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1929—1939》：当年的世界究竟如何走出那场经济黑洞

现今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将焦点放在20世纪初期的经济危机，试图将它研究透彻以避免人类重蹈覆辙。围绕这个话题，学者们推出了很多理论，比如这次经济危机是否因为德国、美国领导人的行为加剧；西方各国政府在危机中是否鼓励了极端主义；人类应该怎样认识新的经济危机；在当今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中，应该采取怎样“正确”的行动？

对于这些问题，“经纬度”系列新书《大萧条：1929—1939》作了回答，同时细致地阐述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机制；评论了政府的策略；总结了解决危机的策略，让现今的读者在阅读本书后能对经济危机产生更深层的认识。

本文摘编自《大萧条：1929—1939》

有删减

帝国政府新领导人的

紧急法令

在1930年3月，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成为帝国政府的领导人，他不再依据议会多数，而是依据帝国总统的意愿，凭借《帝国宪法》第48条通过紧急法令进行统治。布吕宁以废除赔偿制度并为复辟君主制创造条件为目标，充分利用紧急法令这一手段，以显示即使采取极端节俭的措施，德国也不可能履行赔款义务。在这方面，用魏玛共和国的术语来说，布吕宁可以说是一位近乎激进的履行政策者，他试图通过内部贬值，即降低工资、薪水、费用和税收，来实现这一履行政策，就此而言，这一政策满足了某些工业部门的期望。与此同时，这一策略必须（因为在金本位制度框架内不可能实施正式的货币贬值）显著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

直到1931年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崩溃之前，这一政策都比较成功。在危机期间，德意志帝国再次实现了巨大的对外贸易顺差。总体而言，对外贸易证明了自己是经济形势的稳定器，尽管自1931年春季以来，外部一直存在对德国政策的批评，认为该政策是试图通过紧缩政策转嫁德国的失业问题。布吕宁在1931年7月和12月以及1931年10月和12月试图通过多次紧急法令来实现其经济和财政目标，然而随着金本位制度的终结和贸易保护主义竞赛的开始，布吕宁政策成功的决定性条件消失了，此后在1931年秋季的紧急法令几乎是绝望的挣扎。

▲海因里希·布吕宁，图源网络

在此之前，布吕宁的行动有着相对稳固的政治基础，1931年春天的振奋气氛也证明了他是对的。作为一个极端禁欲的人，他领导的政府的核心措施是减少国家开支和平衡国家预算，这首先要通过降低公务员的工资、养老金和福利津贴，以及大幅削减公共开支或增加税收（例如失业保险金）来实现。然而，尽管财政整顿取得的成效有限，但布吕宁希望借此让坚持赔款的人也能看清德国不可能支付全部赔款这一事实。

工业界，至少以卡尔·杜伊斯伯格为核心的德意志工业联合会（RDI）的高层，都支持布吕宁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似乎终于摆脱了20世纪20年代的议会僵局。所谓僵局是指当时的预算、税务和金融政策都不可能做出任何改变。对于化工等出口导向型行业来说，布吕宁的内部贬值政策确实是一种刺激方案，尤其是因为他在后来的紧急法令中也毫不避讳地干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协商。无论如何，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公司的工资成本负担确实得益于布吕宁的措施有所减轻，因此最终采矿业和重工业也希望一旦经济全面复苏，他们的境况就能迅速改善。

然而，对于重工业来说，降低成本的过程还不够快。尤其布吕宁不准备将重工业从“工资束缚”中解放出来。鲁尔区工业与化学和电气工业不同，从业者继续猛烈批评政府的政策。不过，主基调并不来自鲁尔区工业。1930年秋天，大的贸易协会和德国总工会（ADGB）就战胜经济危机的共同立场进行了谈判，但已经起草好的最终宣言由于工会的抵制而未能通过。工会担心，如果对（尽管是“软”条款）工业界的要求过度让步，工资制度将会被削弱，而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

金融系统崩溃下

危机重重

1930年底，RDI主席杜伊斯伯格提出了六点作为“重建”的前提条件。其中，对这位染料工业利益集团（IGFarben）的监事会主席来说，减少公共支出、促进出口、降低自身成本、重整农业和修订赔款制度是至关重要的，最终形成了一场反对“躺平”的全面斗争。这些要求本质上是要通过削减成本和减少官僚主义来提高德国经济的竞争力，并同时减少债务制度的影响。到1931年初，人们相信这个目标已经实现，尤其是因为布吕宁似乎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未来似乎在变好，虽然国际贸易的减少令人担忧，而且仍然存在的赔款义务给帝国的财务状况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然而，至少RDI的高层相对乐观，特别是因为他们相信计划中的德国-奥地利关税同盟将创造正如杜伊斯伯格所说的“欧洲关税壁垒的第一个突破口”，并为欧洲和全世界重建通往更多的贸易自由的道路。当然，法国对此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它认为这是德国恢复世界霸权的一步。因此，在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倒闭后，法国利用从奥地利的外逃资本，然后于1931年夏天利用从德国的外逃资本，迫使其放弃关税同盟。虽然帝国政府鉴于金融市场的形势最终宣告放弃，但这已经无法阻止德国银行业的崩溃。

这对德国经济状况造成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因为金融系统崩溃的同时，货币供应量在减少，利率飙升，工业界几乎无法获得贷款。外贸的暴跌令人恐慌，于是在1931/32年冬季导致国民经济的产出急剧下降，失业率再次上升。1931年夏季，在受危机严重打击的鲁尔工业区，人们要求除了继续进行财政整顿外，还要有针对性地促进经济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布吕宁拒绝了这一要求，指出这样做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

▲鲁尔工业区，图源网络

对于这位帝国总理来说，严格的紧缩政策仍然是一种有效手段，可以将在他看来过度膨胀的经济缩减到健康的状态，特别是可以同时摆脱赔款义务并推动必要的帝国改革。如果放弃紧缩政策，这些改革可能不会显得那么紧迫。反周期性的经济政策在工业界备受争议，因此RDI始终认为刺激经济类的措施只是附带内容，而真正要求是降低税收和收费，以及限制工资自治权。然而，RDI和帝国政府的联盟还是在1931年夏季破裂了。在卡尔·杜伊斯伯格和路德维希·卡斯特尔的领导下的RDI之所以没有公开与布吕宁划清界限，仅仅是因为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继任者。

被相对孤立后

最终倒台

1931年初秋，布吕宁因其严格的紧缩政策而相对被孤立，因为他对当时的经济和金融灾难不再能给出真正的应对之策，只能寄希望于紧缩政策在某个时候能取得成功。然而，这一时刻何时到来却几乎无法预测，尤其是由于最初取得的一些成就——1931年6月的胡佛停赔令暂停了一年的赔款支付，以及1931年8月的“暂停协议”因为法国谈判的拖延而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导致德国私人债权人也同意暂停一年的赔偿。尽管紧缩政策在工业界和经济学界这些重要领域仍然有支持者，但他们并不占多数，甚至社会民主党（SPD）在议会中给予布吕宁的容忍也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甚至可以说，于布吕宁在1931年10月能顺利组建第二届内阁完全依赖于帝国总统的慈悲，以及他在受到质疑时以解散议会来施压。

在这种情况下，布吕宁之所以能够一直坚持到次年初夏，是因为无论是在人员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没有谁能替代他。此外，一旦他离职，新的选举可能马上就会举行，纳粹党就有可能再度崛起，这必然会对德国在结束赔款制度的谈判中以及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布吕宁试图通过进一步削减国家支出以及调整工资结构来进一步推行紧缩政策，但是这些措施对于工业来说要么来得太迟（如工业联合会），要么在工资政策问题上不够彻底。所以，当他在1931年10月组建新内阁时，所有知名的工业家都拒绝了他邀请担任职务的请求。

1932年初夏，就在洛桑宣布结束赔款前几天，布吕宁倒台了，原因有许多：他失去了来自商界的支持，国内的社会状况也呈现灾难性的态势。此外，他和他唯一的支持者——帝国总统（尽管布吕宁曾在1932年春季竭力支持兴登堡的连任）也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因为原本用于支持东部过度负债的农场的项目要为了支持小农场主而做出改变，再加上兴登堡因为自己只能依靠社会民主党的支持才能再次当选而对布吕宁心怀不满。从这一点来说，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总统的立场，他拒绝了布吕宁使用紧急法令的请求，从而迫使他辞职。

▲兴登堡，图源网络

布吕宁孤立无援，尽管他后来坚持认为自己“被截胜于百米终点前”是对的：1932年夏季已经渡过了危机的低谷，赔款问题也即将得到解决。

如果当时兴登堡能继续支持布吕宁，谁知道后来德国会发生什么呢，但历史没有如果。

《大萧条：1929—1939》

/ 作者 /

〔德〕扬-奥特马尔·黑塞

〔德〕罗曼·科斯特

〔德〕维尔纳·普拉姆普

/ 译者 /

欧阳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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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德国知名经济学家黑塞带领团队历时两年多所著，剖析1929—1939年世界各国经济大萧条的著作。上市后引发巨大轰动，受到外界一致赞誉，被认为是当前从经济和政治角度解析大萧条不可多得的权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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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上市后引起学界和媒体界极大的兴趣，几十家媒体对图书做了专访和报道，热度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扬-奥特马尔·黑塞（Jan-Otmar Hesse），比勒菲尔德大学经济史教授。

罗曼·科斯特(Roman Köster)，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研究助理。

维尔纳·普拉姆普（Werner Plumpe），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史教授，曾任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会长。

欧阳珺，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现任深圳科爱赛国际学校外语教师，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曾参与翻译迪士尼童趣系列、教育心理学系列丛书，翻译作品有《维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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