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袋米是主席特批的?”1950年深秋的夜晚,张干望着门口堆积的麻袋,手指微微发抖。邮差将盖着湖南省政府红戳的文书递给他时,屋檐下的煤油灯正被寒风吹得摇晃。
故事要从1914年那个燥热的夏天讲起。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走廊里飘着油墨味,二十岁的毛泽东攥着刚刻印的《驱张宣言》,油印机滚轮碾过宣纸的沙沙声清晰可闻。校方突然宣布增收十块银元学费的决定,像块烧红的铁块投入冷水,激得整个校园沸腾。那时的张干不过三十出头,梳着老派的中分头,站在校长室窗前看着抗议的学生队伍,后槽牙咬得发酸。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铁腕校长背后的故事。他十岁那年父亲咳死在湘江码头的货箱堆里,母亲靠给人浆洗衣物供他读书。每天鸡叫头遍就得摸黑走二十里山路去私塾,怀里揣着半块掺了麸皮的窝头当午饭。正是这种经历让张干对教育有种近乎偏执的认真——他总说 “学堂不是菜市场”,却也因此埋下了与热血青年毛泽东的冲突种子。
学生们在宿舍传阅毛泽东写的檄文时,张干正在教育司长的办公室里拍桌子。军阀派来的督学翘着二郎腿,枪套上的铜扣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张校长,军费吃紧,每个学生十块钱的'爱国捐',这是谭督军的钧令。”窗外的蝉鸣突然刺耳起来,张干盯着桌上那份盖着血红大印的公函,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两下。
这场风波最终以张干辞职收场实属必然。当开除毛泽东的布告贴在公告栏时,没人注意到校长室抽屉里锁着三封辞职信——从得知要征收学费那天起,张干就准备好了随时挂印而去。有意思的是,多年后毛泽东在窑洞里跟徐特立闲聊时才得知,当年那十块钱里有六块被军阀转手买了鸦片,而张干自掏腰包替十几个特困生垫了学费。
1945年重庆桂园的梧桐叶落得正急,正在整理谈判资料的毛泽东突然收到封信。泛黄的信笺上,张干的蝇头小楷依旧板正: “润之先生钧鉴:兵凶战危,生灵何辜?...”信尾七个老教师的签名排成倔强的一列。警卫员记得清楚,主席捏着信纸在院子里踱了二十三个来回,最后说了句: “到底是当过校长的,骂人都带着戒尺味儿。”
1950年国庆家宴上的鳜鱼蒸得鲜嫩,王季范说起张干在邵阳乡下吃红薯叶度日时,毛泽东手里的竹筷顿了顿。窗外礼花的红光透过玻璃映在餐桌上,他突然转头问秘书: “现在市价多少?我是说白米。”当1200斤粮票和500万元旧币(折合新币500元)送到张干手中时,这个曾经开除过国家主席的老校长,正蹲在漏雨的屋檐下修补学生送来的旧棉鞋。
第二年深秋的北京城透着肃杀,丰泽园的菊花开得正好。当七旬的张干被搀下车时,毛泽东已经快步走到台阶下: “老校长,还认得当年的毛石三伢子么?”这个细节是警卫员李银桥在回忆录里写到的,他说主席那天特意换了双新布鞋,还让厨师多做了道湖南腊肉。宴席上毛泽东三次举杯敬酒,张干握着酒杯的手抖得厉害,半杯茅台洒在了呢子中山装上。
临别时那箱贴着 “文房四宝”字样的木匣颇耐人寻味。张干回到住处打开才发现,除了宣纸徽墨,底层整整齐齐码着二十根小黄鱼(金条)。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老校长突然想起1914年开除公告贴出那天,有个学生在校长室窗外大喊: “张干张干,只会吃饭!”他摸着金条苦笑,眼角皱纹里蓄着浑浊的泪。
1963年正月十五的月光照在邵阳乡间的病榻上,弥留之际的张干突然挣扎着要纸笔。当省里派来的干部赶到时,只来得及看见歪歪扭扭的 “毛主席”三个字,最后一捺拖得老长,像柄没入雪地的剑。消息传到中南海已是三天后,据说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窗前站了很久,案头放着那封三十年前从重庆带来的信,信纸折痕处已经磨得发毛。
如今翻阅湖南省立一师的校史档案,1914年那页永远夹着张干亲笔写的《致全体教员书》,泛黄的宣纸上写着: “教育者当如烛,可焚身以照前路。”而在他辞职离校那天,有个穿灰布长衫的学生站在校门口,望着雇来搬行李的独轮车在石板路上碾出深深的车辙——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却也是另一段缘分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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