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44年后弟弟得知：哥哥与李克农齐名

如今，提及隐蔽战线上的红色特工，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以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为代表的“龙潭三杰”。

以至于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从事相同性质工作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又被冠以“后龙潭三杰”的称谓，足见前三杰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三人当中，李克农是唯一见证新中国成立并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隐蔽战线元老，但因为长期从事高强度情报工作落下的病根，他最终于1962年2月9日不幸病逝，年仅63岁。

“龙潭三杰”的另外两位钱壮飞和胡底，均在1935年意外牺牲，牺牲原因至今听来都让人感到有些蹊跷。

钱壮飞究竟是在红军抢渡乌江过程中遭敌机轰炸，还是被当地反动民团杀害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牺牲地是在乌江一带却是没有疑义的。

另一边，胡底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南下”途中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相比于钱壮飞的境遇，他的结局更令人感到一丝惋惜……

对李克农、钱壮飞的事迹我们大都比较熟悉，但对胡底的了解可能就没有那么深入。

胡底是“龙潭三杰”中年龄最小的那个，但同时又是最早加入组织的那个。早在大革命初期，胡底便结识了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就读的钱壮飞，二人后来又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表面从事影片拍摄工作，私下则用于掩护组织早期的秘密战线工作。

1929年，胡底、李克农、钱壮飞三人相识，并由此开始了“龙潭三杰”在隐蔽战线上的密切合作。钱壮飞稳坐“中统”机要秘书位置，李克农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胡底则在天津日租界建立起一个掌握老蒋在天津情报的机关——“长城通讯社”。

至此，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分别在南京、天津和上海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和广播新闻形式为掩护的情报机关，为各地苏区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

不过，随着1931年特科核心成员顾顺章的叛变，三人在躲过搜捕的同时，均因身份暴露而被送往江西苏区，负责政治保卫工作。

其中，李克农调任红军工作部部长，钱壮飞出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胡底则担任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同时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俱乐部主任。

值得一提的是，三人在进入苏区工作后，先后担任过“政治保卫局局长”这一共同职务。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胡底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在此期间，他兼任了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与李克农一起成为红军长征的“开路先锋”。

当年年底，胡底又兼任侦察科长职务，在粉碎敌特暗探探渗透、恶意攻击宣传以及为红军行动决策提供参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红军四渡赤水进入昆明境内的那次缴获军用地图行动上，胡底的侦察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随着红一、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成功在四川懋功会师，两军也开始了兵分两路北上抗日的行程。

其中，右路军包括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达班佑。

左路军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教员和张闻天、周恩来等一方面军主要领导随右路军行动，而胡底则随朱德、刘伯承等人跟左路军一道行动。

后来的情况我们都比较清楚，张国焘反对北上，导致左路军一部分被其裹挟南下，而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则连夜启程北上。

胡底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活动，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自然略知一二。与维护和团结大局的朱、刘二人不同，胡底则展现出年轻气盛、心直口快的一面，对张国焘的失当行为，他在许多场合下都直言不讳的进行批评。

而这些言论，又都不约而同的为他接下来身陷险境，并最终被张国焘残忍杀害埋下了伏笔。

颇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当过草地时的胡底因误食毒蘑菇而导致高烧不退，整个人陷入半昏迷状态时，口中反复吐露出的依旧是对张国焘的痛批之语，以至于让张国焘本人“怒不可遏”，渐渐开始了报复性行为。

他先是取消胡底的勤务员及马匹“待遇”，而后又暗中授意沿途部队孤立大病初愈的胡底。可想而知，一个身体尚未恢复、弱不禁风的病人，还要背负重要的文件档案行李赶路，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好在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是胡底昔日曾开展宣传工作的老部队，军中不少指战员对胡底的秉性和为人都很熟悉，此刻也非常心疼他的境遇。

最终，曾担任过红五军前身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局长的欧阳毅，在主动向朱老总和刘伯承汇报后，悄无声息的将胡底留在红五军队伍里照顾。

不过，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胡底这边刚刚被欧阳毅收容没几天，张国焘那场就获悉了这一消息。

结果不言而喻。张国焘借欧阳毅到指挥部开会的间隙，指示保卫局长曾传六派人将胡底转移关押，等红五军战士跑来通知欧阳毅之时，胡底已经被他们带走了。

欧阳毅在惊诧之余，还是保持了清醒冷静的头脑，他选择第一时间向朱老总等人汇报。只是，在当时大家都自顾无暇的情况下，很难再抽出余力来搭救其他人。只能想方设法的先拖着，确保胡底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

此后，朱德、刘伯承先后前往探望胡底，并送去了一些日常用品。但从这之后，胡底就被张国焘秘密转移了，二人再也没有见到过胡底。

欧阳毅这边，虽然在不久后收到了胡底的一封信和对方随身携带的毛毯，但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他本能第一反应就是，信是被人刻意改动过的，而毛毯则更像是胡底赠送给自己的“临终遗物”一般……

1935年9月，回到四川阿坝并继续酝酿“南下”计划的张国焘，借机将胡底等一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杀害，彼时的胡底年仅30岁。

多年以后，已是大国总理的周恩来在在一次会议上曾就胡底的牺牲说过这样一段话：

遗憾的是，由于胡底当时没有结婚，也就没有留下后人，他牺牲的消息就这样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1945年的七大前夕，胡底被列入《死难烈士英明录》，“烈士”身份首次得到组织正式确认，不过由于正值战争时期，这一消息又无法通知到胡底的家人。

1962年2月13日，在李克农公祭大会的悼词中，周总理特意回顾了“龙潭三杰”对中国革命作出的突出贡献：

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钱壮飞之子、著名导演钱江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回忆父亲与李克农、胡底等人的文章，特别注明了胡底“原名胡百昌，舒城县人”等关键身份信息。

无独有偶，胡底的家人自建国以后就一直在打探这位失踪亲人的下落，他们此前或许听说过胡底这个名字，但恐怕不会将这个化名与自己要寻找的胡百昌联系在一起，直到他的四弟胡其昌从报纸上看见这篇文章后。

在舒城县乡下任教师的胡其昌了解到这一重要信息后，当即提笔写信给钱江，请求他帮助了解胡底参加革命情况，并帮助证明胡底的革命烈士身份。

几经辗转后，钱江将信转到时任民政部长的程子华手中，程子华又将信转给时任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得到罗青长证明胡底是我党杰出地下工作者的回信后，民政部正式向安徽省民政厅发函，即刻落实胡底的革命烈士身份。

至此，胡底烈士的身后事算是尘埃落定了。

斯人虽逝，浩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