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 香港，历史的暧昧角落

大约十一年前，在香港的一家书店，我随手捡起一本《传教士与浪荡子》（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它归属于亚洲兴趣（Asian Interest）一栏。

彼时的香港，殖民式统治的气息正在散去，但仍能轻易感受得到。在湾仔的六国酒店，在银行家穿梭的中环，还有旧中国银行上的“中国倶乐部”，你能感受到那个吉卜林、奥登与大班们眼中的香港。它是西方与东方交融的产物，前者是征服者，后者是承受者，充满异域风情。连Asian Interest这个分类名称都带有明显的这种痕迹，Asia 是欧洲人创造的概念。这本书是这种视角的延续吗？至少看起来，标题正是如此，封面也是如此，一个裸露双肩的东方女人显露出惊恐的表情。

我也被作者的叙述吸引，个人游记、新闻报道、文学批评、历史叙述、政治分析，毫无缝隙地交融在一起。他不仅捕捉住这稍纵即逝的时代情绪，还给予这情绪以更大的历史框架。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作者对陈词滥调的逆反，他用追问、质询、嘲讽来对待所有程式化的判断，他既质疑西方眼中的东方主义，也怀疑所谓的“亚洲价值观”。

我买下了这本书，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一个曾长期在亚洲生活的荷兰人，通晓包括日语与中文在内的六种语言。未曾料到，这本书也随即成为一种隐喻、一个指南，它开始缓慢却有力地塑造我的思考、写作与生活方式。马尼拉、加尔各答、东京、首尔、台北……我去了他去过的地方，试图像他一样观察、交谈与书写。我也寻找到他的其他作品，从1980年代的《面具背后》《上帝的尘埃》，到1990年代的《罪孽的报应》《伏尔泰的椰子》，再到《坏分子》与《西方主义》，还有那本迷人的小说《中国情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奈保尔、保罗·索鲁、简·莫里斯一样，变成了我过去十年中反复阅读与模仿的对象。他们来自不同区域，年龄、性别不同，所关注的题材也不尽重合，却分享着相似的特质——都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了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并且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在他们中，布鲁玛或许是游历的地理与涉猎的知识最广的一位，在很多方面，他与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或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更相似。他继承了他们对他人的文化与生活的广泛兴趣，除了知识、思想，更有对历史中模糊、暧昧、灰色地带的兴趣。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情欲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他也常把目光投向边缘人——这种诚实正是理解、接受以及庆祝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多样性的基本态度。但在这多样性中，思想的清晰性与道德的严肃性从未消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追溯德国与日本的战争罪责与社会记忆的著作《罪孽的报应》（The Wages of Guilt）中的陈述：“没有危险的人民，只有危险的情景，它不是自然、历史规律或民族性格的结果，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受权刊发，选自《伯克利的魔山》，许知远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贝贝特 2025年4月。

一些时候，1951年出生于荷兰海牙的伊恩·布鲁玛让我想起他的先辈伊拉斯谟。后者在16世纪开创了人文主义传统，倡导一种宽容、多元的价值观，他也是世界主义者的先驱，从不受困于具体的地域、语言与文化。布鲁玛不具这种开创性，却是冷战结束后涌现出的新的全球经验书写浪潮中的重要一员。2008年，他获颁伊拉斯谟奖，被认定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人物，“将知识与超越距离的担当结合在一起，以反映全世界的社会发展”。

2013年出版的《零年：1945》（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既是布鲁玛一贯风格的延续，也为被不断论述的二战胜利带来了新视角，探索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角落。在结构上，还从他惯常的松散文集变成了一本更有系统性的专著。在西方读者熟知的叙事中，1945年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胜利感的年份——自由世界战胜了法西斯的挑战，是罗斯福、丘吉尔的光辉岁月，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由此建立起来。布鲁玛却描绘了历史的另一些面貌。他描述女人们——她们是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对于到来的盟军士兵的强烈情欲，胜利者不仅意味着正义与力量，更是强烈的性感。而胜利不仅意味着旧秩序的崩溃，更是被压抑欲望的巨大释放。法国小说家伯努瓦特·格鲁曾这样描述她与美国大兵情人的关系：“四年的敌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贞操让我胃口大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天前在华盛顿下的鸡蛋，嚼着在芝加哥罐装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战争可真是好东西。”这些来到欧洲的士兵也像是历史性的隐喻，作为解放力量与历史新动力的美国有不可阻挡的诱惑，格鲁感慨被美国大兵压在身下就像跟整片大陆同床共寝，而你“无法拒绝一片大陆”。

被释放的不仅是情欲，也有饥饿感、报复欲。它们都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所有人都成为极度自私者，如德国作家波尔所说的：“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报复行为也随着这种失序到来，那些昔日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成了残酷的报复者。报复也常是盲目的，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即使在德国人的压力下幸存，却又遭遇了本地人新的攻击，而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华人而不是入侵者日本人，常成为攻击对象。

让我尤其难忘的是大町的命运。1945年秋天，她是安东市（今丹东）7万多日本侨民中一员。对这些带着希望与憧憬来到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来说，这是个失败与惶恐的时刻。日本天皇已宣布战败，涌来的苏联红军则让他们忧惧不已——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俄国人的残酷印象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强暴与混乱，日本侨民领袖决定成立一个“卡巴莱舞团”，它以歌舞表演的名义提供妓院式服务。大町40岁出头，是个昔日的艺伎，她成为这个歌舞团的管理者。她招募一批日本女性，说服她们要为日本献身，牺牲自己来保持更大的群体的安全与尊严。据说，因为秉承“不问政治”的立场，艺伎对于所有客人一视同仁，使得歌舞团驻守的安宁饭店很快成为安东的避风港。光临的不仅有苏联人，还有日本退伍军官、新来的国民党军官、昔日的汉奸……他们在此或寻欢作乐或寻找情报。对这个中朝边界的小城来说，一切都暧昧不明。日本人失败了，接下来的掌权者将是谁，它将给这群日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命运？这个例证恰好说明了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它既是历史事实，又引人充分遐想。它探究了历史中的暧昧之地，也显示作者着力要从昔日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中摆脱出来。

除去中日关系，他也写出印尼的苏加诺对于日本的暧昧态度，日本是入侵者，但也是某种解放者——它至少驱逐了上一个殖民者。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缅甸与越南，这些国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都想在这混乱中重获对命运的自主权。1945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图景，很多被压抑的故事值得重新去书写。

“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将何去何从？”布鲁玛在序言中写道。对他来说，1945年代表着父辈的世界，“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都是父辈理想的产物。理解1945年，不仅是出于对上一代人的天然兴趣，也是对此刻的回应。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而在过去几年中，他“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全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性战争”，他很希望父辈的故事能为此刻提供某种参照，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塑造我父母与我的生活的不是1945年结束的二战，而是1947年开始的冷战。1945年更像是一个前奏，是真正胜利的一个必要过渡。在我成长岁月的历史叙述中，1945年的意义被低估了，1949年才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形成，被赋予了解放的意义。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历史轨迹，也创造了一种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种意义上，1945年的意义被双重忽略了。它不仅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被忽略，也在全球叙述中被忽略。

如今，重估历史潮流已经开始。不仅在中国国内，在国际舞台上，伴随21 世纪的中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性角色，其被忽略的历史作用将被再度挖掘，它不再是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五大国之一了。

这意味着伊恩·布鲁玛对中国读者的双重意义，它提醒我们被压抑、被遗忘的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态度理解他人，理解历史中的暧昧含混之处，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陈词滥调。当中国愈来愈成为21世纪的主要角色时，这种视角变得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