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罚单透视：北京、佛山、上海农商行合规挑战加剧

文/成才

编辑/渔夫

来源/万点研究

2025年以来，银行业延续严监管态势，银行罚单情况成为行业焦点。

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央行、金融监管局及外管局针对283家银行及分支机构、责任人开出1496张罚单，合计罚没金额4.97亿元，与去年同期的5.02亿元基本持平。

从被罚银行类型分布来看，企业预警通显示，2025年一季度罚单统计显示，农商行罚单数据最多，累计罚单数达471张，罚单数占本季度总罚单数量的31.44%;累计罚款金额达1.36亿元。

万点研究深入分析之后认为，2025年一季度，农商行罚单呈现“高频低额、小错不断”的碎片化、高频率特征。这种现象深刻地揭示了监管层对中小银行的纠偏逻辑——通过高频处罚倒逼合规意识觉醒，而非单纯追求惩戒力度。

拉长周期来看，2024年一季度罚单统计显示，农商行累计罚单数达583张，罚单数占本季度总罚单数量的 31.23%;累计罚款金额达1.42亿元。由此可见，农商行一直以来都处于金融监管罚单的漩涡中心。

同比来看，2025年一季度农商行罚单数与罚没金额虽有回落，但是罚单数量占比却出现小幅提升，整体向好的背后，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万点研究，本期也将聚焦2025年一季度农商行罚单的“那些事”。

罚单“双领跑”：数量、金额均居高不下

除了罚单总数领跑，大额罚单数量方面，农商行同样是违规的“重灾区”。

首先整体来看，大额罚单方面，2025年一季度，央行、金融监管局、外管局及其派出机构共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了96张百万元以上的大额罚单，较上季度增加9张。其中，农商行以32张罚单位居首位，大额罚单总金额达7640万元。

从被处罚的银行机构分布地域来看，2025年一季度，广东以157张罚单位居首位，山西、江苏、山东和上海排在第2位——第5位，罚单数量均超过100张。从银行罚单地域分析来看，各农商行罚单总数排名与地域罚单排行存在高度重叠。

进一步细分各农商行罚单总数排名：

2025年一季度，麻阳农商行以14张罚单总数位居榜首，罚没金额为100.00万元。单均额7.14万元，机构罚单1张，个人罚单13张。

佛山农商行跟随其后，罚单总数12张，罚没金额902.00万元。单均额75.17万元，机构罚单1张，个人罚单11张。

沪农商行位居第三，罚单总数9张，罚没金额875.00万元。单均额97.22万元，机构罚单1张，个人罚单8张。

对此，万点研究分析认为，从上诉罚单情况来看，一季度农商行罚单呈现个人追责为主的特征，个人罚单占比91.6%，远高于机构罚单，常见处罚类型为个人警告和机构罚款。同时，被罚区域集中度高，反映部分地区监管压力在不断加大。

分析完罚单数据之后，罚单金额方面，北京农商银行以960.90万元位居金额榜首、佛山农商行、沪农商行分别位列第二位与第三位。

梳理北京农商银行2025年一季度罚单情况：

2025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北京农商银行因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统计资料；违反账户管理规定；违反收单业务外包管理规定；违反清算管理规定;违反代收业务管理规定;违反反假货币业务管理规定;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 违反信用信息采集、提供、查询及相关管理规定;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或者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假名账户，等10项违规行为，被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共计902.269718万元。

时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卡部副总经理马某某被罚款18.5万元，时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卡部副总经理董某某被罚款7.5万元，时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卡部总经理叶某某被处于警告，罚款5万元，时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卡部副总经理徐某某被处以警告，罚款5万元。时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刘某某被处以警告，罚款10万元。时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吴某某被罚款7.7万元，时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李某某被罚款4.93万元。

2025年1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佛山监管分局显示，佛山农商行，因违反贷款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监管标准化数据报送错误、违规收费、贷款风险分类不准确，被合计罚款880万元。

时任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李某某被警告并罚款7万元，时任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信审批部总经理杨某某被警告并罚款5万元，时任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风险控制部总经理徐某某被警告并罚款5万元，时任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消费金融部总经理罗某某被警告并罚款5万元。

时任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风险控制部副总经理廖某某、时任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支行二级专家欧某某、时任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槎支行行长何某某、时任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庄支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邹某某、时任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水支行营业部贷后管理岗客户经理黎某某、时任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水乐平支行贷后管理岗客户经理卢某某、时任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水西南支行贷后管理岗客户经理禤某某，因贷款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警告。

2025年3月，上海金融监管局显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因高管人员未经任职资格许可即履职、绩效薪酬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未对集团客户授信实行统一管理、贷款资金审核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个人贷款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流动资金贷款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尽职调查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互联网贷款本地化经营执行不到位、互联网贷款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漏计包销方式承销债券的市场风险资本、债券业务限额授权管理不到位、对客衍生产品交易客户真实需求审核不到位、对理财产品投资的信托资产估值不合理、开展理财业务违反公平交易原则、理财双录不规范、员工行为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贷款业务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未收取合格投资者认定的相关证明材料等违规行为，被罚款860万元。

总结北京农商银行、佛山农商行、沪农商行，一季度罚单情况而言，三家银行均主要受一次性大额处罚影响。违规类型集中：贷款审慎管理、数据报送、业务流程合规性为高频问题；从副行长到一线客户经理均被问责，体现“双罚制”全面落地。对此，万点研究观察认为，这一趋势表明，监管正从“广覆盖”转向“精准打击”，通过高额罚单强化对重点机构、重大违规行为的震慑。

合规困境背后，“虚胖”增长能走多远？

合规性是银行稳健发展的基石，也是透视银行成长性的关键窗口。

分析北京农商银行、佛山农商行、沪农商行基本面情况，北京农商银行2024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80.63亿元，同比增长18.09%，为近五年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净利润79.73亿元，同比增长0.71%。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农商银行披露财报数据显示，2022年与2023年北京农商银行营收与净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2024年该行净利润依旧仅有小幅增长，营收则出现较大回升。导致该行营收出现较大增幅或与该行非利息净收入大幅增长有关。

2024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北京农商银行实现其他非利息净收入53.66亿元，同比增长 100.8%。其中，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合计为52.28亿元，同比增长109.95%。对于非利息净收入的增长，该行总结为，主动把握市场机遇，优化资产配置结构，经营效益持续得到提升。

营收大幅增长下，为何净利润却“原地踏步”。原因在于北京农商行2024年大幅计提了信用减值损失，该行2024年计提信用减值损失19.93亿元，较2023年的0.26亿元大幅增长19.67亿元，大幅计提信用减值吞噬了银行的当期利润，也反映出北京银行资产质量面临不小的压力与风险。

作为国内唯一未上市的主要农商行，北京农商银行于2018年9月完成IPO辅导备案，至2025年已是第七年，目前仍没有取得其他实质性进展。合规性与不良双重压力之下，未来该行上市之路依然是迷雾重重。

相比北京农商银行，同为国内农商行第一梯队成员的沪农商行，2024年业绩情况也并不乐观。财报显示，2024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266.41亿元，同比增长0.86%；归母净利润122.88亿元，同比增长1.20%。

2024年沪农商行核心盈利能力承压，净息差同比收窄17个基点至1.50%，低于行业平均水平1.52%。与北京农商银行相似，沪农商行2024年业绩增长主要依赖非息收入支撑，该行实现非利息净收入65.35亿元，同比增长14.36%；实现投资收益 24.45亿元，同比增长60.27%。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一季度，沪农商行业绩发生变脸。报告期内，该行实现营收同比下降7.41%至65.60亿元，主要受利息净收入与非息收入下滑等多重影响。

相比营收下滑压力，净利润方面，沪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利润“储水池”的作用开始不断显示，Wind数据显示，该行拨备覆盖率从2023年末的404.98%降至2025年一季度的339.27%。营收负增长情况下，凸显利润调节空间。

相比北京农商行、沪农商行，佛山农商行披露数据显示，2024年该行实现营收33.5亿元，同比2023年33.35亿元，同比微增0.45%。实现利润总额13.35亿元，同比2023年15.01亿元，同比下降11.06%。投资收益同样是佛山农商行2024年业绩亮点，财报显示，2024年该行实现投资收益4.38亿元，相比2023年2.54亿元同比增长72.44%。

总结而言，2024 年，北京农商银行、沪农商行、佛山农商行的业绩表现各有差异，但也暴露出一些相似问题。总体而言，三家银行业绩增长过度依赖非利息净收入，存在资金空转、炒债之嫌。业绩存在“水分”，也让其长期成长性存疑。

结语：强监管倒逼农商行重塑发展逻辑

通过对一季度银行业罚单梳理，万点研究对于我国农商行发展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农商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当前，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监管层对农商行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大，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策逻辑和市场考量。

从监管动态来看，近期针对农商行的监管行动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监管下沉，二是处罚力度加大。2024年8月，交易商协会对江苏四家农商行启动自律调查，理由是这些机构涉嫌在国债二级市场操纵价格和利益输送。这一事件并非孤立，此前彭博社报道显示，人民银行江苏分行已对辖区内农商行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其控制长债持仓规模。这些监管动作表明，金融监管部门正在通过“穿透式监管”方式，将监管触角延伸至金融体系的末梢。

深入分析监管趋严的原因，主要基于三方面考量：首先，防范金融空转风险。当前部分农商行将大量资金配置于债券市场，通过交易套利获取收益，这种“脱实向虚”的倾向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相背离。其次，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监管层希望通过政策引导，促使农商行将更多信贷资源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第三，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农商行普遍存在公司治理不完善、内控机制薄弱等问题，加强监管有助于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值得注意的是，农商行面临的转型压力具有特殊性。与大型国有银行相比，农商行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服务对象以县域经济和“三农”为主；二是网点分布广而散，管理半径大；三是风险防控能力相对较弱。这些特点决定了农商行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面临更大的挑战，也解释了为何监管层要对其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

从政策效果来看，监管强化将产生多重影响：一方面，短期内可能抑制农商行的盈利增长，迫使其调整业务结构；另一方面，长期看将推动农商行回归本源，更好地发挥支农支小作用。关键在于如何平衡风险防控与服务实体的关系，这需要监管政策保持适度的弹性和精准性。

展望未来，2025年农商行不能只做“债市玩家”，服务实体经济才是基业长青的关键。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不能留于纸上，只有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生力军，才能扛起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使命，真正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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