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把时间拉回到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的年代,很多人未必能想到,朝鲜一度曾被视作东亚工业化的“优等生”。20世纪60年代末,平壤的工厂机器轰鸣,农田机械化率全国领先。资料显示,朝鲜的机床、拖拉机不但自给自足,还大量出口到亚洲、非洲国家。
1975年朝鲜机械化率已达全国耕地99%,普通家庭家电普及率也超过很多邻国。当时的平壤市民周末还能到江边餐厅喝咖啡、吃罐头。韩国学者金在茂曾记录:“那年代汉城的物资远不如平壤丰富。”许多中国人甚至会拿朝鲜与韩国对比,觉得朝鲜比南边“过得还体面”。
这一切,到了1991年却突然逆转。苏联解体,东欧阵营崩溃,朝鲜顿失后盾。原先靠计划经济体制和经互会“友邦特供”维持的工业体系,因为失去石油、机械和粮食援助,短短三年间外汇储备锐减90%,工厂停产、货架空空。
更严重的是,朝鲜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遭遇自然灾害。1995年连续特大洪水和风灾,使本就紧张的粮食储备雪上加霜。铁路中断、仓库被淹,数百万吨粮食损失殆尽,交通系统也几乎瘫痪,整个国家陷入所谓的“苦难行军”时期。联合国估算,这期间朝鲜有数十万人因饥饿和疾病去世。那几年,在中朝边境有不少中国家庭收到朝鲜亲属的信,信里最常见的句子就是“今年粮食难熬”。
经济基础一旦受损,朝鲜努力自救。金正日上台后试图恢复工业,通过鼓励自力更生、开放边贸、发展旅游和合资工业园(如开城工业园区)来获得活力。到2000年前后,朝鲜和韩国合办的开城工业园一度吸纳了数万朝鲜工人,外汇收入每年达数亿美元,成为普通家庭少有的“窗口”。
但这些努力都没能改变经济颓势,因为自2006年以后,朝鲜的国家发展轨迹被“1718委员会”主导的制裁机制彻底锁死。
二、
2006年,朝鲜首次地下核试验引发全球关注。10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718号决议,设立“1718委员会”,全面监督对朝鲜的制裁执行。从那时起,这套由15个安理会成员组成的机制,每年都“加固一圈铁锁”。
这套制裁措施具体到什么程度?可以分为三大方面:
委员会规定,朝鲜禁止出口包括武器、煤炭、钢铁、黄金、稀土、海产品、纺织品等在内的几乎所有有出口价值的商品。比如,煤炭本是朝鲜第一大出口创汇品,每年可为国库带来10亿美元。但2017年后,出口几乎归零。
就连外派劳工(比如朝鲜工人到俄罗斯、中东、东南亚从事建筑、雕塑等劳务)也遭遇严格限制,2020年前全部被要求遣返回国。
朝鲜的外汇收入骤减,企业停工、工资下调成常态。工业区如开城园区,原本吸纳数万工人,因联合国新一轮制裁(2016年2月),直接关停。
委员会严禁任何会员国与朝鲜在敏感行业进行技术交流、联合研发。高新机械、软件、芯片、实验室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哪怕是普通民用物资,只要有可能被军用,就一律禁运。
比如元山葛麻海岸旅游区,是朝鲜近年来力推的经济亮点,投入数亿美元、希望吸引中国游客。但受建筑材料、机电设备进口限制,施工只完成三成,大片区域停工。
甚至连平壤动物园引进的非洲动物,也因“有生物武器风险”被拒之门外。
朝鲜银行在全球金融系统中遭切断,海外账户被查封,国际结算体系(SWIFT)终止所有对朝资金流通。连普通侨民汇款、企业贸易结算都困难重重。
各国外交机构大幅削减朝鲜使馆编制,限制其外交官流动。朝鲜商品即使绕道第三国,也会因专家组的定期报告被追查溯源,最后被没收、退回或扣押。
即便普通人想通过“灰色渠道”转账,只要被查出,个人与企业资产将被冻结,责任人还要被通报并驱逐。
这些“铁锁”不是简单一句“制裁”能涵盖的,而是全社会、各行各业的多重障碍。许多邻国边民、华侨、外企员工都能感受到:朝鲜商品难以流通、朝鲜人去国外做生意几乎成奢望;哪怕有人愿意帮助朝鲜创业,也会担心国际社会追责、黑名单封杀。
会员国不仅要监控本国对朝贸易,还要拦截过境航运、搜查港口船只。比如2017年后,在黄海、东海频频出现朝鲜货轮被外国海警拦截的新闻,货物全部扣押,船员遣返。甚至新鸭绿江大桥(中朝新建的大型跨境桥梁)也因朝方受制裁无法引进建筑设备,至今成为“断头桥”。
三、
这些复杂的制裁措施落在老百姓头上,变成了生活的具体难题。
由于化肥、农药、柴油等物资进口受阻,农田生产只能靠原始方式。连年遭遇灾害时,国内调配能力有限,农民只好靠种植红薯、玉米等耐旱作物自救。
在平壤和边境城市,市场上白米、鸡蛋、食用油价格波动剧烈。冬天最怕遇到“无货”,因为物资无法从中国东北正常输入,老百姓的日子捉襟见肘。
像元山葛麻海岸旅游区,本意是打造国际滨海度假胜地。结果施工到一半,因为水泥、钢筋、玻璃全部被禁运,成片工地烂尾。
新鸭绿江大桥,中方投资数十亿元,丹东一侧早已竣工,朝鲜一侧因缺设备停工多年。原本希望靠此桥带动边贸,至今成了摆设。
罗先经济特区一度建立了数字货币平台,想利用加密资产绕开制裁。平台上线两周后即被国际金融系统识别,资金被冻结,竹篮打水一场空。
普通百姓其实并不懂“1718委员会”这类高层词汇,他们体会到的是亲友从海外打工寄钱越来越难、手机更新换代跟不上、电视机、冰箱等耐用品大多是十年前的老款。
家家户户的“梦想”——让孩子上大学、有份稳定工作、买台国产汽车,变得遥不可及。年轻人只能在父母和国家间奔波,却始终看不到希望的窗口。
外贸企业、餐饮服务业、修理工厂,凡涉及外部供应链的,都因“黑名单”难以得到配件、工具和新知识。
朝鲜并非没有尝试过仿效中国等国搞开发区、包产到组等改革。2012年起,全国划分25个经济开发区,吸引外资。但外资一旦涉及跨国支付和运输,便立刻被1718专家组追踪,地方开发成了“纸上工程”。
开城工业园区作为南北经济合作样板,2013年还在高峰时吸纳五万工人,2016年被迫全面关停,园区沦为废墟。
人道援助也需严格报批,动辄等几个月才能进来一批药品、婴儿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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