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公子哥出炉，马未都也自愧不如，王思聪加起来都比不上！

真正的”玩家“是什么样的？

玩到让马未都都得拱手说声“佩服”，

甚至有人撂下狠话：十个王思聪加一块儿，论“会玩儿”，也得靠边儿站。

他究竟是谁？

他就是王世襄。

要说王世襄得从他那不一般的出身讲起。

1914年，他生在北京一个官宦世家，那是正儿八经的“京城少爷”。

祖上几代都是吃皇粮的，什么刑部、工部尚书，往上数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他爹王继曾是秘书长，留过洋，见过世面。

母亲金章更是了不得，是画坛有名的才女，一手鱼藻画得活灵活现。

他们家，随便墙上挂的字画，桌上摆的物件，可能都藏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

按理说，这样的家庭，熏也该熏出个四平八稳的读书人。

家里也确实这么盼着，三岁就请了老先生教《四书五经》。

可王世襄呢？心思压根儿不在那些“之乎者也”上。

先生在堂上念经，他脑子里全是鸽子怎么飞，蛐蛐儿怎么斗，甚至琢磨着怎么去捅马蜂窝。

母亲手把手教他《论语》，他这边嘴上“嗯啊”应着，眼睛早就瞟向窗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全是玩儿的事。

家里长辈研究古籍竹简，他倒好，能从一块西瓜皮上琢磨出乐趣，刻个小玩意儿。

家里人瞧着，直摇头，这孩子将来可怎么办？谁承想，王世襄愣是从这“玩儿”里，悟出了自己的道道。

他不是瞎玩，是真下功夫。抓蛐蛐儿，他能研究出哪种品相的斗起来最凶。

养鸽子，他能琢磨出怎么让鸽哨的声音传得更远，怎么让鸽子飞得更有章法。

这股子对“玩儿”的痴迷和钻研劲儿，打小就刻在他骨子里了。

王世襄的“玩儿”，那叫一个五花八门，而且样样精通。

十几岁的时候，京城玩儿的圈子里，他就已经是个角儿了。

蛐蛐儿玩到后来，他能写出《蟋蟀谱集成》这样的专著，把民间的这点儿小乐惠，硬是提升到了学术层面。

他养鸽子，不光养，还研究鸽哨，收藏了几百枚鸽哨，能从哨音里听出鸽子的门道。

后来又迷上了玩鹰，那可是技术活儿，他愣是练出了一手架鹰捕兔的绝技，威风凛凛。

除了这些活物儿，他还喜欢熬鹰、驯狗、抓獾，反正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能玩儿出花样的，他都乐此不疲。

别人玩儿，可能就是图个乐呵，他玩儿，是真往深里钻，非得玩出个名堂，玩出个学问不可。

这股劲头，不仅仅让他在玩乐圈里站稳了脚，

更重要的是，这种钻研精神，为他日后踏入文物研究的殿堂，打下了意想不到的基础。

后来，王世襄进了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这一下，像是给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面对那些精美绝伦的古建筑、古家具、古器物，他心里那股“玩儿”的劲头又上来了，只不过这次，对象变成了更厚重、更有文化底蕴的国之瑰宝。

他参与了大量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工作。这可不是件轻松的差事，没钱没势，全凭一腔热血和过人的眼力。

他能从古董贩子嘴里套出线索，也能在废墟里抢救文物。

他曾追回了四百多件珍贵瓷器，上千件其他文物，甚至还从日本要回了一百多箱古籍。

炮火连天的时候，他愣是单枪匹马，从瓦砾堆里扒拉出几百件青铜器。

同行都说，他这是拿命在玩儿文物！

这份为国护宝的心，是滚烫的。他追回来的东西，一件不留，全部上交国家。

运送文物的车马费，常常是自己掏腰包。

这份热忱，这份清白，让人打心眼儿里佩服。

提起为国护宝，就不能不提另一位民国奇人张伯驹。

张伯驹也是出身名门，是当时京城有名的“四公子”之一，更是顶级的收藏家。

他为了不让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流失海外，

不惜倾家荡产，变卖豪宅，这份气魄和担当，感天动地。

后来，他将这些稀世珍品悉数捐献国家，成就了一段文化传奇。

王世襄和张伯驹，这两位京城文化圈的翘楚，虽然性情、行事风格大相径庭，

但在守护中华文脉这件事上，却是一样的执着，一样的无私。

张伯驹的守护，带着一种悲壮的浪漫，是以个人之力对抗时代洪流，千金散尽只为留住民族的根。

而王世襄的贡献，更多体现在他日积月累的专业学养和不懈的努力上。

他不仅仅是有追回国宝的勇气，更有鉴定、研究、阐释这些宝贝的深厚功力。

张伯驹还将自己花4万大洋得来的《平复帖》借给王世襄读了一个月，

很多人想花钱买，张伯驹都拒绝了，最后直接无偿捐给了博物院。

后来，王世襄在故宫博物院、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明式家具、漆器、竹刻等等。

他写的《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那可都是相关领域的“圣经”，

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也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工艺之美。

董桥说他是“活故宫”，这话一点不夸张。

可以说，王世襄和张伯驹，一个是以“玩”入道，最终将兴趣升华为护国之学问。

一个是以“藏”明志，将家财化为国之重器。

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诠释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情怀。

王世襄的“玩儿”，就止于那些高大上的文物古董，或者飞禽走兽吗？

那可就小瞧他了。他还是个顶尖的美食家，而且是能亲自下厨、做得一手好菜的那种。

他品菜，讲究色香味形器，一样都不能少。

就说那道“海米烧葱”，听着普通吧？

这可是他的拿手绝活。普普通通的大葱，到了他手里，能做出比山珍海味还鲜美的味道。能配三碗大米饭。

还有老北京的涮羊肉、炸酱面，他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涮羊肉的肉片要怎么切才薄而不散，七上八下怎么掌握火候。

炸酱面的面码儿更是四季分明，什么时令配什么菜，一点不含糊。

他甚至还研究过怎么做“冰箱烤肉”，就是利用冰箱制冷管外壁的热量来烤肉，这份奇思妙想，也只有他能琢磨出来。

对他来说，吃，绝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与朋友交流情感的方式。

他跟汪曾祺这些文人墨客，常常聚在一起，切磋厨艺，品评美食，那份自在和惬意，是旁人体会不到的。

他的公子王敦煌，也继承了这份对吃的热爱和研究，写了本《吃主儿》，把家传的这点儿美食心得，分享给了更多人。

王世襄这一辈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家道中落的窘迫，他尝过。

历史风浪的颠簸，他也未能幸免。这些打击，换作一般人，可能早就垮了。

可王世襄呢？他硬是挺过来了，而且还挺得有滋有味。

在最苦最难的日子里，他那股子“玩儿”的精神，成了他最大的支撑。

让他养猪，他能从猪的吃相里看出乐趣，写出“猪较莲花易养，所食也比莲花易得”这样的句子，苦中作乐。

让他挑水种菜，他能从田埂边盛开的油菜花里发现生活的美好。

他说过：“我是一个老运动员”，这话里有自嘲，更有看淡风云的豁达。

尽管命途多舛，王世襄在学术上的成就却从未停歇。

他写的《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被公认为明式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和扛鼎之作，在国际上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此外，他在漆器、竹刻、匏器、鸽哨、蟋蟀谱这些看似“小道”的领域，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分量十足的专著。

2003年，他还获得了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奖，这是国际社会对他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

即便名满天下，王世襄骨子里还是那个爱玩儿、会玩儿的“老顽童”。

马未都回忆起他，总说他身上有股子“气”，一股子不服输、坚持到底的劲儿，正是这股气，成就了他。

在晚辈面前，他从不摆谱，总是乐呵呵地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心得。

他常说：“一个人总要有点癖好，生活才有情趣。”他用自己的一生，把这句话活成了现实。

他的家庭生活，也充满了温情。妻子袁荃猷，同样出身书香门第，精通音律，与他志趣相投，相濡以沫几十年。

他们的家“俪松居”，不仅是收藏珍贵文物的地方，更是他们诗意栖居的港湾。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在北京安然辞世，享年95岁。

他的离去，让很多人感到一个时代的落幕。

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但王世襄是出不了了。”这话，道出了他的独一无二。

王世襄这一生，是“玩”的一生，更是创造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王世襄留给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也不是那些等身的著作，

而是他那种“玩物不丧志，反倒励了志”的人生态度。

【信息来源】

北京青年报202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