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团”是怎样炼成的——兼怀一代名伶赵燕侠 | 谷曙光

四个团合组“天下第一团”

汪曾祺早年有篇名文《马谭张裘赵》，发表在《文汇月刊》上，写当年北京京剧团的五大头牌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汪曾老与他们曾经同事，写起来不但笔端富有感情，而且不时冒一两句戏班里的俏皮话儿，真可谓是谈戏中的上上等文字，好看且耐咀嚼。今年三月，五大头牌里的最后一位——赵燕侠，以九十八岁高龄珠沉玉殒，“这个女人不寻常”——她堪称最后一位辞世的京剧大师。近些年，类似“一个时代的落幕”的表述几乎被讲滥，但用在赵燕侠的身上，却无比贴切。“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她这“最高花”的谢世，当真意味着一个属于京剧的时代彻底落幕了。

赵燕侠（1928—2025）

其实，马、谭、张、裘、赵合组北京京剧团，并非同时，而是有先来后到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的京剧院团林立，最多时有二十余家，其中就包括马领导的马连良剧团；谭、裘挂并牌的北京市京剧二团（更早叫太平京剧团）；张领衔的北京市京剧三团；赵为首的燕鸣京剧团等。1955年末，马团和谭、裘的二团率先合并，成立新的北京京剧团，此之谓强强联合。从12月1日开始，在天桥剧场举行建团公演，三天的大轴戏分别是《十道本》《潘杨恨》《群英会·借东风》，盛况空前，一票难求。

马、谭、裘凑在一起，演《群英会·借东风》这种戏，堪称全国独一份儿。明眼人可看出，新团的老生、花脸都是顶级名家，尤其老生，还是“两大天王”并立，但旦角罗蕙兰等，却嫌嫩了点儿，总觉不够匹配，还不如谭、裘合作时用的杨荣环、陈永玲。到1956年底，张君秋的三团加入，如虎添翼，一举解决了旦角偏弱的问题。从此，马、谭、张、裘四大头牌就在一起了，他们分别是生、旦、净中的翘楚，外加李多奎、马富禄、杨盛春等名家，阵容之坚强，搭配之整齐，真是无以复加，一时甚至有“天下第一团”的美誉。剧团的体制属于民办公助，政策很灵活，马、谭、张、裘诸人拿特批的高薪，待遇极优渥。

赵燕侠演《大英杰烈》

汪曾祺文里的五大头牌，还有一位赵燕侠，她是最后加入的，而且年龄最小。赵长期领衔私营的燕鸣京剧团，以北京为根据地，红遍全国，直到1960年才奉行政命令并入北京京剧团。赵虽然入伙最晚，但她的独立性最强，其唱念表演，颇具时代感，很能得到新社会观众的欢迎。如果没有赵燕侠，北京京剧团的整体面貌还是显得陈旧了一些；而有了赵，北京团通俗趋新的一面，就被顶起来了。因此，赵固然加盟晚，却不是可有可无的，她更能展现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风采。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民国时的堂会戏、义务戏，往往名伶荟萃、剧目精彩，令人无限怀想。1949年之后，堂会戏固然没有了，那种大合作的义务戏也极为罕见了，要想看到名家云集的演出，相对困难。彼时，“四大名旦”的团，基本都是“光杆牡丹”，一张戏票只能看一个梅兰芳或荀慧生，其余配演多不足观；但马、谭、张、裘、赵的北京京剧团，还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生、旦、净、丑每个行当都有一流人才，搭配实在齐整。要想充分感受传统戏的魅力，领略名角风采，还得看马、谭、张、裘、赵集体领衔的“天下第一团”。

三步好棋

谭富英的公子谭元寿回忆：

当马、谭、张、裘组合北京京剧团时，许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说：“马跟谭怎么能合在一起呢？谁能容下谁呢？”可是这老二位不但合在了一个团，还合作得很好、时间很长。……当我父亲扮演的刘备与马先生扮演的乔玄见面时，乔福一喊“皇叔到”，台下观众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们当时都在场，那掌声足足持续了两三分钟，戏都没法往下演了。

这话从“小谭”的嘴里说出，才显得何其真实与难得。不夸张地讲，马、谭、张、裘、赵长期在一个团合作，确是梨园奇事，在1949年之前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五人都是挑班挂头牌的大角儿，都要站舞台当中，怎么可能“排队过家家”？

谭富英教子图（教谭元寿身段、为其操琴吊嗓）

北京京剧团的组建，是有时代背景的。1955年初，中国京剧院成立，梅兰芳任院长（挂名），下辖好几个团，中青年名角云集，一时如日方升，好不风光！这是隶属文化部系统的，算“国字头”的团。不久，上海京剧院也成立了，那是以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为主的团，在南方独占鳌头。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作为京剧的发祥地，如没有动作，就显得被动了。北京的京剧团虽多，但一直各自为政，还没有像中国京剧院、上海京剧院那样整合起来，实现“强强联合”。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心气儿很高，迫切想在这方面有所谋划，有所树立。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剧团的主心骨，还在角儿，角儿强则团强。要想后来居上，就要打破常规、出奇制胜，实现第一流的大角儿的联袂合作。于是，在市领导的策划推动下，1955年底，马连良的团和谭、裘的二团率先合并，成立新的北京京剧团。这样，他们的生、净合作戏就是全国独一无二了。这是第一步好棋。

可惜北京团还缺好旦角，接着再物色当时最杰出的旦角。相关部门领导敏锐地将目光锁定在当红名旦张君秋的身上，之后就果断把张的三团并入，一举解决了旦角短板。此为第二步好棋。

当时马、谭、张、裘的结合，确实震惊全国文艺界，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据说主要领导亲自出面斡旋，并指示下属，做了大量细致认真的工作，才让名伶们打消顾虑，心悦诚服地合并。1960年赵燕侠的加入，同样体现出领导的“顶层设计”来。张君秋虽然是彼时全国中年男旦的魁首，但怎奈男旦在1949年之后已不被提倡了，新中国更看重的，是相对年轻又有培养前途的坤旦。那时中国京剧院有杜近芳、云燕铭、李慧芳等，上海更有童芷苓、言慧珠、李玉茹；不必讳言，在坤旦方面，北京京剧团是“瘸腿”的。为了弥补，也为了更胜一筹，北京市后来决定再把赵燕侠的团并入。赵领衔的燕鸣京剧团的票房极佳，加入北京团，等于又注入了新鲜血液，补上了弱项。此之谓第三步好棋。这背后亦有当时私营剧团国营化的大背景。

其实，马、谭、张、裘、赵五位本尊，也绝想不到他们能在一起合作，因为都是各自行当的“天花板”，放在民国，怎么可能？北京京剧团几次合并的背后，明显有运筹帷幄的“幕后推手”。据老先生告知，总策划就是当时北京市的“一把手”——彭真。彭真本人非常爱好京戏，且颇懂戏，他与马连良、赵燕侠等名伶的私交都好。以他的地位、影响力、决断力，加以精心筹划，设计了三步好棋，才最终实现了五位一流大家花团锦簇的合作局面。用今天的话讲，彭真在艺术上是有“战略眼光”的。

应该进一步明确的是，马、谭、张、裘、赵诸位名家的合作，固然得益于领导的筹划、行政的力量、形势的变化；但更为内化的动因，在于1949年之后，演员的思想觉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名角通过学习，在“名利”思想方面有所收敛、改观；而在团结协作和“为人民服务”上，则毫无疑问地加强了。当时的媒体也大力宣传、褒奖五大头牌的精诚合作、不计牌位。当艺术追求超越一己名利，家国意识取代帮派小团体，时代潮流碾压因循守旧，大师们的携手才真正从形式联合升华为价值共鸣。北京京剧团的金字招牌熠熠生辉，成了首都文艺界的荣光。

五大头牌的微妙关系

马、谭、张、裘、赵作为北京团的五大头牌，自是风光无限，遗憾的是，五人共同合作的局面，并未形成。这里存在风格的协调、传统的习惯等问题。如果说协同合作（指合演一个晚会），主要还是马、谭、张、裘的配合，他们在一起，艺术风格相对和谐，基本还是延续当年“富连成”的风貌格调。客观讲，赵燕侠加入晚，与马、谭、裘一起合作的时候较少（指合演一出戏），传统戏方面，她似乎只与马合演过《坐楼杀惜》。谭、裘谦德可风，给赵垫过戏（指在赵前面单唱一出）。还有个情况，赵加入一年多后，谭富英就因病辍演了。有人说，赵燕侠给谭富英配演过《珠帘寨》的二皇娘，张、赵合作过《西厢记》（张演崔莺莺，赵演红娘），似不可信。现代戏时代开启，早期的《杜鹃山》，裘盛戎演乌豆，赵燕侠演贺湘（还未改为柯湘），马连良演郑老万，有实况录音传世，这台戏至少实现了马、裘、赵三人的合作。

马连良、裘盛戎、赵燕侠演《杜鹃山》

然则，马、谭、张、裘、赵同在一团，是否一次大合作也没实现？此又不然。1960年，赵燕侠新入团，而全团因超额完成演出任务，于1961年除夕，在北京工人俱乐部举办联欢晚会，大轴戏是全团反串《八蜡庙》，马连良演费德恭（勾脸武生），谭富英演朱光祖（武丑），张君秋演金大力（花脸），裘盛戎演张妈（彩旦），赵燕侠演黄天霸（武生），李多奎演家院（末），马富禄演施公（老生），小王玉蓉演褚彪（武生）……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反串演出，令戏迷津津乐道，更是五大头牌唯一一次盛大合作，理应载入团史。

说实话，五大头牌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从年龄看，马（1901年）、谭（1906年）、张（1920年）、裘（1915年）、赵（1928年），最大的和最小的，竟相差了27岁。五人中，从行当看，两个老生，两个旦角，一个花脸。老生和旦角、老生和花脸都有大量的戏可以合演，因此，无论是马或谭，跟张、裘、赵合作都是相对容易的。俗语云：同行是冤家。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五人中最难处的关系，无疑是马、谭和张、赵两组。两个头路老生、两个挑班名旦碰在一起，在旧戏班如“乌头白，马生角”，毫无可能。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您能设想余叔岩、言菊朋，抑或梅兰芳、程砚秋在一个戏班里合作？或荀慧生、尚小云合组一班？

再从性别、辈分和出身看，五人中四男一女，马、谭与张、赵，不是一辈人，裘则介于中间。马、谭、裘三人都是富连成科班出身，分别系连、富、盛三科的高材生。马、谭是同辈人、师兄弟，都唱老生，在1949年之前皆长期自张一军，堪为一时瑜亮，但两人惺惺相惜，关系一直较融洽。裘虽然也是师弟，可小马十余岁，差不多隔了一辈，马一直叫裘的小名——“傻子”，足见关系亲近。而谭与裘在新的北京京剧团成立前，就长期合作，从太平到二团，关系自然更亲密。张君秋在五人中，年龄第二小，又是马的干儿子，出道后长期给马唱“二旦”，他当然更要尊重马。如此看来，马在五人中居长，“话语权”最大，既有大师兄的威望，又有义父、长辈的身份。赵作为五人中唯一的女性，十几岁就挂了头牌，头角峥嵘，她挑班的年龄，甚至比张君秋还小。由此言之，赵有傲气的资本，人家凭本事挣大钱，再大的角儿也不怵，颇有些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

好戏频出的关键

五大头牌皆是大名角，都挑班挂头牌，在一起如果同行相轻、互不相让，是很容易“散伙”的。民国的班社，名角林立却不欢而散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个团，能不能立住，能不能持久，五大头牌的相处之道，就成为关键。

笔者突发奇想，觉得五人的合作，有点像《西游记》唐僧师徒四人外加白龙马西天取经，他们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张力，构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既竞争，又谦让，既合作，又较劲，这样才能持久，才能好戏连台。不妨谈谈五人在演出中是如何谦退礼让的，用事实讲话，更有说服力。

谭富英在上海对记者说：“咱们（指他跟马）在科班里时就常在一起演戏了。那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在《战蒲关》中他饰刘忠，我饰王霸；在《搜孤救孤》中他饰公孙杵臼，我饰程婴。这是快三十年的事了。虽然我们私交很好，要不是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教育，人民群众的督促，你说，咱们老哥儿俩能像在科班里那样亲切友爱地在一起切磋艺术吗？”言下之意，小孩子学艺时可以在一起，成年成名后反倒不容易合作了。话讲得比较含蓄。张君秋谈到马、谭的合作时说：“两位齐名的老生演员在一个剧团里长期合作，这在解放前是不可想象的。”话就更直接了。

马连良、谭富英演《群英会 借东风》

然而，马与谭竟然就在一个团了，而且相处得很敦睦，这不能不说是京剧史上的异数。他们师兄弟之间诚然有默契，但还是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教育起了关键作用。北京团几大头牌的礼让，最突出地表现在马连良和谭富英的身上，因为他们都是老生行，而且在五人中排名第一第二，他们俩处理好了，其他的就好办了。在排名上，谭居于马之后，这就是一种敬让。

马连良的《十道本》很拿手，在扶风社都是他一人饰二角，包办李渊和褚遂良。北京团成立后，他想恢复这出老戏，但年龄大了，感到吃力，于是和谭富英商量，央谭助演李渊。而谭恰好没有此戏，本来可以一口回绝，但他没有驳师兄的面子，愿意玉成。然后马一板一眼地教了谭，两人合演，遂轰动一时。这说明谭是很“抬”马的，师兄弟的关系融洽无间。投桃报李，马连良也有谦让的时候，他们一起在上海演出时，友人央马演《失空斩》和《问樵闹府·打棍出箱》。马当然可以演，但又绝对不会演。为什么？因为这是谭富英的拿手戏，他不能跟师弟抢饭碗。马和谭，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各有各的“讨俏”的戏，互敬互让，此之谓梨园的生存之道。

谁最像沙和尚

在《西游记》的取经队伍中，每个人的作用各有不同。取经路上，沙僧淳朴憨厚，看似没什么用，实则他的地位举足轻重，是师徒中很重要的“润滑调节剂”。如果发散思维和想象力，五大头牌中，最淡泊、最像沙和尚的，是谁呢？答曰：谭富英。五大头牌虽说互谅互让，但总要有人让步多些，更有吃亏精神才行。再进一步说，五人的精诚合作恐怕要更多归功于谭富英具有的淡泊而不与人争的品行了。

谭富英演《空城计》中的诸葛亮

不妨以北京京剧团几出大合作的群戏为例，聊聊谭富英是如何谦让的。《龙凤呈祥》在民国，就是“拴”角儿的大戏，生、旦、净、丑皆有，每个角色都有发挥余地，并非只突出某一位。至于《四进士》《秦香莲》《赵氏孤儿》《状元媒》等就不同了，这几出戏都有“第一主演”，其余的角儿算是众星拱月。

最能体现北京团名家合作不计牌位的，是《四进士》。此剧实以马连良为主，马饰演宋士杰，其余：谭富英的毛朋、张君秋的杨素贞、裘盛戎的顾读，外加马富禄的万氏，实在是顶级豪华阵容！在民国马老板的扶风社里，张君秋演杨素贞是可以实现的，师弟裘盛戎的顾读也有可能实现，但谭富英的毛朋，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实现的。毛朋算是“硬里子”活儿（据说早年谭鑫培也演过），而谭富英是挑班的头路老生，怎么可能给人演毛朋？然而，在北京京剧团，谭就演了！这实在是谭淡泊名利的最佳例证。

至于老戏改编的《秦香莲》，本是裘盛戎的“正戏”，老戏就有花脸为主的《铡美案》。改编后，张君秋的旦角特别加强了，总之此剧以裘、张二人最有用武之地。但马连良的王延龄、谭富英的陈世美，就有明显的众星攒月的意味了。请注意，王延龄是老丞相，马演之，尚不失身份，有俏头；而陈世美是反面角色，谭那么大角儿，没有心胸，是难以为之的。早些年，谭、裘在太平和二团时，谭为捧裘，就常演陈世美。如此看来，《秦香莲》里较“吃亏”的，还是谭富英！

后来的《赵氏孤儿》，自然以马连良的程婴为主，这又是一个大放异彩的角色，集马派艺术之大成。裘盛戎创作了经典名段——汉调二黄“我魏绛”，少许胜多许，可谓“四两拨千斤”。相比而言，谭富英的赵盾、张君秋的庄姬，光彩就少些。不过，庄姬的戏份还较重，而赵盾的戏，场次就少了。总体看，谭富英在《赵氏孤儿》里，又一次做了“高级绿叶”。

谭富英演《赵氏孤儿》中的赵盾

还有一出张君秋的代表作《状元媒》，虽然没有裘，但马、谭陪着唱，也“够瞧老半天的了”。马的吕蒙正还算讨俏；谭的宋王，真是“乏善可陈”，或者干脆说英雄无用武之地。但谭为了捧张，照演不误。

赵燕侠加入北京京剧团的第一场戏，时在1960年11月的天桥剧场，她在大轴演拿手戏《辛安驿》，而前面是谭富英的《晋楚交兵》。这令赵非常感动，事后专门打电话致谢。马连良的《盗宗卷》也在赵的《辛安驿》之前唱过。当然，赵燕侠同样有为马、谭垫戏的时候。

比来比去，显然谭富英做“第二提琴手”，甚至“第三、第四提琴手”的次数更多，甘为人配的品格更突出！吃亏人常在，场次少、分量轻的角色，他一再承担。不得不承认，谭富英是谦谦君子，仁厚老成，他的高风亮节，在五人中是最为显著的。记得汪曾祺也赞誉谭“重人之生，轻己之死，如此高格，能有几人？”，确实，从日常的合作，就能看出谭最有协同辅助的精神。这一点实在重要，五人都有妥协让步的时候，但谭的迁就退让无疑最多。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谭的谦逊礼让，没有谭的“润滑调节”，五人是难以实现长久合作的。

赵燕侠的艺术魔力

环顾全国，马、谭、张、裘、赵的团，成为京味儿最浓、演传统戏实力最强的团；不止如此，他们的新编戏，也最能立得住，“天下第一团”名副其实。但天下事总难十全十美，如果说“天下第一团”还有什么美中不足，那就是小生偏弱，团里的茹富华、刘雪涛、闵兆华皆非“头路”，特别是演《群英会·借东风》或《龙凤呈祥》的周瑜，都嫌弱，难餍人意。

1949年之后，最被公认的京剧新流派，是杨宝森、张君秋、裘盛戎等人创造的。实则赵燕侠的赵派，当年也颇得首肯，陈毅元帅就认为赵独称一派，水到渠成。总之，北京京剧团形成了较多的新流派。已故的蒋锡武先生有篇文章《假如张君秋是在中国京剧院……》，光看标题，就很有思辨意味。其实，题目被省略的句子是：“他还能创造出张派艺术来吗？”如此看来，这一问真颇为尖锐。蒋文结论是：“含蓄点讲，恐怕难；若径直说，则不可能。”如果再追问一句，赵燕侠在中国京剧院，赵派能否形成？答案恐怕是相同的。为什么说张、赵在中国京剧院，张派、赵派就未必能形成呢？原因是复杂多元的。简言之，中国京剧院是“国”字头的公有剧团，在生产机制、价值取向上，都是趋新的。过去的名角挑班制，已在批判之列，而编剧、导演、作曲、舞美等的作用，则日渐增强。中国京剧院在艺术上更强调创新，更突出集体的力量；但强力追求团体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就弱化了名角的作用。而北京京剧团在较长时间内则是民营公助，虽然也注重集体，但亦相对尊重艺术家的个性，较好地处理了名角与剧团的关系。换言之，北京团执行的，或可称作集体领导下的名角中心制，艺术家的创作空间或许更大。从审美上讲，流派最看重的，不就是艺术个性、风格么？群山众壑的连绵整齐之美，固然好看，却难出独树一帜的新流派；而奇峰突起、直插云霄的出类拔萃之美，才更有可能孕育大艺术家。在北京团，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的艺术才华得到较好的发挥，三人都排出了可以传世的个人代表作，瓜熟蒂落般地形成了自己的流派。

赵燕侠演《碧波仙子》

目前，戏曲演出剧目仍相对贫乏，演员艺术水平参差不齐，剧团生态失衡屡见不鲜……如何发掘、整理更多的传统戏，如何培养孕育新时代的大艺术家，如何扶植打造艺术一流的剧团，当年的天下第一团——北京京剧团，或许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呢。

赵燕侠以近百岁的高龄辞世，还是令人感慨万千。她是百年来最著名的坤伶之一，更是开宗立派的大家。当年最红、最有票房的几位坤伶，言慧珠、李玉茹、童芷苓、吴素秋等，多以流派传人自居，而赵燕侠，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味道更浓，她是坤伶中的“独行侠”，披荆斩棘，孤标傲世，或许显得不那么合群，但她却能长风破浪，傲霜斗雪，是真正的女中豪杰。最有意思的是，网络时代来临后，许多没在剧场看过赵燕侠的年轻戏迷，通过网络视频迷上了老太太，戏称她是被京剧耽误的脱口秀天才，又开玩笑称她为“邪派”教主。年轻人喜欢的，是老太太英姿飒爽的个性；而戏谑的背后，则是对赵派艺术的“曲线赞美”。

刘旦宅画《玉堂春》之“探监”

不知怎的，赵燕侠的去世，令我联想到了杜甫笔下的盛唐第一舞者公孙大娘，“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玉貌锦衣，况余白首，今兹弟子，亦匪盛颜”，诗圣的这几句话无限感慨，亦无限凄凉。当年的公孙大娘“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如今赵燕侠的赵派，可有弟子传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