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顿珠：在雪域高原扎根生长

留在上海，去北京发展，还是回藏区？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格桑顿珠面临过几次这样的选择，每一次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雪域高原。因为，让更多藏区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得好病是他最大的愿望。

健康报：扎根藏区多年，您对这片土地应该有很深的感情。是什么触动了您，让您一直留在藏区？您又为何选择在神经外科领域持续深造？

格桑顿珠：1998年，我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本科毕业，当时可以留在上海。但是我的母亲一直教育我必须回到家乡，为家乡人民服务。因此，毕业后我没有多想，主动选择回到藏区。

受地理环境、气候、生活习惯等多重因素影响，脑血管疾病在高原地区相对高发，而彼时西藏的神经外科刚起步。求学和实习经历让我见证了我国神经外科技术的进步，也让我不禁想：一定要把先进技术带回西藏，为西藏神经外科发展作贡献。在临床工作中，我遇到了许多疑难杂症，觉得自己掌握的知识还不够。后来，我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神经外科学家赵继宗。

回藏后，我发现西藏感染性脑积水、脊柱结核、血栓性脉管炎等患者较多，而这些患者的临床治疗比较棘手。依据所学，我将创新技术用于治疗重型脑积水、预防脊柱结核术后反复、治疗血栓性脉管炎等，疗效明显，大大降低了脊柱结核术后复发结核寒性脓肿及血栓性脉管炎导致截肢的风险。

回过头看，我是想用微薄力量助力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也许我个人能为整个藏区带来的改变是有限的，但至少能给我们医院带来切实的变化。在我看来，留在这里不仅要向下扎根，让更多藏区百姓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还要向上生长，不断攀登神经外科技术高峰。

健康报：如您所说，您的从医经历与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否谈一谈您与医院、与科室的故事？

格桑顿珠：我本科一毕业，就来到了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至今已有27年。医院一直鼓励我、支持我继续深造，帮助我成长。我对医院的感情很深。如今成为院长，在做好临床和科研工作的同时，我也付出更多精力推动医院发展。

这些年，医院发生质的变化，在业务能力、服务质量、管理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我刚来医院时，内外科分为大内科、大外科两大病区，专科没有独立出来。2014年，神经外科有了独立病区，我也成为神经外科主任。刚分科时，科室只有4个人，的确很辛苦。渐渐地，神经外科的力量越来越壮大。

为了促进医院神经外科跨越式发展，我牵头在医院建立了北京天坛医院西藏临床技术援助基地、赵继宗院士西藏神经外科技术指导中心等。得益于此，西藏的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获得优质神经外科诊治服务。

2014年，赵继宗院士团队和我院医生一起完成了我院第一例高难度脑膜瘤切除手术。当时，患者脑膜瘤已经侵入颅内、压迫视神经，手术难度很大。在赵继宗院士带领下，手术做得很顺利，患者恢复得很好。还有很多类似案例，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这些年，我院医生不断学习、成长，为藏区百姓筑起健康屏障。

未来，我们不仅要不断提高医院综合能力、推动学科建设，还要打造更多符合西藏百姓疾病谱的特色专科，让更多疾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诊治。

健康报：从医多年，您的初心是什么？得知获得“白求恩奖章”，您的心情如何？

格桑顿珠：当个好医生就是我的初心。所谓“好医生”，一要有仁心，二要技术好。我坚信，从医之人就是要耕耘一片土地，不断提高能力；深挖一口井，不断精进技能。只有心怀善念、手有绝技，才能不断为老百姓和社会服务。

在西藏，不少老百姓从偏远山区到拉萨看病。我尽可能每天出诊，让患者及时看上病，为他们减轻食宿等就医负担。平时一有机会，我就发挥藏语优势和专业特长，深入基层巡诊看病、传播健康知识。

西藏的老百姓都很淳朴。有时候，我要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有的患者家属甚至会含着眼泪送我。就是这样的瞬间，让我感受到患者及其家属对我的信任，也让我意识到要培养更多人才，给西藏老百姓提供更多健康保障。

得知获得“白求恩奖章”，我又惊又喜。惊讶在于，我没想到会得到这份荣誉，认为自己还有许多要努力和进步的地方。喜悦在于，这份荣誉是对我和团队的最好肯定。回首从医路，我十分庆幸自己选择了神经外科，选择回到西藏。未来，我有信心和干劲把工作做得更好，服务好西藏百姓。

文：健康报记者 段梦兰

编辑：管仲瑶

校对：杨真宇

审核：秦明睿 徐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