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史料结合官书或档案使用，才是让一段史事“活”起来的方法

增订版自序

拙著《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及《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迄今已历19年。此番得以发行简体增订版，完全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容此先向促成此事的推手——“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执行主编谭徐锋先生，致上最诚挚的谢忱。若非本身也是晚清民国政治史研究者的谭先生青眼有加，笔者自忖稍嫌冷门的这两本旧著，很难得到如是增订再版的机会。

《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及《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两书所讨论的，是笔者用以观察1861— 1898年晚清政治史的一条路径，即派系政治。事实上，19世纪后期以降，派系就是同时代人用以描述时局政情的重要元素，并非后人归纳形成的分析架构。在过去百年以来，晚清政治史，或云广义的近代政治史研究成果，所以较少由此一角度切入，主要原因或即在于一手史料，特别是官方档案相对浩繁，为相当一段时期的研究者提供了极丰富的研究材料，创造了广大的选题空间。事实上，直至今时，这种情况基本无甚改变。问题在于主要依靠官方档案建构的研究内容，要达到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的研究效能，也许不失充分，但要观照平面现象之下的底流，官方档案就未必足够了。这是因为官方档案中呈现的，较多是一种具体的“结果”或状况，相对缺乏提供一件史事发展“过程”的线索。就像笔者常举例，在官方档案中看到的奏折内容，也许能让研究者了解上折子官员对所陈奏事情的立场或主张，但这样的立场或主张究竟如何成形，背后有些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就未必看得出了。然而，研究者若能妥切地善用其他史料，例如上折子官员的私人文集，特别是一般都会收入其中的折稿，亦即所递上的奏折原稿，将之与官档中的奏折内容对照，其有所增删的部分常常就是事件发展过程里最精微、最能“说故事”的关键；掌握这些关键环节，研究者对该历史事件的理解，也才能变得更“立体”。

前所例举的私人文集，当然只是其中一种类型，余则包括私人日记、书信、年谱及形态多元的各种私家笔记，笔者将它们统称为私家史料。这些私家史料，即使是占比最大的私家笔记，多数也都属当事人或至少是当代人记当代事。那些内容，无论是一手记述，或二手听闻，一定程度而言，也具备准回忆录式的性质。结合官书或档案使用，往往才是让一段史事“活”起来的方法。以治中国史的学者来说，主攻中古史，尤其唐宋之前时代的学者，便多深谙此道，主要因为中古史之前的一手档案，几乎毁绝殆尽了，研究者无不“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求索可堪支援的私家史料。相较之下，近代官方与一手档案保存之完整，使近代史研究圈成了古代史研究者眼中奢侈的乐园；可惜的是，也正由于同样的原因，数量恐不亚于官方档案的近代私家史料，长期未得系统性整理及有效运用。

但很幸运的是，从2002年起，随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巨大的清史编纂工程启动，此后以迄今日，围绕支持此工程之稀见史料纷纷编辑校刊付梓，不啻中国，乃为全球汉学界最可推重之集体成就。这也使得无论就史料之丰硕可参，抑或由此而经营出的研究成果，皆已非笔者当年成书时可相比。借此谨向中国近代史研究先进们过去多年来累积之成果深深致意。

笔者常用《黄帝内经》揭橥中医药调配原则的“君、臣、佐、使”，来比喻历史研究工作里包括官方档案及各种私家史料的角色定位。没有一味中药，是靠单一药材便可制就，而是多种药材依其重要顺序，妥适结合，完善其相辅相克效应的产物。任何一项历史议题的处理，不也是如此？

因着早年对晚清史的高度兴趣，笔者自1990年代初进入研究所后，便以晚清派系政治的研讨，作为历史学徒养成历程中的工作重心。拙著《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及《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也就是以那段时期所做的工作为基础而写成的。要理解派系政治的结构与运作，官方档案显然无法提供充足资源，这便使笔者将心力更多地投入各种私家史料的长期阅读爬梳。这么些年来，不时看到有阅众发现笔者著作对私家史料，尤其是各类笔记书的高度仰赖，辄轻予嗤诋，似乎认定若非通篇引证尽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或台北故宫博物院，就不堪入流，或只配称为掌故。其实，笔者一贯强调，在晚清派系政治上投入心力，绝不代表笔者认为这就是晚清政治史的全貌，而是希望借此构成一块拼图，让整个晚清政治史的图像能拼得更完整，理解与诠释也更有机。

作为一个历史学徒，笔者总是不断提醒有机会共聚为学的朋友，所谓历史，从来不是“过去发生的事”，因为那些事在发生的当下，就永远成为过去，再也无法重现。我们所认知的历史，是一批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谨守学术纪律，整理排比各种遗址、器物或文字记录，找出其时代意义的史家，对我们想理解的那个时代所形成的“论述”。就像著名史家王笛先生所说：“对于‘历史’这个词，我认为也有两种含义，或者说有两种历史。第一种历史，就是过去的一切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永远不复返，永远不能完整地再现。而第二种历史，其实就是‘讲故事’，就是讲人类的过去，讲人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因此，我总是告诉朋友们，人类文明史上，少数绝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之一，就是有所谓“‘绝对’‘客观’的历史”。此所以笔者每当于书肆看到类似以“这就是（或这才是）真正的某某史”为名的历史类书籍时，从不取以观之，因为由那样的书名，便可知撰写者对历史的本质毫无概念。

此所以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曾说：“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之间无休止的对话。”晚清政治史当然也是如此，而笔者对晚清派系政治的投入，及所以在拙著中大量运用各种私家史料资源，也基于同样的认知与期许。

如前所述，笔者两部拙著，基本初成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其时所能读到乃至运用的私家史料数量，远不及今日，这当然使笔者当年经营自己的工作成果并形成理解时，不免受限，更别说还必然囿于平庸的史才。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卓越先进姜鸣先生曾指出，石泉先生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与拙著，“所使用史料均属初级，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诚然中肯。也因如此，个中出现错谬或史料误读，也难可尽免。就这些部分，事实上，过去多年来，曾对拙著赐予教正和评论的方家，尤其是姜鸣、马忠文、谭伯牛等几位先进，笔者尤感受益。也因如此，本次拟将两著增订再版时，谭徐锋先生便询以是否将配合过去十余年来稀见史料的纷纷刊行，与对拙著具参究性之研究观点进行一定之增删补正。如此做，当可使拙著与时俱新。但经考虑后，笔者仍决定在正文中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内容，特别是过往学界先进所曾指正的部分。笔者认为，这才是对曾不吝赐教的师友应有之尊重，也免于取巧之嫌。但凡曾经先进们教正的部分，笔者选择在脚注中加入相关说明，既利于读者见其辨正之梗概，也向曾就该议题赐教的师长做出商榷或回应。

笔者所以在年少时期，即对晚清政治史产生深厚兴趣，后来更进一步聚焦派系政治此一核心课题，小说考据名家许晏骈（高阳）先生，应该是最重要的影响源。老实说，笔者一向认为纯以小说家归类许氏，并不适切，盖在其令人称道的历史小说作品—尤以涉清代宫廷、官僚与派系者为最多—以外，许氏尚有为数不亚于其小说之考据论著行世。个中内容，除对其小说结构具指导作用，也高度展现许氏出身晚清仕宦名门—浙江仁和许家—的家学渊源。许氏述及自幼即在以宫闱旧闻为床头故事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从而形成他日有机会结合文史家学，以探童年闻问的基础。其历史小说如此，其考据之作亦如是。与许先生之因缘，虽只是当年台湾荣总病榻上，因抽痰危急而不能言语，但仍殷殷抱拳相勉时的一晤，而他的功力与灵感，却启迪了一名年轻学徒向近代史探求更多可能的心志。在笔者心目中，已故的他永远是一位学院外的伟大史学家。甚而，笔者亦常向师友自陈，所以选择晚清政治史，特别是以派系政治议题为投身之属，原始立志便是为了一定程度让史学界能以更符合专业学人应有的高度看待许先生。即使透过日后自己所下的功夫，在某些问题的诠释上，与许先生有所分歧，或得出迥异的拙见，仍无改于斯。此番两部拙著幸得增订再版的因缘，笔者仍盼能借此与读者诉说昔日原委，再次向他致敬。

《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与《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时，承蒙笔者指导教授林能士先生，与幸得长期追随受业的明清史研究大家韦庆远先生分别赐序，感念平生。遗憾的是，韦先生与林能士师已分别于2009年及2022年辞世。笔者谨将两位长者当年所赐书序分别保留其中，不敢贸求告慰旅魂，但表笔者将拙著增订版献予两位恩师的至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