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毁坏敦煌壁画事件始末

上世纪40年代，张大千率众弟子远赴敦煌，临摹敦煌壁画。正在张大千声誉日隆、人气极高之际，传出了他在敦煌破坏壁画的消息。张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没有毁画？如果有毁画之举，又是为何？

张大千的敦煌临摹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比如史学家向达随西北考察团前往敦煌，看到张大千一行人，“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

甘肃地方官员指责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于是敦煌地方政府不得不对张大千下逐客令。

1949年3月，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七次大会上做出最后结论：“省府函复：查此案先后呈奉教育部及函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电复：张大千在千佛洞（又名莫高窟）并无毁损壁画情事。”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弟子与家人离开成都，远赴敦煌，埋首艺术。在此之前，他对老友熊佛西说：“去敦煌，要安营扎寨住下来。搞不出名堂，不看回头路。”这一去，到1943年11月才重返成都。在敦煌期间，张大千整理文物，为洞窟编号，临摹壁画276幅，这一切，均是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完成的。敦煌之行，开拓了张大千的眼界，对他的画艺长进帮助甚大，其绘画风格的变化，就是从敦煌之行后开始的。

张大千离开敦煌后，曾在兰州举办过一次画展，反响极大。年底回到成都，又于正月初一，借提督街一家银行大楼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被誉为艺术盛事。此间，他还出版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扩大了敦煌艺术的影响。

1943年，张大千先生在敦煌救治的一只大雁（大千先生乘车离开敦煌时，雁闻其声追随，大千见状，下车望之，雁飞扑先生胸怀，大千拥拂落泪，观者无不潸然。终大千双手捧雁，奋力往高空一掷，雁旋唳飞去），罗寄梅摄。

许多人是通过张大千的画作才认识敦煌壁画的，并为这沙漠中宁静却跃动的美而感叹。陈寅恪高度评价张大千的敦煌之行：

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以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张大千声誉日隆、人气极高之际，传出了他在敦煌破坏壁画的消息，致使他的敦煌之行毁誉参半。张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没有毁画呢？如果有毁画之举，那他为何要干如此这般的蠢事呢？对此，有以下几种解说：

张大千为觅画而毁画

张大千率弟子们在第20号窟临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画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见早已剥落的一小块壁画下面，内层隐隐约约有颜色和线条，他认为画的下面还有画。当天晚上，张大千到上寺请教老喇嘛，老喇嘛说：“我幼年进庙时，老法师带我去看壁画，曾经对我说，莫高窟到处是宝，画下有画，宝中有宝。”

张大千和弟子们商量后，决定打掉外层，寻找里面的艺术珍品。他把外层的五代壁画临摹下来，然后剥落外层，下面果然是一幅色彩艳丽、行笔敦厚的盛唐壁画。

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视察时，绕道敦煌，与张大千共度中秋。于右任的随员、敦煌当地人窦景椿在《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一文中忆述道：

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因年久腐蚀之故。

张大千指使马呈祥的士兵打掉外层壁画

壁画毁坏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陪都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立即发电报给敦煌县长要求查明情况，并“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张大千在结束临摹途经兰州时，曾遭到国民党军事检查站的检查。5年后，张又被甘肃省参议会的郭某等人以盗宝及破坏壁画为名控告，但没有查到真凭实据。窦景椿在文章中为张大千辩护道因：

适有外来游客，欲求大千之画未得，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张大千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古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

对于敦煌壁画被毁，张大千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一种看法认为：张大千为一己之私，漠视珍贵的古文物，他的行为从客观上讲，是对敦煌艺术的破坏。

另一种看法认为，不论张大千是否破坏壁画，我们首先要搞清敦煌这两幅壁画是否应该被打掉。

敦煌石窟的墙壁，是由戈壁滩的石子堆砌成的,在壁上画画,先要在石墙表面涂上泥巴、石灰，铺成墙壁。敦煌壁画，由北魏到宋，历代前来求神祝福者甚多，前人在墙壁表层画满了，后人在墙上再铺一层泥巴、石灰，继续画，经历若干朝代，而今敦煌的墙厚厚的，形成了好几层壁画。

1981年《旅游天府》第2期发表了石湍的《张大千并未破坏敦煌壁画》一文，作者自称在敦煌莫高窟工作10多年，据他亲眼所见，张大千不仅没破坏过敦煌壁画，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作了不容否认的贡献。

著名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他说：

我到敦煌之前，这两幅壁画的外层已经给张大千打掉了，所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打掉的过程，……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

谢稚柳从唐代郡县设置情况及“墨离军”((唐代一大军镇)等资料判断“此窟当始于天宝五载(公元746年)后，成于十四载(公元755年)前”。谢稚柳在回答记者时说：“这幅壁画对考据唐代艺术帮助很大。”谢稚柳的话是有权威性的。

1943年，张大千与藏传佛教寺院僧人等摄于敦煌莫高窟。

张大千并不避讳此事，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也曾叙述此事：

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载(公元866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显然，张大千认为果断地“破壁”，对研究敦煌壁画艺术史的断代问题有所贡献。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何鸿：

张大千辞世30周年之际，他的敦煌人物造像《观音大士》亮相保利香港秋拍，400万港元起拍，最终以起拍价的近三倍价钱——1100万港元落槌。这幅作品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作，引发了一段“破坏敦煌壁画”的争议。

我1993年考上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那时在图书馆都能见到他的画册，包括他在敦煌时期的早期印本。当然，第一次看张大千的作品那是更早以前，高中时期为了应考美术学院，对其工笔《仕女》印象特别深，艳丽的色彩，婀娜的身姿，雍容的体态。

我因为长期以来关注和搜集敦煌文献，印象比较深的还是他和敦煌的那段奇缘。1941年，张大千携家人和几个学生到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其间清理出洞窟309个，对莫高窟中许多壁画进行了临摹复原，共达200余件。此外，对洞窟的分类编号也是对“敦煌学”的一大贡献。

这幅《观音大士》像，从“敬橅莫高窟唐人大士像一区，寄奉君璧道兄永充供养。蜀郡张大千。”款识看是赠给好友黄君璧先生之作，其本出自敦煌莫高窟第五十四窟唐代大士像。从画风和构图看，应为1942年前后之作。

后来传出他在临摹壁画时，剥掉壁画的消息，引来不少争议。他在“敦煌”的有意或无意的行为，无论是褒是贬，都已经写进了美术史，况且他本身就是一段丰富的美术历史。他对敦煌壁画的剥蚀和破坏，是让人无法原谅的事实；但他对艺术充满的崇敬和执著情怀，又从某种意义上让我们消解了对他的责备和批评。

临摹榆林窟水月观音 1941—1943年 布本设色 140.8cm×144.5cm 四川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