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顶级京城公子哥，马未都自愧不如，10个王思聪加起来没他会玩

真正的“达人”是什么模样？

玩到让马未都都得竖起大拇指夸赞，

甚至有人直接表态：十个王思聪加起来，论“会玩”，也得甘拜下风。

他是谁呢？

他就是王世襄。

要聊王世襄，得从他那非同寻常的家世说起。

1914年，他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官宦之家，妥妥的“京城少爷”。

祖辈好几代都是朝廷重臣，刑部、工部尚书等职位信手拈来。

他父亲王继曾担任秘书长，留过洋，见过大世面。

母亲金章更是不得了，画坛才女一枚，鱼藻画技堪称一绝。

他们家随便一件摆设，一幅字画，背后可能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按道理讲，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出来的应该是个安分守己的读书人。

家里也是这么期待的，三岁就请老师教《四书五经》。

可王世襄呢？心思全然不在那些“之乎者也”上。

老师在前面念书，他的脑海里全是鸽子如何飞翔，蛐蛐儿怎样斗法，甚至琢磨着怎么去捅马蜂窝。

母亲耐心地教他《论语》，他嘴上应付着，眼睛却早瞟向窗外，满脑子都是玩乐的念头。

长辈们研究古籍竹简的时候，他却能从一块西瓜皮上找到乐趣，雕刻出小玩意儿。

家人看着直叹气，这孩子将来可怎么办？谁能想到，王世襄竟然从这些“玩乐”中悟出了自己的门道。

他可不是瞎玩，而是真心投入。抓蛐蛐儿，他能分辨出哪种品相的战斗力最强。

养鸽子，他能研究出如何让鸽哨的声音传得更远，如何让鸽子飞得更有规律。

这种对“玩”的执着和钻研精神，早已融入他的骨髓。

王世襄的“玩”，种类繁多，且样样精通。

十几岁时，京城玩乐圈子里他已经小有名气。

蛐蛐儿玩到最后，他竟写出《蟋蟀谱集成》这样的专著，将民间的小乐趣提升到了学术的高度。

他不仅养鸽子，还深入研究鸽哨，收藏了几百枚，能从哨音中听出门道。

后来又迷上了玩鹰，练就了一手架鹰捕兔的绝技，威风凛凛。

除了这些活物，他还热衷熬鹰、驯狗、抓獾，只要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能玩出新花样，他就乐此不疲。

别人玩是为了开心，他玩却是深入探究，非得玩出名堂，玩出学问不可。

这种劲头，不仅让他在玩乐圈站稳了脚跟，

更重要的是，这种钻研精神为他日后踏入文物研究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王世襄加入了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这一下，像是给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面对那些精美绝伦的古建筑、古家具、古器物，他内心那种“玩”的热情再次被激发，只不过这次的对象变成了更具文化底蕴的国之瑰宝。

他参与了大量流失海外文物的追讨工作。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钱没有权，全靠一腔热血和敏锐的眼力。

他能从古董贩子口中套出线索，也能在废墟中抢救文物。

他曾追回四百多件珍贵瓷器，上千件其他文物，甚至还从日本要回一百多箱古籍。

战火纷飞时，他硬是从瓦砾堆里扒拉出几百件青铜器。

同行都说，他这是拿命在守护文物！

这份为国护宝的热情，是炽热的。他追回来的东西，一件不留，全部交给国家。

运送文物的费用，常常是他自掏腰包。

这种热忱，这种清白，让人由衷敬佩。

提到为国护宝，就不能不提另一位民国奇人张伯驹。

张伯驹同样出身显赫，是当时京城有名的“四公子”之一，更是顶级的收藏家。

为了不让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流落海外，

他不惜倾家荡产，变卖豪宅，这份气魄和担当，感天动地。

后来，他把这些稀世珍品悉数捐献给国家，成就了一段文化传奇。

王世襄和张伯驹，这两位京城文化圈的佼佼者，虽然性格和行事风格迥异，

但在守护中华文脉这件事上，却是一样的执着，一样的无私。

张伯驹的守护，带有一种悲壮的浪漫，是以个人之力对抗时代洪流，千金散尽只为留住民族的根。

而王世襄的贡献，则更多体现在他日积月累的专业学养和不懈的努力上。

他不仅仅有追回国宝的勇气，更有鉴定、研究、阐释这些宝贝的深厚功力。

张伯驹还将自己花四万大洋买来的《平复帖》借给王世襄读了一个月，

很多人想高价购买，张伯驹都拒绝了，最后直接无偿捐给了博物院。

后来，王世襄在故宫博物院、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明式家具、漆器、竹刻等等。

他撰写的《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堪称相关领域的“圣经”，

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也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工艺之美。

董桥称他是“活故宫”，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可以说，王世襄和张伯驹，一个以“玩”入道，最终将兴趣升华为护国之学问。

一个以“藏”明志，将家财化为国之重器。

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诠释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情怀。

王世襄的“玩”，仅仅局限于那些高大上的文物古董，或者飞禽走兽吗？

那可就太小看他了。他还是个顶尖的美食家，而且是能亲自下厨、做得一手好菜的那种。

他品菜，讲究色香味形器，缺一不可。

就说那道“海米烧葱”，听起来很普通吧？

这可是他的拿手绝活。普普通通的大葱，在他手里能做出比山珍海味还鲜美的味道，能配三碗大米饭。

还有老北京的涮羊肉、炸酱面，他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涮羊肉的肉片要切得多薄才合适，七上八下火候怎么掌握。

炸酱面的面码儿更是四季分明，什么时令配什么菜，一点不含糊。

他甚至还研究过怎么做“冰箱烤肉”，利用冰箱制冷管外壁的热量来烤肉，这份奇思妙想，也只有他能琢磨出来。

对他而言，吃，绝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与朋友交流情感的方式。

他和汪曾祺这些文人墨客，常常聚在一起，交流厨艺，品评美食，那份自在和惬意，是旁人无法体会的。

他的儿子王敦煌，也继承了他对吃的热爱和研究，写了一本《吃主儿》，把家传的这点儿美食心得分享给了更多人。

王世襄这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家道中落的窘迫，他也经历过。

历史风浪的冲击，他也未能幸免。这些打击，换作一般人，可能早就垮了。

可王世襄呢？他硬是挺了过来，而且过得有滋有味。

在最苦最难的日子里，他那股子“玩”的精神成了他最大的支撑。

让他养猪，他能从猪的吃相里发现乐趣，写出“猪较莲花易养，所食也比莲花易得”这样的句子，苦中作乐。

让他挑水种菜，他能从田埂边盛开的油菜花里看到生活的美好。

他说过：“我是一个老运动员”，这话里有自嘲，更有看淡风云的豁达。

尽管命运多舛，王世襄在学术上的成就从未停歇。

他撰写的《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被公认为明式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和扛鼎之作，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

此外，他在漆器、竹刻、匏器、鸽哨、蟋蟀谱这些看似“小道”的领域，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分量十足的专著。

2003年，他还获得了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奖，这是国际社会对他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

即便声名远扬，王世襄骨子里依然是那个爱玩、会玩的“老顽童”。

马未都回忆起他，总说他身上有一股“气”，一股不服输、坚持到底的劲儿，正是这股气成就了他。

在晚辈面前，他从不摆架子，总是乐呵呵地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心得。

他常说：“一个人总要有点癖好，生活才有情趣。”他用自己的一生，把这句话活成了现实。

他的家庭生活，也充满温情。妻子袁荃猷，同样出身书香门第，精通音律，与他志趣相投，相伴几十年。

他们的家“俪松居”，不仅是收藏珍贵文物的地方，更是他们诗意栖居的港湾。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在北京安然离世，享年95岁。

他的离去，让许多人感到一个时代的结束。

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但王世襄是出不了了。”这话，道出了他的独一无二。

王世襄这一生，是“玩”的一生，更是创造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王世襄留给这个时代最宝贵的东西，不是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也不是那些等身的著作，

而是他那种“玩物不丧志，反倒励了志”的人生态度。

【信息来源】

北京青年报202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