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袭汉服课堂：古人求学问道，读书为学的独特门径

遥想古时，孩童自五六岁起，便踏上了读书识字的漫漫征途。“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为他们开启智慧之门的关键钥匙。在朗朗的诵读声中，孩子们逐渐认识了一个个汉字，迈出了读书识字的第一步。

待到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后，他们开始学习对对子，那工整的对仗、精妙的韵律仿佛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孩子们对语言韵律的感知之门。与此同时，诵读《幼学琼林》《蒙求》等书籍，让孩子们在生动有趣的故事和典故中，感受着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

诗词文赋如同璀璨的明珠，吸引着古人的目光。他们开始习诵《千家诗》等诗作，感受诗歌的优美意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之后，他们便进入了更为深奥的《五经》或《四书》系统。唐宋时期，《五经》是主要的研习对象，而明清两朝则以《四书》为主。从踏入《四书》《五经》的领域起，古人正式开启了为学之路。

图源网络

古人读书的进阶步骤与成才之路

古人年少读书，有严谨的四个步骤。首先是大声朗读，在抑扬顿挫的声音中，文字仿佛有了生命，跳进了他们的脑海。接着是背诵，从“三百千”到诗词赋，从《五经》到《四书》，再到“三史”(《史记》及两《汉书》)，背诵典籍是古人走向成功与成就的必由之路。一般来说，在二十岁之前，他们便基本完成了这些功课。而进士功名，大多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取得。完成这些后，他们便进入了著书立说的阶段，践行古人所言“君子三立”之“立言”，将自己的思想和智慧通过文字传承下来。

唐代，科举制度正式确立，考试内容以经学为主，兼有诗赋。经学作为中国固有的学问，成为了科举考试大纲的核心，引领着学子的学习方向。

《五经》《十三经》到《四书》的演变

经学始于汉武帝所立的国 家 官学，是后世研究《十三经》的学问。“经”字本义为织布机上的纵线，与之相对的横线称纬。以道路为例，南北向称经，东西向称纬，如地球的经纬线。经线作为织布的主干，后来寓意着根本义理法则，是天地人之纲常。

周秦时期有《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被称为经书，与之相对的还有纬书。然而，秦时《乐》散佚不存。至汉代变为《五经》，《易》被尊为群经之首。之后，《礼经》分成《周礼》《仪礼》《礼记》三部典籍，即“一礼变‘三礼’”。《春秋经》分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即“《春秋》变‘三传’”，由此形成了唐初的《九经》。到了唐代晚期，又增加《孝经》《论语》《尔雅》成《十二经》。至宋代，《孟子》列入其中，最终形成了《十三经》，此后便再无变化。

《四书》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典籍的合称。《论》《孟》是《十三经》中的两经，《学》《庸》原本是先秦著作，后被西汉学者戴圣辑入《礼记》(又称《小戴礼记》，因戴圣的叔父戴德亦研习《礼经》，戴圣遂称小戴)。南宋时，大儒朱熹把《学》《庸》从《礼记》中择出，与《论》《孟》合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从此，世间便有了《四书》，又曰《四子书》。自唐朝至清代，科考试题多以《五经》及《四书》为范围。唐宋时期，经学以《五经》为重点，明清则以《四书》为重中之重。

经学、学术分科的界定与演变

经学典籍仅指儒家经典，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以及佛道教的各种经文典籍，并不属于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经”，不在经学范畴之内。经学作为学术的固有名词，不能将被赋予“经”字的典籍都认定为经学内容。

经学之外的各家之学被称为“子学”，即诸子百家之学。先秦时期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等六家。汉代有九流十家之说，除了先秦六家外，还有纵横、杂、农、小说四家。后来，佛学也纳入了子学的范畴。

中国的学问除了经、子两门，还有史学与诗赋等。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只有书籍分类。西汉学者刘歆以内容对书籍进行划分，称为“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唐代将其分成甲乙丙丁四部，明《永乐大典》及清《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晚近西学东渐，鉴于西方现代学术分科，国人把经、子两部称作义理之学，史部称作考据之学(经学之训诂考据另称“小学”)，集部为词章之学，其他称为经世致用之学。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框架及核心价值所在。这一话题内涵丰富，涉及两千多年的学术史、思想史等，知者自知，不知者也难以用寥寥数语说清，故在此不多赘述。

科举应试与书院实学的双轨并行

古人求学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进入塾馆学习，也称私塾。各地城邑乡村皆设有塾馆，每年只需花费不多的费用，孩童便可进入其中学习知识。二是聘请先生在家中教导子女。县、州、府、省都设有官学。学子学到一定程度后，便可按流程参加考试。先在县里报名参加考试，称为县考;通过后，在府一级进行复试，称府考;再经过省官学的最后考试，称院考。被录取者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成为秀才后，便可以进入官学学习，雅称“入泮”，一般学习三年后便应考乡试。

一省或两省每三年于秋季集中举行一次考试，称乡试，雅称“秋闱”。考生限于秀才，考中者称举人，类似于汉魏时期的孝廉。次年春天，各地举人前往京师参加国家统一考试，称会试，又称“春闱”，考中者称贡士。约一月后，皇帝于保和殿亲自主持对贡士的考核并排名，称殿试。殿试后，贡士被赐予进士出身的名号，至此，其功名仕途的学业就算完成了。

南宋以后，书院应运而生。书院是官办专门研习学问的机构，它不以应考科举为主要目的，而是重视实学，轻视举业。在明清两朝，书院极为发达，凡州县、府、省大多设有一个或数个书院。掌管书院的人称为“山长”，一般由致仕的名宦硕儒担任。书院的教授者均为饱学之士，就连督抚疆吏也会亲临授课。明清时期的督抚大多在政、学两界都有显赫的成就，正所谓“学优则仕”。

凡是有志于实学的人，完全不受科考的局限，他们所学贯通经史子集，不仅精通本业，而且学识广博。古人所说的学者都是通才，既不会只读经而不知史，也不会只会诗文而不通经史。中国学术源头的经，最初功能是史书，而后世的史中又蕴含着丰富的经义。所谓“专则精，博则通”，二者兼备，才可称得上精通。然而就中国学问而言，当下恐怕无人能担得起“精通”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