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虚假同理心掩盖了真实的冷漠：在不平等中自诩正义的西方神话

西方道德的幻灭

我们的同理心似乎让我们显得正义——即便我们在不平等的世界中获益。

作者：阿夫拉姆·阿尔珀特

编辑：阿K

总有一天，所有人都将一直反对这一切

——奥马尔·埃尔·阿卡德

在一个人们可以无休止地表达对他人关怀与同情——无论对象是日常贫困地区的居民，还是身处加沙与提格雷这类深陷人道灾难之地的民众——却在行动上几近完全失语的世界里，我们的道德理想究竟有何意义？

这一质问贯穿于奥马尔·埃尔·阿卡德的新作《总有一天，所有人都会反对这一切》（One Day, Everyone Will Have Always Been Against This）之中。这本书以震撼人心的笔触记录了我们在阻止加沙战争中所经历的集体失败。它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不仅因为所述事实之沉重，更因埃尔·阿卡德对其职业——写作——及其在塑造道德信念方面功效的深刻怀疑。他质问道：当卡玛拉·哈里斯可以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结束战争的演讲，却在翌日清晨批准新一轮空袭时，道德论证的逻辑究竟何在？在反复的痛苦中，埃尔·阿卡德追问：“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有什么用？”

埃尔·阿卡德将我们带至彻底绝望的边缘，却又最终坚定地重新肯定了写作的价值。这一旅程本身，以及他愿意直面并与虚无主义的可能性共处的勇气，正是本书的力量所在。他拒绝让我们停留在地狱之中，而是迫使我们正视：我们其实早已置身其中。

对于那些身处权力体系之外的人而言，写作仍是最为可见的抵抗形式之一。即便埃尔·阿卡德对其成效心存怀疑，他依旧选择完成这本书，寄望它能在道德与物质两个层面上，改变人们彼此对待的方式。他竭尽所能地榨取语言、故事与想象力的每一分潜能，努力寻求一种言说方式，促使权势者从模糊的宣示走向具体的责任承担。这本书之所以迫切，不在于它是否会取得成功，而在于它让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现实：我们终生投入的理念与价值体系，或许早已内在地存在局限。

埃尔·阿卡德并非第一个探索写作与道德变革之间关联的人。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家们就曾思考，书写语言是否能真正改变人类的感受与行为。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悲剧作品能够激发共情，但这种共情往往仅限于那些与我们在“年龄、性格、习惯、地位或家庭”方面相似的人。

埃尔·阿卡德的童年曾随家庭从埃及迁往卡塔尔，青少年时期又移民加拿大。在书中，他描述了初抵这片似乎超越了亚里士多德所设定限制的土地时的欣喜之情。在他年轻的视野中，加拿大及整个西方世界似乎确立了一种世界秩序，其终极使命不只是保障自身公民的安全与稳定，更在于推动整个人类的福祉——尽管这仍是一个遥远未及的理想。

对埃尔·阿卡德而言，成长过程中尤为珍贵的，是阅读与写作的自由。即便加拿大的日常生活中偶有不适——例如他人误读他的姓名，或好奇他是否来自一个仍以骑骆驼为交通工具的地方——阅读所承载的承诺始终使他心怀希望。他借阅的第一本书是威廉·S·巴勒斯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这是在一次派对上由一位自信过头的大学生推荐的。真正吸引他注意的，并非书的内容，而是他可以向图书馆员询问这本书的所在，而对方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他写道：“我记得当时想，如果这就是全部，那也足够了。”阅读的自由本身，就象征着一种致力于“自身权利、自由与原则”的文化信仰。他最终成为记者，并陆续出版了小说《美国战争》（2017）与《何等奇异乐园》（2021）。

文学与阅读文学的能力，或许正是埃尔·阿卡德被西方所吸引的核心所在。正如琳恩·亨特在《人权起源史》中指出，小说通过重建人物的内心世界，教人学会共情。它们构成了埃尔·阿卡德所认同的普遍道德关怀与自由精神的驱动力。

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亦曾通过虚构情境推动普世道德的发展。他要求读者想象：若整个中国毁于一场大地震，人们将会作何反应？斯密指出，他们或许会为此悲伤，反思人类命运的脆弱，并评估其政治与经济影响，但接着便可能恢复日常生活。相较之下，若失去的仅是一根手指，这反倒可能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焦点。这种道德上的偏差，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或属自然倾向，在斯密笔下则已构成失德之举。我们或许更在意自己的手指甚于整个中国，但我们不应如此。

这一道德立场在理论上虽成立，然而现实中却因“地理细节”而变得复杂。埃尔·阿卡德所揭示的当代道德断裂，早在启蒙时代已有迹可循。斯密等人虽提倡将欧洲人的关怀扩展至远方民族，却未必相信对方也具备同等能力。这种所谓的“道德进步”最终构建了一种具有殖民意味的全球伦理秩序：道德的扩张反而催生了文明使命论。尽管殖民主义与奴隶制被视为暂时的、可被克服的道德错误，它们在当时却常被合理化为历史进步的必要代价。欧洲欲令他者“成为像自己一样的道德人”，却先以暴力背离了其所宣称的道德。

那位大学生之所以推荐《裸体午餐》，是因为书中描述了一个人被自己的肛门吞噬的荒诞情节。埃尔·阿卡德回忆道，当时那位学生曾问他是否理解书中含义，他明知并未真正理解，却仍坚持说自己明白。他在书中坦承：他现在理解了。这理解不在于某种猎奇的狂欢，而在于一种令人战栗的觉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肛门吞噬的世界里。

埃尔·阿卡德的小说创作，源于他对自由主义理想价值日益加深的幻灭——并非否定这些理想本身，而是质疑它们在现实中被运用的方式，如何在地理与政治的裂缝中被扭曲利用。作为记者，他在《一天》中坦言，自己一再目睹西方自诩的道德体系在现实中所创造的场景：在加拿大、美国、阿富汗、伊拉克和关塔那摩，他看到的并非一种真诚践行的价值观，而是一种与全球治理暴力手段毫无关联却被赋予道德包装的语言体系。

正是这一虚伪性让埃尔·阿卡德愤慨至极。他自幼便理解，许多人对国家机器的冷酷与残暴抱有预期，但当这冷酷与残暴被关怀与责任的修辞伪装时，他无法容忍。在这个道德理想从未真正落地的松散世界中，“每一个理想一旦试图超越演讲与声明的界限，便会变得虚无缥缈。”他提到，有位编辑曾要求他修改《美国战争》中帝国总统的演讲，因为它“过于明显地缺乏诚意”——那段演讲几乎是巴拉克·奥巴马2009年开罗演讲的逐句摘录。

《美国战争》是一部寓言性极强的小说，揭示了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所遭遇的本地抵抗。这部小说设定于2070至2080年代，《可持续未来法案》在当时已禁止化石燃料使用（尽管为时已晚——美国东海岸已被海水吞没，首都迁至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南方各州再次叛乱，誓言保有燃烧石油的权利，由此爆发第二次内战。故事以黑人女性萨拉特为中心展开。童年时期，她在战争中沦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在难民营度过艰辛岁月，其母更在清剿“恐怖分子”的突袭中身亡。尽管对石油之战毫无热忱，萨拉特最终仍被卷入战争——生存与复仇成为她唯一的驱动力。

通过这一设定，埃尔·阿卡德有意打破读者原有的主观立场。他并未刻意塑造一个置于反恐战争对立面的道德典型，而是反向逼问我们：**我们是否会支持一场旨在终结石油使用的战争，即便它将催生无休止的报复与暴力循环？**他的笔锋直指人性深处的矛盾，这正是其叙事的力量所在。

在第二部小说《何等奇异的乐园》中，埃尔·阿卡德进一步展现了对“缺乏政治效力的美好言辞”之怀疑。小说讲述一位名叫阿米尔的叙利亚难民儿童在海上漂泊时所经历的悲剧。船只在希腊岛搁浅，他似乎是唯一幸存者，被一名名叫瓦娜·赫尔墨斯的女孩发现并带往安全地带。但无需剧透，瓦娜的名字即源自希腊神话中引导亡灵的神祇——赫尔墨斯。这是一个关于关怀的幻想，是一个假设：如果人类真的实践道德，会发生怎样的世界。

在《总有一天，所有人都会反对这一切》中，埃尔·阿卡德则讲述了自己对西方最后一丝信念在加沙彻底崩塌的过程。书写始于2023年10月，灵感来源于一则广为流传的推文，这条推文也成为了书名。这一标题使用了奇异的未来完成时句式，预言人们终将以当初看待南非种族隔离的视角，回顾加沙的浩劫。如果写作还有意义，那它的意义也许就在于为未来留下抵抗与懦弱的真实记录。

自始至终，这是一部关于语言与写作力量的著作，也是对它们失败的自觉记录。故事从一个“雾色”的女孩开始——她是空袭废墟中唯一的幸存者。人们试图用语言安慰她、引导她面对未来。他们使用阿拉伯语：“Mashallah”“Inti zay el amar”，埃尔·阿卡德告诉我们这些词无法被翻译，不是因为词义不存在，而是因为背后的文化经验无法被未曾亲历的人理解。

尽管如此，他依旧试图让我们理解。以“Inti zay el amar”为例——字面意思是“你就像月亮”，但它真正的意义是：在如此多的人死去之后，有人对这个幸存的女孩说，她美得超越这个世界的残酷。在这句话里，在那段翻译中，人们寄望：即使是最冷漠的旁观者，也必须做得更多——必须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防止此类悲剧重演。

这是本书不断跳跃的双重节奏：第一步，语言失败。它甚至无法完成内部翻译，更不可能完成促成行动的使命。埃尔·阿卡德深知：普世关怀的理念是一种神话，小说无法构建一个真正具有全球共情的人类共同体，所有宣言与公约，终将被枪炮与冷酷现实所碾碎。他明白：即使用尽一切语言力量，战争依旧不会停止。

然而，第二步，他依然坚持用语言努力结束战争。语言是埃尔·阿卡德以及许多人唯一能够诉说世界的工具。借助语言，我们试图让人们理解他们拒绝理解的真实。他仍然相信：一个更团结的世界是可能的，一个体现平等、不再因出生地或肤色而差异对待的世界，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他明白，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书写这个世界。

因此，他讲述家庭从埃及逃往卡塔尔、再迁居加拿大的故事；他讲述年轻时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信仰——一个充满言论自由、民主制度与个人选择权的世界；他承认自己并未对故乡的专制统治抱有幻想，深知那些政权只关心巴勒斯坦人能否帮助其压制国内反抗。

而他所真正幻灭的，是自己年轻时所依赖的一切。正如他所言：“港口永远不如水冷时安全。”他逐渐看清，西方自由主义并非源自叙事能力的演进——即我们对他人处境的理解与再现能力，而是建构于一种虚构的自我形象之上：“开明、宽容的自我”始终伴随着一种悖论式信念，即对遥远受害者的同情可以与从压迫机制中受益并存。

他将这种允许我们在自身得益的结构中依旧维持道德自我的机制称为“语言的堡垒”。这样的堡垒把某些生命永久隔离于道德共同体之外——“在这个世界上，一小部分人贪婪地消费一切，而另一些人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仅仅是不被吞噬。”

对年轻时的埃尔·阿卡德而言，存在一些自由主义的孤岛，伴随着一种普遍渴望自由非强制性传播的愿望，这已“足够”。道德的职责是关心他人，政府的职责是将这种关怀付诸行动。但他很快便意识到，我们的道德视野中存在着深刻的地理裂痕。

当然，每个人都关心被炸弹击中的孩子。人类的悲惨之处在于，随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可怕而压抑的时刻，我们很少敢于大声说出，人们会想："哦，但如果为了维持世界秩序，必须有某个孩子被炸死，我希望那不是我的孩子。” 埃尔·阿卡德所追溯的道德匮乏最深层问题，并非在于人们关心有限数量的人。而是这种信念：生命只能对某些人而言是美好的，一方必然会被吞噬。

如果我们不直面并克服这个第二个时刻，政治的目标就不再是追求正义，而是确保消费的权利——同时维持正义的语言。“这并非没有原因，”埃尔·阿卡德写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会干预阻止一场种族灭绝，却乐于轰炸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门，只为保持一条航道畅通霍尔木兹海峡。” 且不论如果美国停止向以色列输送炸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本不会成为目标。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扭曲的道德算计。有些生命必须被视为有价值，无论对他人造成多大代价，无论其中逻辑或真相如何。

对于埃尔·阿卡德而言，他在不懈的批判中指出，道德匮乏的丑陋逻辑触及了我们所有人，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它，因为我们是社会性生物，我们的存在并非由我们的信仰来赎回。我们还受到我们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的定义。他赞扬那些坚持道德立场的人，但他不希望我们因此而幻想自己的无辜。我们可以表达对世界另一种可能性的渴望，但无法割断与暴行的物质联系。西方公民无论愿不愿意，都在为这些炸弹买单。那么，我们的道德，甚至全球正义的思考，又有何意义？因此埃尔·阿卡德反复发问："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究竟有何用处？”

他追溯自己的历史，试图找到答案。在某个时刻，他重新发现了史密斯的思想实验。一棵积雪的树撞毁了他的阳台。十二小时前，他的女儿还在阳台上玩耍。他已经读了几个月关于雾色儿童从废墟中被救出的报道，但没有什么比这次险些丧命更令人痛苦。

后来，他想起有一次不得不带她去医院，尽管她没事，但他一生中从未如此害怕过。他得出结论："我不知道如何让一个人关心他人，除了关心自己。有些日子，我甚至无法做到这一点。”

或许亚里士多德并非完全错误——我们无法关心整个世界，因为关心意味着将更多注意力给予少数人，而这远超我们能给予所有人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安于自己在毁灭中的角色。我们需要的不是无尽的同理心，而是一个无需为整个群体额外付出关怀的世界。一个为所有人提供善意的世界。 一个当你的孩子在医院时，你可以感到更加害怕，因为没有整个国家的儿童正在遭受灭绝的世界。

这并不意味着在埃尔·阿卡德的观点中，同理心完全被否定，只是它不够。他并不是第一个批评同理心缺乏改变政治效力的批评者。他与当代批评家如伊莎贝拉·哈马德和阿鲁娜·德苏扎站在一起，他们也有前辈。尽管同理心的感觉可能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古老，但这个词本身相对较新。它首次出现在英语中是在1909年，作为德语“Einfühlung”（意为“感受”）的翻译。动词“einfühlen”（意为“感受”）已存在数百年，但将这种感受过程视为一种特定能力的概念直到大约一个世纪前才被命名。

埃尔·阿卡德并未探讨这一历史，但值得注意的是，同理心的早期批评者之一是德国犹太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他也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一位文化锡安主义者，批判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并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取代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为两个民族创造一个平等的家园。对于布伯而言，同理心并非实现这一理想的正确概念。他主张“Umfassung”，常被译为“包容”或“拥抱”。

同理心意味着将自己投射到他人的生活中，而包容则揭示出一个人早已是他人生活的一部分。这可能包括早已参与了其毁灭的过程，而埃尔·阿卡德在《一天》中反复要求我们正视的正是这一点。他人需要的不是我们的同情，而是我们的救赎之举，是我们通过一切可能手段为所有人创造一个体面世界的 ability。这曾是布伯对巴勒斯坦的希望，也是埃尔·阿卡德今天的希望。

这种纠缠的伦理或许最终与宣称的同理心一样缺乏实际效用，但至少能让虚伪更难吞咽。说“当然我关心那个孩子，但我无能为力”是一回事。但说“当然我承认自己是那个孩子被杀害的一部分，但我无能为力”则是另一回事。我们能够制造许多虚伪，但或许这种理解最终能打破僵局。

在这种理解实现之前，埃尔·阿卡德建议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两步走策略：承认我们的局限性，但继续推动所有人直面他们的纠缠。即使那些已经这样做的人，也必须直面压倒他们道德拒绝的政治现实。我们既不能忽视天堂，也不能忽视通往地狱的旅程。我们在破碎的世界中，用能集结的政治行动碎片继续挣扎，承认自己在破坏中的角色，并深知我们无法立即结束屠杀，我们的言辞与理想在金钱与武器面前力量有限。

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有何用处？部分而言，我们帮助塑造一种清晰的视野——知晓这个世界何处有错，以及它如何能变得更好。一个简单的起点：不杀害任何平民，无论何处。但实现这一基本道德真理的道路并不明显。埃尔·阿卡德留给我们一种令人不安的方法，提醒我们任务既不可能又必要：“我们正以不可阻挡的速度冲向悬崖，但我们确信，当时候到来时，我们将学会在空中铺设轨道。”

作者

阿夫拉姆·阿尔珀特是普林斯顿大学写作项目讲师，跨学科艺术与理论项目联合主任。他的最新著作是《足够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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