表述分别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通过在优先次序上将消费置于投资之前，政策或传递出更加重视消费的信号。2022年12月明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后，2023年1月这一讨论开始。

二、热点聚焦：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

投资与消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二者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如下：投资的增加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在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下，家庭收入随之增加，进一步导致消费水平提高，产生新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增加又会产生新的投资。在这个经济循环中，虽然我们只看到了投资与消费，没有看到经济增长，但投资与消费形成良性互动的结果就是推动经济增长。需要认识到的是：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有效投资支持形成有效的产品与服务供给，投资是始发环节；另一方面，所有经济活动包括投资，出发点和归宿是满足消费。上述传导环节中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会导致经济发展出现问题。因此，消费与投资在经济体系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引入两个经典理论模型来讨论消费与投资的关系。首先，通过凯恩斯的现代国民收入理论说明财政支出的重要性。第一条方程Y=C+I+G是只考虑内需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即GDP=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其中，政府支出可进一步细分为消费性支出与投资性支出。

第二条方程C=a+c(Y-T)是消费函数，具体含义为消费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无论收入多少都必须进行的基础消费（例如基本生活需求）；二是与收入水平相关的可变消费支出，即收入越高，消费越多。可变部分的系数c体现了边际消费倾向，影响消费的实际收入为可支配收入，即扣除税收后的收入部分。其中，边际消费倾向系数c代表每增加一单位收入所增加的消费量。例如，若c=0.5，则表示每增加1元收入，将有0.5元用于消费。

第三条方程I=i+h(Y-T)是私人投资函数，其结构与消费函数相似。

第四条方程G=G*是政府支出函数。其中，政府支出为外生变量，个人收入的变化并不会直接影响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

将第二、三、四个方程代入第一个方程可以得到国民收入的基本表达式。

式1、国民收入基本表达式

式2、公共支出乘数

我们关注公共支出乘数这一核心指标，用于衡量政府支出变化带来的GDP变化的倍数。根据该理论，公共支出乘数为大于1的正数时，意味着政府每增加1元支出，GDP的增量将超过1元，说明政府支出对经济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尤其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时，乘数效应会更为显著。需要说明的是，政府支出主要指购买性支出，即通过政府采购推动市场需求增加，从而带动供给。企业获得利润，员工获得收入，进一步推动消费，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部分经济学者建议，政府将财政资金不用于投资，而是直接转移至居民个人，即转移性支出。但这一类型支出的乘数效应较低，因为现实生活中，居民常将部分转移所得储蓄起来，因而其乘数效应不如政府的购买性支出直接有效。

其次，通过介绍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提出的公共支出结构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更加直接揭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该理论将人类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中期和成熟期，并分析了各阶段政府公共支出的结构性变化。在不考虑军费支出的前提下，民用支出可分为三类：公共积累支出（投资）、公共消费支出（消费）和转移性支出（向居民直接发放资金）。在三个阶段中，公共积累支出呈现“先升后降再回升”的趋势：初期，经济水平与基础设施薄弱，积累不足，交通、水利等公共物品具有显著外部性，私人部门供给不足，政府必须介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这一阶段的政府投资比重较大，增长较快；中期，随着私人部门发展壮大，部分公共物品可由政府与私人合作提供（如PPP项目），此时政府投资规模适度下降，增长放缓；成熟期，原有基础设施逐渐老化，需要更新换代，因此政府投资的比重和增长速度有所回升。公共消费支出则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呈持续上升趋势。经济发展促使居民对消费质量和公共服务提出更高需求，政府需提供相应的公共消费品作为对私人消费的补充。例如，若政府鼓励购买新能源车，就需要政府建设充电基础设施。

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当前中国投资与消费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以下五点基本判断。

判断1：总需求不足问题依然当前宏观经济的突出矛盾。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依然契合当前现实，这表明从投资和消费两方面着手，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在当前阶段具有重要意义。从物价运行情况来看，4月份CPI(-0.1%)、核心CPI(0.5%)低迷，反映出消费依然低迷；年内PPI持续走低，显示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年内PMI围绕荣枯线震荡，4月份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下行至收缩区间，进一步印证有效需求不足。

判断2：在三大需求中，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重要性仍有待提升。长期以来，普遍观点认为中国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年份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均高于投资，尤其是在2010年至疫情前，这一趋势尤为明显。从年度数据来看，2024年底，消费、投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4.5%、25.2%、30.3%；消费、投资、净出口分别拉动GDP增长2.23个、1.26个、1.52个百分点。从季度数据来看，2025年1季度，消费、投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1.7%、8.7%、39.5%；消费、投资、净出口分别拉动GDP增长2.79个、0.47个、2.13个百分点。可以发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持续上升，而投资则呈下降趋势。尽管消费已经发挥关键作用，2025年一季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7%，但重要性仍有待提升。因为，对比东亚国家、金砖国家、东盟国家等，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普遍处于60%至80%的区间，而中国目前的水平为50%左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判断3：消费率与投资率存在错配。尽管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已有明显差异，但我国消费率与投资率之间依然存在不协调的问题。我国2023年整体消费率56.8%，而许多国家该指标已超过70%；若剔除政府消费后，仅考察家庭住户的私人消费率仅为39.6%，而美国接近70%，印度及东盟国家约为60%，即使在高福利的欧元区国家，私人消费率也普遍在50%以上。从投资率来看，我国2023年投资率41.1%，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普遍约20%的水平，也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说明投资比例偏高。

判断4：消费需求不振。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模型，高速经济增长通常需伴随较高比例的投资，提升消费比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速，并挤占原本用于投资的资金。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若消费需求疲软，将抑制企业投资意愿，进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因此，当前亟需关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消费需求是否疲弱，二是投资需求是否过热。首先，我国确实存在消费需求不振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自2023年末以来的下行趋势没有根本性扭转，疫情管控措施调整之后对消费的修复基础仍然不牢；二是尽管疫情管控措施调整后消费意愿有所回升，但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在低位徘徊，成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根据上述凯恩斯理论，消费受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共同影响。数据显示，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2000年以后我国失业率基本处于自然失业率区间。收入和就业相对稳定，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边际消费倾向——即居民是否愿意花钱。疫情前居民储蓄倾向已有明显上升趋势，疫情后储蓄倾向出现加速。居民储蓄倾向提升直接推动了居民存款规模的增加，意味着居民的消费意愿偏低，从而进一步抑制消费增长。

判断5：投资存在一系列问题。第一，投资乘数普遍不高，投资杠杆能力趋弱。由于数据限制，以2017年数据为例进行说明。鉴于投资的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可以合理推断当前的情况理论上不会优于2017年。投资乘数可简单理解为：每投入1元资金，能够带来多少GDP的增长；若该数值小于1，意味着投资的收益无法弥补本金。据部分学者测算，中国当前的投资乘数为1.06，更为严峻的是，全国仍有大约十个省份的投资乘数低于1，即这些地区的投资可能会存在明显亏损。第二，供大于求，价格水平下降，企业效益不佳。以2025年3月数据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速仅为0.8%，表明企业盈利状况不容乐观。第三，产能过剩，民间投资意愿不足。自2023年以来，工业产能利用率长期低于76%-80%，意味着我们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民间投资意愿不足，增速持续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三、政策建议： 从“区分着力”到“形成合力”

首先，理性看待投资，提高投资效率。一是正确认识投资的积极作用，真正经济驱动力量在创新侧，供给侧是创新的关键引领，一定是要有有效投资，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需要说明的是，“四万亿”投资产生的问题不是投资的问题，而是资金来源央地分摊比例不合理的问题。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权限相对有限，在面临财政支出责任增加时，只能通过举债应对。此外，投资领域缺乏中央有效的统一规划，地方之间的竞争导致大量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

二是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我国政府的负债率整体并不高，特别是中央政府仍有较大的负债空间，所以本轮投资应以中央为主，可以考虑进一步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中央政府债务在广义债务中的比例。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要加强顶层规划，找准投资领域，避免重复建设，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同时，经济发达地区负债率较低，经济水平较高，消费能力强，极可能已步入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的成熟期，意味着这些地区亟需对基础设施进行更新，并加大对公共设施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不宜“一刀切”地限制地方投资行为，可以让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试先行。

三是关注明确的投资方向，包括“两重”项目、及早谋划“十五五”重大项目、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等。

四是发掘潜在的投资方向，例如利用因俄乌冲突导致西方企业撤出俄罗斯市场提供的机遇，加快推进东北振兴战略；中美经贸问题凸显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性，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乡村振兴、补短板和新基建等薄弱环节等。

其次，长短期相结合，大力提振消费。在短期政策方面，发放适当规模消费券，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在长期政策方面，审慎使用收入工具，尤其是税收工具，应保持现行的税收优惠制度，慎重出台新的税收优惠制度。因为疫情期间流转税、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已渐进极致，减税空间有限；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减税政策的效果不及预期；目前不建议调整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安排。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消除居民后顾之忧，提高居民消费意愿（边际消费倾向），释放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

最后，政策协调，形成合力。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汲取能力。从短期来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盘活存量财政资金，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加快转移支付拨付，保障地方支出能力。从长期来看，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理顺央地财政关系，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系。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有机协调，短期内的政策态势仍然要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边际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从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协调效果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边际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企业和家庭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应对各种负面冲击的能力，避免经济持续下滑。三是完善地方政府考核制度，引导干部树立科学政绩观。深化对投资和消费的认识，即投资是一个快变量，消费是一个慢变量。以思想建设为根本，引导地方干部树立科学政绩观。以晋升激励为引领，与时俱进完善、细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以分权改革为试点，探索问责机制与容错机制的均衡点。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展开讨论。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之一。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现在基本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位水平。2008年的基尼系数是0.491，接近0.5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5，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的国家。根据李实教授的研究，2016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处在相对稳定的0.46-0.47之间波动的状态，意味着2016年开始我们的收入差距没有出现进一步缩小的趋势，而且收入差距仍然处在一个高位水平。

增加消费需求的正确途径应该以增加永久性收入为前提，具体包括以下八点。一是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增加居民收入，进而增加消费。二是提高满足未来消费需求的基础设施投资，例如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同类型养老院建设、专业陪护人员培训和工资补贴、医院建设、托儿所。三是消费者补贴（电动车补贴、电器补贴、养老机器人补贴），同时要符合产业政策要求。四是规范、支持课外兴趣、技能培训等服务行业发展，促进服务性消费（这一类服务是供给不足，而非需求不足）。五是增加相关财政支出，提高特定人群可支配收入，例如提高城乡养老保险和低保的覆盖放弃和发放标准、产妇补贴和儿童补贴。六是税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减少贫富差距，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七是稳定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八是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环境（供给创造需求）。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认为，在经济循环中，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政府的投资可以促进民间投资，而政府消费亦能推动公共消费并激发私人消费。因此，应该从整体循环的角度审视两者的关系。从短期来看，二者都是需求扩张的手段，扩大内需既需要促进消费内需，也需要增强投资内需。目前，民间投资增长乏力，而政府更多侧重于投资支出，消费支出则多为转移性支出，呈现结构性问题。从长期来看，投资积累物质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而消费不仅仅是对资源的消耗，还能转化为人力资本，尤其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的积累愈发重要。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而人力资本则是推动创新的关键。由此可见，消费与投资应当共同推动经济发展。

在理论视角上，经济发展、宏观调控包括财政政策的底层逻辑都要从物本逻辑转换为人本逻辑，政府投资与消费的合力应从人的需求出发进行理论构建。在现实视角上，政府的投资和消费要形成合力，理论上需要转向人本逻辑，实践中则体现在推动市民化的进程。市民化不仅是城市问题，更涉及农村的综合改革，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的深化改革。在制度视角上，政府的投资和消费要形成合力，离不开体制支持，特别是央地财政关系。要实现更有效的财政政策，必须改革央地财政关系，尤其是提高中央本级支出的占比，这一改革对于推动投资和消费的协同发展至关重要。

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近年来新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面临诸多挑战。国际循环受阻，特朗普上台后实施高关税政策，尽管贸易谈判尚未定论，但预计今年出口将出现负增长。若出口负增长，将导致大量商品转向内销。自2012年底以来，中国的PPI大部分时间为负，表明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此外，过剩的房地产和生产设备拖累经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债务增长大致为GDP增速的三倍，严重影响了双循环的良性运行。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推动消费增长已成为必然选择。

从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结构的角度来看，促进消费的关键在于改善收入分配。首先需要增加居民的整体收入，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从而有效促进消费。同时，收入增速应超越GDP增速，避免消费增速落后于经济增长。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受到政府财政结构的影响。目前，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占比相对较小，这一结构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率。为了增强调控信心，建议调整为50%的支出分配给中央政府，从而提升宏观调控的效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到投资应注重对人的投资，因此，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实际操作中，优化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推动对人力资本、消费、农民工和城市化等领域的投资。

著名经济学家洪灏认为，尽管中国的投资水平相对较高，但传统文化中“未雨绸缪”和“养儿防老”的观念使得中国的储蓄率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同时，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这导致了高储蓄与投资的并存，从而缺乏强劲的内需。尽管政府采取了包括消费券在内的刺激措施，促进了短期消费回升，但这些措施并未带来收入的永久性增长。如果中国的投资继续保持强劲，而消费持续疲弱，将导致中国外贸盈余和经常账户盈余的持续增长。进行结构性改革，使消费占主导地位，是任重道远的一项任务，需要更多、更有力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消费和投资的格局。

作为全球主要出口国，中国长期保持经常账户盈余，这意味着中国在投资账户上积累了大量海外资产。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和海外资产积累背景下，对于美国这样的全球主导国家，失衡问题显著，其试图通过关税政策解决这一问题，实现一定程度的贸易再平衡。然而，实际效果是美国进口成本上升，但通胀并未大幅波动，这表明美国厂商承担了关税压力，而非美国实体经济。与此同时，因为庞大的生产能力和高储蓄率，中国的外贸盈余可能会继续保持。中国积累的海外资产可能不再流向美国国债，而是转向其他市场，如黄金、加密货币以及中国离岸市场，例如香港股市等。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认为，在选择不同的政策手段时，以下七个原则可以作为关键考虑因素。一是对政策手段反应的大小，应选择最有力度的政策手段。二是政策手段显效的适度与结果，应选择能够较快实现政策目标，并且能够迅速显现政策效果的手段。三是政策手段克服不合理经济现象的作用大小，偏好选择能够对非合理经济现象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政策手段。四是资源成本，应选择能够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且成本花费较小的政策手段。五是选择性与变动性，应选择能够以选择性方式实现政策目标的政策手段，并且偏好具备一定变动性的政策工具。六是间接经济效益，应选择正面间接效益大于负面间接效应的政策手段。七是社会政策效应，应选择能够最大化社会利益，同时最小化社会政策成本的政策手段。在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效果优于货币政策。

关于政策的发力重点应侧重于投资端还是消费端这一问题，一方面，投资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过去，我们通常通过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了较为熟悉的思维惯性、政策机制和相关配套措施。为了防止低效投资，应建立黑名单制度，确保资金流向高效部门，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财政政策来促使消费这一慢变量转变为相对的快变量。未来，可以把消费作为财政政策框架中一个更为重要的环节。我们应出台更多能够直接刺激消费的短期有效政策，通过投资端和消费端的同时发力，共同推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