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AI来总结吴谢宇案的来龙去脉,显然是可以做到的——早在2023年,三联生活周刊就刊出了足有9万字的专题报道,把这件近年来极为具有独特性又骇人听闻的案件原原本本的还原给世人——
这是一场源于家庭失能、心理压力与社会期望交织的惨剧。吴谢宇出生于一个承载着代际创伤的家庭,母亲谢天琴严苛的教育方式和父亲吴志坚2010年因病早逝,共同塑造了他压抑的成长环境。谢天琴因童年时期家族遭受迫害,形成了对吴谢宇近乎苛刻的期待,母子关系在依赖与隐忍的矛盾中逐渐扭曲。吴谢宇作为北京大学的优等生,表面光鲜,内心却深藏裂痕,学业压力与社交孤立进一步加剧其心理危机。2015年,他做出了令人震惊的举动——弑母,并通过伪装母亲的身份,精心掩盖真相,维持表面的正常生活,直至2019年被捕。2024年1月31日,他被执行死刑。此案不仅暴露了未被重视的心理健康问题、家庭控制的破坏性影响,也揭示了社会期望的重压如何将人性推向深渊,成为一记发人深省的警钟。
但在读罢今年新增了部分内容,由三联两位记者整理成书的《吴谢宇案:人性的深渊》,我又对案件的整个成因感到难以用几句话带过。
少年丧父与母相依为命,小镇做题家考上北大,在失去“永远拿第一”人生目标后弑母,潜逃三年才被捕,一审只想赴死,二审竭尽全力希望活。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是没有办法用一个理由一个观点一个总结去简单描述这个家庭悲剧的。
而越深入了解吴谢宇和其母亲的人物背景,以及父亲在这个家族中扮演的角色,我越会感到身边其实就有具备这样特质甚至一模一样的人。
比如其母谢天琴,几十年来几乎没有朋友甚至可以长谈的聊天对象,所有外人想要到访最终只能获得“一条门缝”的沟通机会,像极了我对门的一位生性孤僻女邻居;比如丈夫吴志坚因病去世后,她一方面不喜欢外人联系,另一方面又感慨大家都忘记了她们母子,浓重的负面情绪“使得她看什么都不顺眼”,如同我脾气暴躁的父亲;比如21岁的吴谢宇直到上大学才学会洗衣、出逃后才学会做饭菜和租房,如同我那个年代被剥离所有生活所需技能只要专注学习的大多数同龄人遭遇。
案件里面也有非常多在外人看来难以理解的细节。
比如书的第十章提到:2019年4月,逃亡几年的吴谢宇最终在重庆机场被捕,是因为他想追求酒吧工作中的一位经理,非要去机场送对方出差——但所有的同事都知道,这两人完全不可能,经理全然没有这样的想法。
比如一审律师曾建议他做精神鉴定,或者从辩护的角度把自己的行为归罪于妈妈的控制欲,可面对这样生存可能性的建议,吴谢宇断然拒绝,因为“我对妈妈是爱,不是恨或者世人可能会猜测的其他任何负面情感,我太爱太爱我妈妈了,我只是以为她想要离开这个世界而替她做出选择”。
难道还有比吴谢宇更值得深思和挖掘的国内重大案件吗?书中提到他的崩溃,起源于大三面对北大学子普遍选择的出国深造,吴谢宇感到无所适从,这条道路没人能给他指引、需要大量的资金、回报周期远非考完试后立刻能得到第一名的速度。
他的崩溃不是来自于失去“目标”,而是来自中式教育中式人生漫长岁月长城中的痛苦叠加——高压教育、心理忽视、代际创伤、精英迷思。
高压教育的恶果,是长城的起点。
母亲含辛茹苦家庭全力托举,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独子身上;直到大学以前,他都是任何班级和考试里的第一名,读上了多少家长望子成龙梦寐以求的北大。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连社交都被掌控的人生、被忽视的情感需求、近乎为零的性教育、毫无平衡性可言的生活乐趣。多少父母以“为你好”为名,剥夺了孩子的自主性,埋下心理危机的种子?
心理健康的忽视,是长城的裂缝。
同一宿舍的4个人,直到毕业仍然不清楚彼此家庭情况,哪怕同为福建老乡,也因为在这个经济化的社会可能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而成为一个“禁忌话题”;长期压抑情绪导致吴谢宇弑母后旁若无人的继续生活,用幻想给自己套上层层躯壳,在虚假身份中呈现严重的心理分裂倾向。他在逃亡期间甚至给母亲写信,仿佛她仍在世,这种极端的心理状态,源于长期无人倾听的内心挣扎。中式家庭将成绩置于一切之上,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
原生家庭代际创伤的传导,是长城的基石。
父母辈悲惨遭遇塑造了不善交际不喜求助的性格,潜移默化的把孩子培养成一位丧失除了应试外所有技能的异类;大家族中本来可以互相帮扶的情谊因为吴父去世的缺失而失去了牵头者,彼此自扫门前雪,隔阂不断加深。报道中,吴谢宇的舅舅回忆,谢天琴曾拒绝亲戚探望,独自承担母子生活的重担,把痛苦无限内化。
精英教育的迷思,是长城的高墙。
吴谢宇作为“小镇做题家”的典型,承载了家庭和社会的巨大期望,然而,考上北大后的他发现这就是穷困家庭竭尽全力能到达的终点。中国社会对成功的狭隘定义,让无数年轻人背负沉重枷锁,教育在每个环节都缺失了对人全面发展的关注,在失去分数成就后学生变得不知所措。
他的案例并非孤立,而是无数家庭潜在危机的缩影;他的长城,既是个人崩溃的象征,也是社会压力的投影。
我特别喜欢副主编吴琪后记的一句话:没有人是这个社会的陌生人。
但这个社会,又正在变得越来越陌生。
社会新闻上我们不再能看到鲜活的人,目力所及都是死气沉沉的氛围,大家变得不再富有激情,人人都在追求一个迅速能获得他人认可的方法。
更可怕的是调查记者写道:如果做社会调查的记者看不到极端事件背后的价值,看不到悲剧带来的警醒,我们就很难在一次次被人拒绝后,又试着再一次敲开他们的门。
可是,现在还有多少记者,能够有机会,去做一场真正的调查?公众还能否有朝一日了解珠海背后的动机、江苏学校的自述?
如果不能正视痛苦,那么痛苦本身就像莫可名状的传染病,会渗透每个人。记忆也许能淡忘,恐惧可能会减轻,但假装事情从未发生,才是事情还会发生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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