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复生,原名黄位堂,字明玉,考学堂时易名树中,字理君,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四川隆昌人。1901年入泸州川南经纬学堂,1904年毕业。是时清政窳败,国势阽危,黄复生因阅读《革命军》、《警世钟》、《浙江潮》等书刊而萌发革命思想,与同学黄方、邓洁、杨兆蓉等二十多人组织“输新学社”,以输入新学为宗旨,实则暗倡革命。
四川隆昌人黄复生
1904年秋,蜀新学社拟创办铅字印刷局,派黄复生赴日本学习印刷。初入宏文学院,旋进东京印刷株式会社。此时民主革命思潮在留日学生中蓬勃发展,黄复生与学友邓家彦、陈道循等十余人结成团体,以革命为宗旨,并与国内建立联系。1905年7月,孙中山到达横滨,同人推黄复生、邓家彦、康宝忠与孙中山联络。同盟会在东京创立,黄复生率先加入,并任同盟会本部总务部干事、四川分会会长兼负责《民报》社务。
为进行武装革命,黄复生与熊克武等奉孙中山指明到横滨随梁慕光学造炸弹。其后又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去日本小室兵工厂学造枪药。他曾与在东京留学的川人杨兆蓉、陈伯珩、陈少封、邓亚珍等,共商推动四川革命的具体步骤。当时泸州哥老会首领佘英曾手持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在茶馆、酒店宣读,表现出反满革命思想。黄复生等“闻其声名,乃函招东渡”。
黄复生塑像
1906年7月底,佘英到了日本东京,由黄复生、熊克武介绍面见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1907年初,黄复生奉孙中山之命回川进行革命活动,被成都府中学堂聘为日文翻译。在此期间,他经常与学校师生以及校外向往革命的人士联系,发展会员三百余人。为了谋划在四川举行起义,黄复生约集在成都的革命党人三十余人在草堂寺集会,决定于本年11月15日(农历十月初十)庆贺慈禧寿辰时,在成都、泸州、永宁等地起义。因为武器弹药缺乏,黄复生与税况麟、杨兆蓉等人在永宁兴隆场黄方家中秘密制造炸弹。一天夜里,黄复生因收捡炸药入瓶失慎发生爆炸,受重创而鲜血满面。税况麟善武术,擅长治疗跌打损伤,立予救治,得以不死。黄以此次重创不死,遂将黄位堂之名改名为黄复生。
刺杀端方未果
1909年初,奉孙中山之命,革命党人黄复生与汪精卫、以及喻培伦、方君瑛、黎仲实、曾醒、陈璧君等人组成暗杀小组,往返于日本和香港之间,暗杀小组以清廷大员为暗杀目标,首先确定端方成为暗杀对象。
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
端方时任两江总督,素有能吏之称,被誉为“清之长城”,在革命党人看来,清朝官员越有本事,越是革命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因此杀掉端方势在必行。
在暗杀小组中,喻培伦有“炸弹大王”之称,他与黄复生负责试制炸弹。1909年,为试验炸弹之威力,汪精卫等购一小猪,将小猪定名为他们要暗杀的对象——端方,这只叫“端方”的小猪,被汪精卫等拴在树上,又抓了几只鸡放在“端方”的周围,权当其随从。汪精卫等心中默念,谓小猪若毙命,炸端方当成功。而后,启动电门试验,一声轰鸣,烟尘弥漫处,树倒鸡飞,众以为小猪必死,然扬尘过后,视小猪犹安然无恙,众人颇为尴尬,面面相觑。
是年6月28日,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奉旨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7月,汪精卫、黄复生等人探知端方将乘火车先到北京,再转直隶,于是一面打探端方行期,一面在端方的必经之路勘察地形,布置炸弹,欲一举将端方炸死。众人昼伏夜出,苦等多日,却不想端方改变路线,已经悄悄由上海乘船去了天津,得知此消息后,众人怏怏散去。汪精卫与黄复生索性进京去伺机暗杀其他高官了,他们最先想炸死的是庆亲王奕劻,无奈奕劻侍从如云,防范极严,一时难以下手。
刺杀载沣失败
1910年,在同盟会的安排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和陈璧君先后到达北京,在琉璃厂附近开了一间“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又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活动场所。们四人一边研制炸弹,一边选择目标。
12月,汪精卫偕陈璧君、黎仲实等由香港入京,加入行动。岁末清廷派往欧洲考察海陆军的载洵、载涛两贝勒归国,黄复生偕汪精卫携皮包内藏铁茶壶满贮炸药赴东车站相候,伺载洵、载涛下车时狙击之。由于火车到达车站时,已经入夜,因不认识载洵、载涛,只“见满站皆戴红顶者,恐误中他人,遂蒙泱而返”。当时庆亲王奕劻最为专横,于是,决定以此人为暗杀对象,因奕劻戒备森严,无间可乘,才改以摄政王载沣为暗杀目标。
摄政王 载沣
载沣是大清的实际掌权者,符合最初刺杀满清高官的初衷,可以造成巨大的轰动效应,激励革命士气。他们认为,如果刺杀成功,甚至可以破坏清政府的立宪进程和改变革命形势。
随后,四个人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最后选择载沣必经的一座桥,埋上炸弹炸死载沣。具体分工是这样的,黄复生和喻培伦负责安放炸弹,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这是最危险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个死。3月31日晚,负责安放炸弹的黄复生和喻培伦慌慌张张地跑回来,说他们安放炸弹时被人发现,他们躲在附近暗中观察,不久来了一群警察,发现了炸弹。汪精卫听完两个人的讲述,认为警察只是发现了炸弹,但没有发现人,还是不要急于逃走,看看情况再说。
第二天,报纸上登载新闻,说有人要刺杀摄政王载沣,估计是因为朝廷的内斗引起的。当时,汪精卫黄复生欠缺斗争经验,竟然对新闻信以为真,将悬着的心放下,岂不知这是朝廷放的烟雾弹。
二次刺杀载沣,黄复生被捕
暗杀小组决定第二次刺杀载沣,但是炸弹没有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于是商议由喻培伦去日本买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筹款。谁知,两个人刚走不久,大批警察就包围了照相馆,黄复生被捕。
与此同时,汪精卫也在其住所被抓。原来,警察一边稳住刺客,一边通过炸弹制作材料秘密调查,先是确认了材料销售店铺,通过店铺老板找到了汪精卫。
1910年4月25日,大清国最高法院公开审理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案,主持庭审的是肃亲王善耆(大汉奸川岛芳子的父亲)。庭审现场,汪精卫和黄复生都称自己是主谋,另一个人并不知情。两人均视死如归,刺杀摄政王是死罪,多说无益,只求一死。特别是汪精卫,利用公开审理的机会,大谈革命道理,揭露载沣的立宪是假立宪真独裁,呼吁人们都行动起来,推翻大清的统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民主富强。
黄复生纪念馆陈列室
善耆还不糊涂,看出汪精卫和黄复生唯求一死的决心。他向载沣汇报:这两个人年轻人是想求死,以激励革命党的士气,我们可不能轻易上当啊。载沣也认同善耆的说法。迫于当时革命形势高涨,同时为了证明清廷是真立宪和仁德心肠,摄政王载沣决定免除汪精卫和黄复生的死刑,将二人改为终生监禁。
宣统下罪己诏黄复生获释,参加反袁斗争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清政府一面起用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一面想以笼络手段缓和人心。10月15日宣统下罪己诏并大赦革命党人。11月6日,黄复生和汪精卫获得释放。
黄复生纪念馆陈列室
黄复生被释后径赴天津,组织京津同盟会,以为中央革命之枢纽。不久,黄复生前往上海,联络南方党人,请求接济。在沪,他建议沪军都督陈其美利用江南制造厂的药料,制造炸弹,以济军需。
1912年1月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大总统派黄复生、熊克武接收川路股款,筹办蜀军。同月,黄复生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3月7日,又被委为总统府印铸局局长。为崇扬忠烈,黄复生等四十二人联名呈请南京政府抚恤为革命壮烈死难的邹容、谢奉琦、喻培伦和彭家珍为四烈士。
复生桥
袁世凯继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黄复生随临时参议院北迁。他见袁世凯心怀叵测,乃南下去上海。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引起党人大愤。时徐宝山据扬州,其势猖獗,黄复生精心研制巧藏炸弹于古物之中,5月24日徐启匣被爆炸而毙。
“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复生赴日本,创政法学校。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复生加入该党,旋被推为中华革命党四川支部长;1915年4月,因任满,改推龙光继任。同年,黄回国谋再举,在上海公共租界赁屋,秘密制造炸弹。6月,事泄入巡捕房,拘数月后由陈其美营救出狱,再去日本。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国家政权仍为北洋军阀所把持,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1917年秋,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移檄全国奋起护法,黄复生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四川国民军讨伐。10月,广州军政府任命黄复生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川国民军总司令,卢师谛为副司令。为协调广州军政府与云南唐继尧的关系,11月孙中山改任黄复生、卢师谛为四川靖国联军总、副司令。
川战爆发后,黄复生因病客死山城
1918年春,孙中山根据章太炎来自重庆的报告,以川中人心多归熊(克武),因此改任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随后,改委黄复生为川滇黔援鄂联军第一路总司令,驻重庆并兼川东道尹。由于兵力不足,加之援鄂师出无功,黄复生解印东下,寓居上海。
1920年,四川督军熊克武与省长杨庶堪失和,川战爆发。黄复生应杨之邀,偕卢师谛前往泸州,助杨组织北伐军。在熊克武和杨庶堪之争时,黄支持杨。5月,黄复生所部将熊系重庆镇守使余际唐的江防军击败。10月,刘湘助熊克武率军攻入重庆,黄复生部不敌,退往涪陵,穷蹙于夔、万之间。
1921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黄复生被派为财政科主任。1923年1月,孙中山委任黄复生为国民党本部参议。同年10月,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曹锟贿选总统,熊克武奉命讨伐曹锟,黄复生被任命为重庆关监督兼交涉员。1924年,熊克武在川战中败溃去粤,黄复生以父丧留成都。1925年国民党中央特派黄复生等九人为四川临时省党部筹备员。1926年1月,黄复生以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二大”后,被推为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伪“二大”,黄复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10月,黄复生任四川省政府委员,1930年任北平“扩大会议”海外部委员,后返成都,专办国民党四川党务。1931年赴粤,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33年8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兼政务惩戒委员会委员。
1936年黄因中风左身麻痹,落下话语不清的后遗症,于是,辞去惩戒委员职务。1943年被聘为国民政府顾问,1948年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同年10月1日,病逝于重庆鹤皋岩和湾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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