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苑律师：离婚协议载明双方无共同财产离婚后就共有房屋主张权利

作者：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本案核心争议围绕一套房屋的权属问题展开。再审申请人张军主张其通过公证遗嘱继承被继承人张某某的遗产（包括诉争房屋），并认为此前法院判决将该房屋作为张某某与汪淑花（张某某前妻）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存在错误，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

基本事实梳理：

张某某与汪淑花于1993年婚姻存续期间购买诉争房屋，系张某某单位房改房，1996年取得房产证。两人2003年协议离婚时，在离婚协议中载明“双方无共同财产，没有争议”。

2012年，汪淑花以“离婚后财产纠纷”为由起诉张某某，主张分割该房屋50%产权。法院查明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判决双方各占50%份额。张某某上诉被驳回，判决生效。张某某于2017年去世，其2011年所立公证遗嘱载明“个人全部财产由张军继承”。张军据此主张房屋应属其个人财产，并以“新证据”为由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2012年判决。

最高法院裁判观点：

离婚协议中“双方无共同财产”的声明与客观事实，房屋确为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相悖，已被法院生效判决推翻，不能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张某某去世前，张军基于遗嘱仅享有期待权，未实际取得房屋所有权。2012年案件审理时，张军与争议房屋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第三人”条件，无权提起撤销之诉。原审法院未安排庭审直接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因案件仅涉及程序审查，无需实体审理。综上，最高法院裁定驳回张军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判。

二、法理分析

（一）离婚协议中财产声明的法律性质与限制

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在于离婚协议中“双方无共同财产”声明的法律效力。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对财产分割、债务承担等事项的约定，具有合同属性。但需注意两点：

1.约定须以真实财产状况为基础：若协议内容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如本案中房屋确为婚姻存续期间取得，则该声明可能因“虚假意思表示”或“重大误解”被推翻。

2.未处理的共同财产仍可主张分割。离婚后，一方发现存在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仍可依据《民法典》第1092条请求法院重新分割。本案中，汪淑花在离婚近十年后起诉主张房屋产权，法院查明房屋确属共同财产后支持其诉求，符合法律规定。

张万军律师认为，“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声明并非‘免死金牌’。若协议内容与事实不符，法院有权依据证据重新认定财产归属。本案中，张某某与汪淑花离婚时未实际分割房屋，离婚协议中的声明仅是形式约定，不能对抗客观物权状态。”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条件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民事诉讼法》第59条赋予案外人的特殊救济程序，但适用条件严格，首先，主体资格。第三人需对原案诉讼标的享有独立请求权，或案件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张军主张的继承权在张某某生前仅为期待权，2012年原审案件审理时，张军既非房屋共有人，亦非遗产继承人，故不具备第三人资格。

其次，“新证据”的认定。张军称其调取2012年案件证据属“新证据”，但最高法院指出，该证据在原审时已存在且未影响判决结果，不符合“足以推翻原判”的标准。

张万军律师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设立初衷是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但必须严格限制滥用。张军试图通过继承关系‘跨时空’介入前案，混淆了继承期待权与既得权的界限。法院驳回其诉求，体现了程序法对诉讼主体资格的审慎态度。”

（三）遗嘱继承与夫妻共同财产的关系

本案还涉及遗嘱继承与夫妻财产制度的冲突问题：其一，遗嘱处分的范围限制。根据《民法典》第1153条规定，遗嘱人仅能处分个人合法财产。若财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遗嘱中涉及配偶份额的部分无效。本案中，张某某2011年立遗嘱将房屋“全部”留给张军，但房屋50%产权已通过2012年判决归属汪淑花，故张某某仅能处分其个人50%份额。

其二，继承开始时间的影响。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张某某2017年去世，张军此时方可依据遗嘱取得其个人份额，但无法溯及既往否定2012年生效判决对汪淑花权益的确认。

张万军律师认为，“遗嘱继承的效力不能‘覆盖’既判力。即使张军通过遗嘱取得张某某的遗产，也需尊重前案对房屋权属的划分。法律保护继承权，但更强调裁判文书的既判力和交易秩序的稳定性。”

三、本案启示与实务建议

其一，离婚协议需谨慎拟定。夫妻离婚时应全面核查财产状况，避免遗漏重要资产。若存在未分割财产，即使协议载明“无争议”，仍可能被对方事后追索。

其二，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可滥用。案外人欲提起此类诉讼，需充分证明自身权益受生效裁判直接影响，否则将面临败诉风险。

其三，遗嘱规划需考虑财产权属。立遗嘱人应确保处分的财产属于个人合法所有，若涉及夫妻共同财产，需明确区分份额，避免遗嘱部分无效。

张万军律师认为，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它警示公众：法律文书，如离婚协议、遗嘱的效力并非绝对，须以事实为依据。同时，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任何试图通过‘翻旧账’挑战生效裁判的行为，均需经受严格的法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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