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在中国艺术界，孙伯翔先生不仅是书法领域的“魏碑泰斗”，更是一位以毕生实践诠释“传统与创新”辩证关系的艺术家。选择为孙先生绘制肖像，源于我对传统艺术精神的深深敬仰，以及对孙先生艺术风格与人格的认同。
孙伯翔先生以北碑为根基，却未止步于“摹形”，而是以“临碑非摹形，而求其神”的理念，将魏碑从金石之气升华为文华之韵。这种“以古为新”的探索，恰如石涛所言“以一画测之，即可参天地之化育也”，为当代书法艺术提供了突破传统桎梏的范例。作为天津美院的教师，我深感自身肩负着艺术“传承”的使命，希望通过肖像画创作，将孙先生的艺术精神转化为视觉语言，这既是对传统的致敬，也是对当代写意人物画发展路径的回应。
孙伯翔先生宽厚沉稳的面容与谦和待人的风骨，与他的艺术成就形成呼应。其人格与艺术的统一，正是“度物象而取其真”的写照。在浮躁的当代艺术语境中，孙先生以对艺术执着的定力，坚守心性本真，这正是我渴望通过肖像画传递的精神内核。此外，我始终认为，笔墨不仅是技法，还是理解空间与造型的哲学，是艺术精神的承载体。我的教学理念与孙先生的书法实践契合，他以“方圆相济”的笔法突破碑刻的僵化，我则在写意人物画教学中通过书法用笔来化解以素描为造型基础所带来的笔墨困境。为孙先生画像，也是在教学中为学生树立“传统出新”的案例。
孙伯翔先生面容宽厚，双颊饱满，目光如炬却温和，这种外在形象与他书法中“方笔之峻”与“圆笔之韵”的辩证统一形成呼应。我以孙先生面部为起点，上部至眉，中部至鼻，下部至颚，须笔笔到位，确保五官位置精准，所以我在刻画时注重“以形写神”。先生眼角微垂，眼尾的细纹既显岁月痕迹，又望能描绘出孙伯翔先生眉目含笑的童真之态。
在肖像创作中，我尝试将孙伯翔“方中有圆，圆中有方”的书法用笔融入绘画线条。勾勒衣纹时，以侧锋取势，笔触虽如魏碑方笔般峻利，却在转折处以圆笔缓和，形成刚柔相济的节奏美感。荆浩《笔法记》对于用笔有这样的描述：“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如此笔法可以使得线条既具碑刻的力度，又不失水墨的灵动，也暗合先生“临碑非摹形，而求其神”的艺术追求。
神韵捕捉是创作的核心。顾恺之提出“迁想妙得”的艺术理论，强调艺术需超越表象。孙先生宽厚面容的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对艺术的虔诚与对传统的敬畏。刻画眼神时，我刻意以细笔浓墨勾勒眼尾细纹，将繁复的细节凝练为精神的象征。
通过创作，我更真切地体会到谢赫“六法”中“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辩证关系。孙先生的肖像若仅止于形似，则“见与儿童邻”；唯有以笔墨追摹其精神，方能“以形写神”。例如，在表现其执笔的手部时，我刻意强化指节的力度与皮肤的肌理，以显“骨力洞达”。这种实践让我领悟了艺术创作的本质，是“以有限笔墨，写无限精神”，正如苏轼所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孙伯翔先生的艺术之路，是“以碑入帖，以帖化碑”的创造性实践。他晚年探索碑帖融合，将隶书的舒展、行草的流动融入魏碑，与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理念相契合。在此次创作中，我以“计白当黑”的章法呼应其“少即是多”的理念，以留白表现人物的“虚空之境”。此次创作也让我重新思考“写实主义”的价值。孙先生的面容与书法中蕴含的“真实”——那是对传统的敬畏、对艺术的执着——恰是写实主义所追求的东西。我通过捕捉孙先生眼角的皱纹、执笔的力度，试图让画面超越表象，直指精神本质。孙先生“九十年风雨人生凝注笔墨”的艺术人格，更成为我教学与创作的标杆，他“废纸三千”的严谨、对“拙朴”的坚持，以及“站在当代碑学制高点”的学术高度，启示我艺术实践须在“量变”中求“质变”，教学也要集小成为大成，不可一蹴而就揠苗助长，只有这样，才能把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者徐展 系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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