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陈毅解绑的当夜,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请陈毅列席指导,谭余保主动作出深刻检讨。
次日,谭余保带陈毅参观“营房”。
看到这些竹子和杉树皮搭成的礼堂、办公室、列宁室,陈毅赞不绝口:老谭,你们这里蛮气派嘛,金筒柱、琉璃瓦一应俱全。我们在油山搭的棚子就像守野猪的寮棚,又矮又小,人只能钻出钻进。
谭余保看到陈毅的脚趾已钻出鞋面,悄悄叮嘱游击队的女英雄李发姑(段焕竞的妻子)赶紧给陈毅做双鞋子。
李发姑对陈毅被野蛮对待还险些被杀心有愧疚,一心想把鞋底、鞋面做得结结实实的。
结果,陈毅下山时,李发姑的鞋还没做好。
段焕竞率部开到新四军第一支队的会合地浙江开化县华埠镇,陈毅才收到这双礼轻情意重的鞋子。
陈毅在棋盘山盘桓数日,帮谭余保起草好《告湘赣同胞书》。
离开棋盘山前,陈毅选定曹鸿胜担任自己的参谋,负责与湘赣边的交通工作。
曹鸿胜是跟随罗炳辉发动1928年吉安起义的老战士,红军长征后一直在湘赣边坚持斗争。
11月中旬,陈毅告别棋盘山,前往吉安主持通讯处的成立仪式,随后前往南昌。
在南昌月宫饭店,陈毅接待了奉命前来报到的八路军“上尉副官”张铚秀、“少尉服务员”彭福民、李忠民。
张铚秀是永新人,彭福民是莲花人,李忠民是吉水人,都是从湘赣苏区走出去的长征干部。
看过三人所执的抗大介绍信,陈毅告诉张铚秀:介绍信上是要给你分配团的工作职务,但是眼下不行。我是“空军司令”,把你派给谭余保当参谋,帮游击队整训队伍。
曹鸿胜带着张铚秀、彭福民、李忠民,前往湘赣边。
张铚秀被谭余保留在游击支队当参谋,后被派往永新县担任游击队长。
张铚秀,1955获授少将
1938年1月6日,项英、张云逸、曾山、周子昆率军部机关人员,以及赖传珠、李子芳、李志高、汤光恢等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干部,从武汉抵达南昌,和陈毅会合。
随后,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挂牌办公。
项英主持东南分局、军分会会议,决定军部领导分头下去,迅速集中部队,项英去湘赣边和赣粤边,陈毅去皖浙赣边。
1月16日,项英、曾山冒着雨雪来到湘赣边,主持军法处工作的副处长汤光恢(1955获授少将)随行。
项英见到谭余保就问:“为什么不去南昌开会?”
谭余保向项英、曾山汇报工作,就陈毅险遭杀害事件作出检讨。
项英传达中央指示,对游击队指战员表示慰问和钦佩,动员大家迅速集中下山。
湘赣边游击队共有335人,枪约200支,党员有180人。
项英、曾山对湘赣边游击队作出高度评价:“对于党的信仰最好”。
项英、曾山同谭余保、段焕竞、刘培善开会研究后决定:湘赣边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大队,段焕竞为大队长,刘培善为政委,下辖三个中队;留一特务队,约20余人枪,随谭余保留下坚持斗争。
湘赣边各路游击队前往棋盘山下的垄上村集中,开赴神泉村整编,由张铚秀、彭福民、李忠民负责政治军事训练。
1938年2月中旬,湘赣边新四军部队从垄上出发,开赴浙江开化,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
第二团代号“持团”,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参谋长王必成,政治处主任肖国生。
段焕竞任一营长,李忠民任一营政委。
如果硬要牵强附会地给陈毅安上一支嫡系部队,“持团”就是陈毅在新四军成军之初的嫡系。
“持团”二营由北山、油山、信康赣、三南游击队等赣粤边游击队改编而成,三营由皖浙赣边、湘南游击队(实为原湘粤赣边游击队)改编而成。
“持团”各部来自山南海北,陈毅直接指挥过的只有油山游击队。
一营是清一色的湘赣边游击队血脉。
陈毅在一营的威望,是通过在棋盘山上舌战群雄赢来的。
最早的新四军臂章(1938年配用)
游击队下山,湘赣临时省委改组为湘赣特委,后改为江西省湘赣特别区委,谭余保继续担任书记,兼任东南分局巡视员。
1938年9月,毛泽东点名要谭余保赴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行前,谭余保向东南分局上交自己历经千难万苦保存下来的金子,重量为贰拾壹两伍钱,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出具收条。
谭余保的无私情怀,赢得军部和东南分局的高度赞誉。
新四军臂章(1940年)
新四军太需要钱了,老蒋给新四军核定的经费,每月仅比八路军一个师多一千元军部经费。
新四军成军时有一万零三百余人,仅有六千二百余支枪,机枪更是少得可怜,炮接近于零。
首任军需处长叶辅平是叶挺胞弟,在前往广东押运军火时,因车祸牺牲在过境广西途中。
卫岗伏击战是新四军挺进江南第一战,被陈毅誉为“脱手斩得小楼兰”。
据张铚秀回忆,参战部队每个连只有20来支打得响的步枪,还有1挺打上几发子弹就会卡壳的轻机枪,很多指战员是扛着马刀冲上去砍杀。
据李一氓回忆,皖南事变时,顽军只抓人,对新四军的枪根本就看不上。
湘赣老战士在延安合影,前排坐者左起第四、五、六人为:易湘苏(谭余保妻子)、谭余保、王首道
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谭余保进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谭余保任热河省委副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谭余保历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省纪/监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中南局常委、省人大常委副主任。
网上有说法认为,谭余保因为险些错杀陈毅,导致不受重用、影响仕途。
这是想当然的臆测。
这个臆测很可能跟毛主席、任弼时对谭余保的评价有关。
毛主席称谭余保是“独胆英雄”,是“真正的农民群众领袖”,任弼时称谭余保为真正的井冈山战士。
有人据此认为,有毛、任的高度评价,谭余保不应长期在省级位置上徘徊,他的经历,明显是不受重用、仕途受阻。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内基本不见“仕途”一词,与之比较接近的词汇是“名位”。
谭余保从不看重个人名位。
他知道,自己回到湘赣边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全会结束后就吵着要回南方,不愿留在延安“享清福”。
谭余保是因为身体太差、肺病复发,被组织留在延安的。
在新四军,谭余保仅仅担任过参议一职。
在国军,参议一职多是领工资、吃闲饭的关系户。
谭余保在新四军挂参议衔,是为前往延安、领取护照的方便而临时授予的。
谭余保是赤卫队员出身。
在谭余保担任茶陵县苏主席期间,茶陵在湘赣省组织的革命工作评比中获得总分第一名的佳绩,赢得湘赣苏区标兵县的荣誉。
谭余保被推选为湘赣省代表团团长,前往瑞金参加二苏大,从此进入毛主席的视野。
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是罗霄山脉中北段的武功山区,是中央苏区的战略侧翼。
对井冈山根据地一直不能恢复,毛主席长期耿耿于怀,也一直在关注着湘赣苏区。
谭余保当选湘赣省苏主席后,一直名列湘赣省“三驾马车”,但他从来没有主管过部队工作。
谭余保成为一把手,是在陈洪时投敌之后。
陈洪时投敌后,湘赣省人心惶惶。
谭余保凭借个人威望,召集各路负责人成立临时省委,发布《告群众书》,向湘赣边群众郑重宣告:党和红军不会走,陈洪时带不走群众的心,谭余保死都要死在湘赣边。
当项英、陈毅得知湘赣边红旗没倒、谭余保还在时,是非常欣喜的,延安也是。
在项英前往延安参加政治局“十二月会议”期间,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提议谭余保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
“十二月会议”的主持人是王明,谭余保最终没有被任命为第四支队副司令,是出于平衡各个山头的考虑,不存在宗派的因素。
此时,还有多个游击区还没真正联系上。
顾玉良再奉博古、叶剑英之命,前往闽赣边、闽东,已和闽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黄道、闽东独立师政委叶飞联系上,但因为没有通联手段,延安不知道,坐镇南昌的陈毅也不知道。
陈毅在湘赣边险被误杀事件,项英是在率部抵达南昌后才从陈毅口中得知,原因是同样的,陈毅手中没有电台,无法和项英取得联系。
谭余保留在湘赣边,是在尊重个人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集体决定。
这一安排符合组织原则和惯例,本系列中出现过的黄道、湘南特委书记周里、皖浙赣省委副书记李步新、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刘英等老根据地负责人,都是留下主持国统区工作,根本不存在打压的因素。
如果说,被毛主席点名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介绍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参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讨论工作,都不能算被重用的话,那敢称被重用的,就只剩老张、小王、小姚等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陈毅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不重个人名位的。
曹鸿胜是跟随罗炳辉发动吉安起义的老同志,长期在陈毅身边担任参谋、副官职务,一直任劳任怨。
抗大在介绍信中,给张铚秀建议的职位是团级。
张铚秀一直跟着陈毅、粟裕当参谋,皖南事变前夕才升任新一团团长,他何曾有过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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