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安排大军区当第12位副司令，司令、政委意见不一，被晾一边？

他是副司令，可一脚刚迈进军区大门，门都没人给他开。

张震，当年老资格的将军，被调回武汉军区，接任副司令。

可这副司令一来，司令没见，政委也不理，连个招呼都没人打，就这么让他自己一个人住进了招待所。

静悄悄的，像个不速之客。

安排他的人是中央，可到了地方却像是没人认的亲戚，连个落脚的正式说法都没有。

得从七十年代头几年军队那种“人多事少”的格局说起。

那时候各大军区、副职、政工这类领导岗位铺得特别开，一堆人挤在一个班子里。

你说一个军区有十多个副司令，四五个副政委，谁说了算？谁也说不清。

政令不一、权力分散，成了常态。

武汉军区也不例外，副司令排到十几位，张震排在第十二。

不是因为资历不够，也不是能力不行，而是看你先到后到，那年头讲究的不是“谁能干”，而是“谁先来”。

张震这人不是一般干部，之前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军事教育一把好手，但文革一来，学院撤了，人也被下放去工厂劳动。

在武汉钢铁厂干活那会儿，老战友曾思玉、刘丰还去看过他，算是没忘了情分。

之后上面觉得他还能用，就把他调回军区，挂了个副司令的职衔。

可这“副司令”名头听着响，实际上没给安排工作，反而让他去一个水利工程——葛洲坝，做政委。

那工程班子也不省心，二十多个副指挥，五六个副政委，光副职都能开个排队大会。

张震虽说挂了名政委，实则就是被安置在“墙角”，不让他回到真正的军事指挥系统。

后来，军区调整领导班子，刘丰被免了，南京军区的王六生调来当政委。

这时候本来是打算让张震进军区负责军事训练，可没想到军区内部又起了争议。

张震人还没落座，司令、政委都没露面，他就一个人住在接待处，等着安排。

他等了很久，才知道，原来是军区主官里有人不愿意他回来，甚至想推翻党委已经定下的决定。

这种事在当时可不是小事，军区党委的决定一般得集体同意，但要是第一书记或者主持党委工作的书记反对，那就真悬了。

是谁不愿他回来？是老战友曾思玉，还是新政委王六生？

看起来，曾思玉跟他关系不错，毕竟是老战友，文革时还来看过他。

王六生则是他过去在南京军事学院时的上级，对他情况也了解。

但王六生是从三野出来的，背景靠近当时主流的政治派系，话语权也大。

换句话说，张震被晾着，很可能就是王六生不点头。

这事儿张震自己也想不明白，但他没闹，也没去找人理论。

他就待在招待所里，读书、写信，把自己想的事一一写下来，寄给军区领导，也抄送给叶剑英。

过了一个多月，终于回了消息：让他回来，但不是一个人负责，而是跟另一个副司令张显扬一起分管训练。

再后来，又来了个吴瑞山，三人一起负责军事训练。

这看起来是个安排，其实是个“分权”。

张震心里明白，单独让他抓训练，有人不放心，三个副司令管一件事，说好听是合作，说难听点，是分摊责任、分散权力。

但张震不是个怨天尤人的人。

他干实事，抓训练，还是那一套——从基础练起，从理论讲起，谁懂谁说，谁会谁教。

他更重视基层，抓班长、带骨干，讲课备课都亲力亲为。

在他眼里，训练不是走过场，是打仗要命的事，不能糊弄。

不过，他再怎么认真，终究没能完全施展拳脚。

那时候副司令太多，三个人分管训练，在五十年代，一个人就能负责几个板块的事，到七十年代，却是几个人盯一件。

张震心里明白，这种臃肿的体制迟早得改，但不是他能决定的。

在武汉军区干到七五年，他又被调到了总后勤部，负责后勤工作。

离开武汉军区之后，他没有多说什么，也从没公开谈过这段经历。

有意思的是，这段时间恰好是军队人事变动频繁的阶段，很多老干部都在“用与不用”之间来回摇摆。

张震算是那种“被压着没发作”的人。

他有经验，有能力，也有威望，但因为时代背景和人事角力，始终没有完全放开手脚。

说到底，他不是没人要，也不是没人信，而是那时候的用人机制，讲的不全是能力，还有站位、时机、派系、态度。

他不是那种会抢风头的人，所以总是被放在“安全”的位置，能干事，但不能太出风头。

：张震的事，不怪他个人，也不是哪个人拍脑袋的决定。

那年头的军队，副职一多，事就不好办。

你是老将军也好，是学院派也罢，真要落到谁说了算，还得看你站哪边、谁让你站哪边。

张震没争，也不愿争，他要的是能干事。

可惜那时候能干事的人太多，能让你干事的机会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