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玩家“是什么样的?
玩到让马未都都得拱手说声“佩服”,
甚至有人撂下狠话:十个王思聪加一块儿,论“会玩儿”,也得靠边儿站。
他究竟是谁?
他就是王世襄。
要说王世襄得从他那不一般的出身讲起。
1914年,他生在北京一个官宦世家,那是正儿八经的“京城少爷”。
祖上几代都是吃皇粮的,什么刑部、工部尚书,往上数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他爹王继曾是秘书长,留过洋,见过世面。
母亲金章更是了不得,是画坛有名的才女,一手鱼藻画得活灵活现。
他们家,随便墙上挂的字画,桌上摆的物件,可能都藏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
按理说,这样的家庭,熏也该熏出个四平八稳的读书人。
家里也确实这么盼着,三岁就请了老先生教《四书五经》。
可王世襄呢?心思压根儿不在那些“之乎者也”上。
先生在堂上念经,他脑子里全是鸽子怎么飞,蛐蛐儿怎么斗,甚至琢磨着怎么去捅马蜂窝。
母亲手把手教他《论语》,他这边嘴上“嗯啊”应着,眼睛早就瞟向窗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全是玩儿的事。
家里长辈研究古籍竹简,他倒好,能从一块西瓜皮上琢磨出乐趣,刻个小玩意儿。
家里人瞧着,直摇头,这孩子将来可怎么办?谁承想,王世襄愣是从这“玩儿”里,悟出了自己的道道。
他不是瞎玩,是真下功夫。抓蛐蛐儿,他能研究出哪种品相的斗起来最凶。
养鸽子,他能琢磨出怎么让鸽哨的声音传得更远,怎么让鸽子飞得更有章法。
这股子对“玩儿”的痴迷和钻研劲儿,打小就刻在他骨子里了。
王世襄的“玩儿”,那叫一个五花八门,而且样样精通。
十几岁的时候,京城玩儿的圈子里,他就已经是个角儿了。
蛐蛐儿玩到后来,他能写出《蟋蟀谱集成》这样的专著,把民间的这点儿小乐惠,硬是提升到了学术层面。
他养鸽子,不光养,还研究鸽哨,收藏了几百枚鸽哨,能从哨音里听出鸽子的门道。
后来又迷上了玩鹰,那可是技术活儿,他愣是练出了一手架鹰捕兔的绝技,威风凛凛。
除了这些活物儿,他还喜欢熬鹰、驯狗、抓獾,反正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能玩儿出花样的,他都乐此不疲。
别人玩儿,可能就是图个乐呵,他玩儿,是真往深里钻,非得玩出个名堂,玩出个学问不可。
这股劲头,不仅仅让他在玩乐圈里站稳了脚,
更重要的是,这种钻研精神,为他日后踏入文物研究的殿堂,打下了意想不到的基础。
后来,王世襄进了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这一下,像是给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面对那些精美绝伦的古建筑、古家具、古器物,他心里那股“玩儿”的劲头又上来了,只不过这次,对象变成了更厚重、更有文化底蕴的国之瑰宝。
他参与了大量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工作。这可不是件轻松的差事,没钱没势,全凭一腔热血和过人的眼力。
他能从古董贩子嘴里套出线索,也能在废墟里抢救文物。
他曾追回了四百多件珍贵瓷器,上千件其他文物,甚至还从日本要回了一百多箱古籍。
炮火连天的时候,他愣是单枪匹马,从瓦砾堆里扒拉出几百件青铜器。
同行都说,他这是拿命在玩儿文物!
这份为国护宝的心,是滚烫的。他追回来的东西,一件不留,全部上交国家。
运送文物的车马费,常常是自己掏腰包。
这份热忱,这份清白,让人打心眼儿里佩服。
提起为国护宝,就不能不提另一位民国奇人张伯驹。
张伯驹也是出身名门,是当时京城有名的“四公子”之一,更是顶级的收藏家。
他为了不让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流失海外,
不惜倾家荡产,变卖豪宅,这份气魄和担当,感天动地。
后来,他将这些稀世珍品悉数捐献国家,成就了一段文化传奇。
王世襄和张伯驹,这两位京城文化圈的翘楚,虽然性情、行事风格大相径庭,
但在守护中华文脉这件事上,却是一样的执着,一样的无私。
张伯驹的守护,带着一种悲壮的浪漫,是以个人之力对抗时代洪流,千金散尽只为留住民族的根。
而王世襄的贡献,更多体现在他日积月累的专业学养和不懈的努力上。
他不仅仅是有追回国宝的勇气,更有鉴定、研究、阐释这些宝贝的深厚功力。
张伯驹还将自己花4万大洋得来的《平复帖》借给王世襄读了一个月,
很多人想花钱买,张伯驹都拒绝了,最后直接无偿捐给了博物院。
后来,王世襄在故宫博物院、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明式家具、漆器、竹刻等等。
他写的《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那可都是相关领域的“圣经”,
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也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工艺之美。
董桥说他是“活故宫”,这话一点不夸张。
可以说,王世襄和张伯驹,一个是以“玩”入道,最终将兴趣升华为护国之学问。
一个是以“藏”明志,将家财化为国之重器。
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诠释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情怀。
王世襄的“玩儿”,就止于那些高大上的文物古董,或者飞禽走兽吗?
那可就小瞧他了。他还是个顶尖的美食家,而且是能亲自下厨、做得一手好菜的那种。
他品菜,讲究色香味形器,一样都不能少。
就说那道“海米烧葱”,听着普通吧?
这可是他的拿手绝活。普普通通的大葱,到了他手里,能做出比山珍海味还鲜美的味道。能配三碗大米饭。
还有老北京的涮羊肉、炸酱面,他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涮羊肉的肉片要怎么切才薄而不散,七上八下怎么掌握火候。
炸酱面的面码儿更是四季分明,什么时令配什么菜,一点不含糊。
他甚至还研究过怎么做“冰箱烤肉”,就是利用冰箱制冷管外壁的热量来烤肉,这份奇思妙想,也只有他能琢磨出来。
对他来说,吃,绝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与朋友交流情感的方式。
他跟汪曾祺这些文人墨客,常常聚在一起,切磋厨艺,品评美食,那份自在和惬意,是旁人体会不到的。
他的公子王敦煌,也继承了这份对吃的热爱和研究,写了本《吃主儿》,把家传的这点儿美食心得,分享给了更多人。
王世襄这一辈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家道中落的窘迫,他尝过。
历史风浪的颠簸,他也未能幸免。这些打击,换作一般人,可能早就垮了。
可王世襄呢?他硬是挺过来了,而且还挺得有滋有味。
在最苦最难的日子里,他那股子“玩儿”的精神,成了他最大的支撑。
让他养猪,他能从猪的吃相里看出乐趣,写出“猪较莲花易养,所食也比莲花易得”这样的句子,苦中作乐。
让他挑水种菜,他能从田埂边盛开的油菜花里发现生活的美好。
他说过:“我是一个老运动员”,这话里有自嘲,更有看淡风云的豁达。
尽管命途多舛,王世襄在学术上的成就却从未停歇。
他写的《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被公认为明式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和扛鼎之作,在国际上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此外,他在漆器、竹刻、匏器、鸽哨、蟋蟀谱这些看似“小道”的领域,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分量十足的专著。
2003年,他还获得了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奖,这是国际社会对他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
即便名满天下,王世襄骨子里还是那个爱玩儿、会玩儿的“老顽童”。
马未都回忆起他,总说他身上有股子“气”,一股子不服输、坚持到底的劲儿,正是这股气,成就了他。
在晚辈面前,他从不摆谱,总是乐呵呵地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心得。
他常说:“一个人总要有点癖好,生活才有情趣。”他用自己的一生,把这句话活成了现实。
他的家庭生活,也充满了温情。妻子袁荃猷,同样出身书香门第,精通音律,与他志趣相投,相濡以沫几十年。
他们的家“俪松居”,不仅是收藏珍贵文物的地方,更是他们诗意栖居的港湾。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在北京安然辞世,享年95岁。
他的离去,让很多人感到一个时代的落幕。
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但王世襄是出不了了。”这话,道出了他的独一无二。
王世襄这一生,是“玩”的一生,更是创造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王世襄留给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也不是那些等身的著作,
而是他那种“玩物不丧志,反倒励了志”的人生态度。
【信息来源】
北京青年报20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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