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梁文道聊创作，那么问题来了

当算法开始批量生成诗歌，当流量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尺，那些笨拙的、不确定的创造冲动是否还要守护？在“创作者”身份被泛化的时代，真正的创作如何抵抗媚俗与速朽？

在由观夏与Audi共同发起的2024年度“当代青年创作者：蹊径奖”揭晓之际，NOWNESS有幸与梁文道展开了一场见缝插针的对话，作为评审之一，他用自己的视角，试图为当代青年提供一些突围困境的思考灵光。

作为文化生产的长期观察者，梁文道总能在一个问题中看到“另一个问题来了”，它们超越了单纯的艺术方法论，转而探向创作的本质——它既是个人对抗异化的武器，也是文明存续的隐性契约。那些获奖青年的实践，无论是用影像重构记忆，还是以装置挑衅现实，都在证明创作的价值从不在于正确答案，而在于提出问题的勇气。

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应该问梁文道什么问题？

一切的疑问将围绕“创作”展开，因为商业与数据的夹缝中，我们相信它依然保存着人类最珍贵的两样能力：对自由的想象，以及对意义的怀疑。关于“为何创作”“如何创作”的若干问题，会时刻提醒着我们，在标准化的人生轨道之外，永远需要一些“蹊径”，让未被驯化的思想得以狂奔。

以下是NOWNESS与梁文道的对话。

NOWNESS：您一直会通过各种方式、途径跟青年一代产生对话和联系。您现在听到最多的来自青年创作者的困惑是什么？

梁文道：我听到最多的是“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虽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但还是有很多人跟我说没有创作的冲动，总是觉得好像很多东西都被人做了，那还剩下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很快就会进入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他们正夹在新旧之间，面对以往沉寂下来的、大量的、不同领域的创作遗产，又有一种不知从何下手的无措，进而开始根本地质疑创作的必要性。剩下的好像只有一种冲动，就是自己有东西要出来，但怎么出来？自己有话要说，但该怎么说，说给谁听呢？

NOWNESS：您觉得这种迷茫是时代症候，还是每一代人的必经阶段？

梁文道：我倒不这么觉得，并不是所有时代都会有类似的问题。所谓的艺术创作、文学创作等作为一种表达自我的概念，在人类历史上是很晚才有的事。在过去，所谓的创作都有很清晰的目的，比如你帮教堂做石雕，你不会说“我要表达什么”，或是因为有表达的冲动而选择石雕，不是的，只是因为你入行了，这是你的工作。这很像如今的游戏设计师，他们也许一开始不太会说“我想表达什么”，可能只是觉得我喜欢玩游戏，作为工作也不错，于是就去做。只是当你做的时间久了，会开始有意识“我也许可以做些不一样的东西”。

NOWNESS：像您说的，相对于过去，创作概念的诞生往往是从职业的需求转化而来，然而现在许多年轻人将创作直接等同于“内容生产”，将其“职业化”，您觉得这是一种危险的简化吗？

梁文道：这不能说是简化，但会引发更多问题。现在的创作已经变成一个没有太多类别门槛的事，所以对很多创作者来说它的阐释空间可能变得很大。我曾遇到过做社会设计的设计师，他们要做的可能不是一个看得见的作品，而是去创造某种社会的交往形态，这算是什么呢？过去没那么清晰，今天可能仍然模糊，但他起码触及到了更广阔的领域。

问题在于，这类创作不像传统职业那样承担清晰的社会功能，该如何定位？要维持它的活力，往往依赖社会资源或政府投入，因为创作者首先需要生存。但这又带来新的问题：公共资源的投入会引发社会质疑，若市场需求变化，它能否持续？需求可以被创造，但许多创作者尝试的恰恰是未被需要的方向……未来这样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当代青年创作者：蹊径奖”蹊径奖得主、艺术家陈若璠，参赛代表作《风的敏感》装置（2023-2024）

NOWNESS：您刚也提到了人工智能，在今天这样拥有极度便利的创作工具（如AI、短视频平台）的环境里，您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是否反而面临更隐蔽的束缚？比如追求“流量化”，其中的深度和价值是否会被消解？包括大家所担心的，被AI取代。

梁文道：有可能会更加流量化，也可能像您说的，变得更加没有难度，但这个“难度”指的是什么？就蛮有趣的。

它通常指得是没有所谓的技术难度。比如过去做音乐需要懂一些乐器的演奏方式，清楚声音的组合方式，可是现在用AI进行音乐创作变得越来越普遍。我前几天分享了一个美国的音乐组合，他们就完全是用AI来创作，光是在2024年出了8张专辑，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

你可以说更便利和容易了，可是如果什么都能那么容易做到，用来做什么？过去在传统创作中，你的发现、你的灵感、你的差异恰巧是在那种技艺的学习、使用中被触发的，现在这种机会在逐渐减少。另外，在过去纯粹由人工创作的时代， 比如dream pop、city pop这样的音乐，在创作到泛滥的地步，也被认为很容易，“取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一直在发生。

况且在我看来，艺术从来都是技术的，用文字是一种技术，处理木材也是一种技术，只不过不同的时代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技术选项。过去30年电子信息技术已经改变了很多，AI确实颠覆了创作方式。但关键在于，这时候一个敏感的艺术家应该意识到AI不只是一种技术而已，它是一种新的存在物，甚至可能是具有人格的存在物。

“当代青年创作者：蹊径奖”优胜奖得主、导演蔡杰，参赛代表作短片《人海同游》

NOWNESS：您说把AI当作一个具有人格的存在物这一点很有趣，这也是很多人感到危机的一个原因，你怎么看这种恐惧？

梁文道：我其实不是太担心这个问题。就好比下围棋，电脑早在10年前就赢了人类，为什么我们还在下？如果要比快的话，汽车超过人很多年，我们为什么还在比田径？艺术尽管不一样，也许AI某天发展到可以做得比人类好，但是问题在于，人类在其中所追求的，我不敢说是某种极致，而是一种“就算它做得比我好，也不代表我所做的对我们而言就毫无意义”。

那么到了最后，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创作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最近看到很多人用deepseek写诗，说实话在我看来很烂，但只要稍作对比和理解，作品之间的高下是有云泥之别的，然而对很多人来说，这已经"足够好"了——他们认为古诗、格律诗不过如此。这恰恰暴露了大众审美标准的滑坡：当我们的判断力和鉴赏力普遍下降时，AI取代人类创作自然水到渠成。

而AI还在持续进化。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直面这个根本问题：价值的本质是什么？真正的创作价值，必然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

NOWNESS：这也让我想到了这次"当代青年创作者：蹊径奖"的评选方式很有意思——它不按文学、绘画等类别划分，而是直接从"创作"本身评判作品。这是否印证了您关于价值探讨的观点？作为评委，您如何定义"创作"？这种跨形式的评选对您来说困难吗？

梁文道：如果要去讲每个创作本身专业的部分，我没办法回答，因为我不懂。我能回答的是在跨门类的创作中做评选，还要分出高下，对我而言主要看的还是创作的“原创力”跟“爆炸力”。当你有一定的爆炸力，一些边界可能就会被抹掉，那是你原创力的澎湃造成的。

比如将我早上看的短剧跟一首王安石的诗放在一起比较，高低立判。某些创作的原创性能量，完全可以碾压那些按照一定工业流程制作的产品——好与坏是能被清晰感知的。

这其中评判的难度既大又不大。大的地方在于，面对“跨门类”会觉得你好像要对所有门类的现况起码不完全脱节。你不能说完全不懂，否则你分不出这个设计师所做的在设计这个范围是不是足够特别，原来你看着好像很喜欢，但发现它在整个设计领域不过是汗牛充栋。不大的地方就在于恰好我这个人比较八卦，我本来就对不同领域的创作都很感兴趣，我做过电影奖的评审，也做文学奖评审、音乐评审、建筑奖评审，我也教过设计，所以变成我会对每一样门类都有点感觉，那这时候出现一个奖，把他们的界限打穿，对我来就很有吸引力。

“当代青年创作者：蹊径奖”优胜奖得主、作家刘子超，参赛代表作《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

上：贝尔格莱德市中心遭北约轰炸后的国防部大楼，刘子超提供

下：莫斯塔尔市区建筑物上的弹坑，刘子超提供

NOWNESS：那这次评选过程中，是否有一些作品给您带来了一些新的视角？

梁文道：有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是一个改造项目。他把一座山盘了下来，在山上种东西，去重塑它的地貌，这项工作需要跟当地政府合作。我们做创作，一定会碰到权力、政府，以往很多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创作的边界，会带给我们局限，但它的启示是，也许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条件，不被吞掉，化为你所用。

这位艺术家在他的创作中，所实践的是如何处理跟当地政府部门，跟市场、商业以及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它涉及大量的、不同类型的人，这些人可能都不知道所参与的是所谓的“艺术”，做出来的东西于他们而言的意义也各不相同，是地方宣传还是工作而已？但在这个过程中，透过一种关系的重塑，一种社会空间的经营，其实从创作者跟欣赏者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的就是创作，是一个很好的观念艺术尝试。

NOWNESS：在您以往的分享里，您一直很强调“创作需要对抗惯性”，能否具体谈谈当代青年创作者面临的‘惯性’有哪些？

梁文道：对现在的创作者来说，创作与发表往往是同步的，因为很多人习惯边创作边发布。创作时已经考虑到表达，当然创作跟表达是相关的，甚至是很紧密相关，在某些情况下创作就是表达，比如一些即兴舞蹈或演出。

但我觉得有时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当创作与表达过于紧密时，你会在不知不自觉中跟着那个展示空间——无论是演出场地还是社交媒体本身的限制条件走。比如把作品发在小红书上，这个平台的算法逻辑、结构和视觉构成都有既定框架。如果创作者对这些框架不敏感，就像画家不考虑作品与墙面、墙面与空间的关系一样，这样的创作是不够透彻和完整的。

“当代青年创作者：蹊径奖”优胜奖得主、艺术家云永业，参赛代表作：

上：《下山图》（2018 - 2022）

下：《火焰，及其恋人》（2020-2024）

NOWNESS：那他们该如何对抗这种“惯性”？

梁文道：我觉得他不一定要对抗，他可能觉得很舒服，但是他必须自觉，他必须知道我任何一个表达的空间本身有它的规则和条件存在，而我跟这种条件是什么关联。

在过去，传统文学创作者的作品会放在一些文学期刊上进行发表，文学期刊它就是一个空间，就有它的机制，你创作的时候，就会去考虑我要投10月刊上会收获什么，它其实就给了你很多的局限。所以框架或者局限一直都是存在，只是说它变换着不同的媒介，现在小红书也许就是以前的刊物。而优异的创作者，他会意识到这些框架，同时有意的去处理和这些框架的关系。

NOWNESS：那拥有一种绝对的创作自由是否就是好的？

梁文道：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我很难想象创作是怎么回事。你说你要画画，你裁一幅画布之后，布的尺寸就是你的基本局限。我刚刚开始学写作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功课，那时候还用手写，我用那种500字一格的原稿纸，规定自己每天写满一张，什么叫写满一张？从第一格到最后一格全部填满，标点符号，刚刚好500格，不多不少，我故意做这样的练习，是为了要试试看，用500字加上标点符号能做什么，然后我对稿子的边界框架就特别有感觉，甚至爱上了这个东西。

大家知道今年的普利策克奖得主刘家琨老师，他是我好朋友。大师很多年前有一回跟我说他头疼死了，为什么，因为他接到一个案子，要求是“请用建筑诠释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如果开放成某种程度，你也可能就没法创作。但有时候一个甲方奇特的要求又能够刺激你想到别的东西。

“当代青年创作者：蹊径奖”优胜奖得主、艺术家吴思林，参赛代表作：

上：《洪水淹没了森林》（2023）

下：《旱地行舟》（2022）

NOWNESS：最后如果让您对未来的青年创作者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

梁文道：不容易！他们会很不容易，比我们不容易多了。这个时代的变化，尤其在今天的中国，他们可能接触到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壁垒。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爆发，AI的出现会使得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创作容易被替代，他们越来越会在怀疑我到底在做什么，还有什么需要再做。我觉得他们面对的这种困难，甚至是危机，是我们过去100多年来都未曾遇到过的，所以我很替他们感到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