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年代的战鼓（抗战文艺作品巡礼）

黄会林

黄会林(前排左二)参军入伍时，与同学们的合影。 黄会林供图

电影《风云儿女》海报。 中国电影资料馆供图

电影《风云儿女》诞生于1935年5月。影片讲述了抗战时期青年诗人辛白华与好友梁质夫流亡上海，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生转变。它如同一炬烽火，燃于民族危亡的暗夜，其光影与旋律穿越九十载，激荡回响至今。尤其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在《风云儿女》中唱响，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一个个历史关口，激励中华儿女挺起脊梁。可以说，《风云儿女》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它是历史的见证者，记载了“血肉长城”的悲壮；亦是精神的传承者，让“起来”的呼声永不消逝。

上世纪70年代，我曾在夏衍先生的居所，听他亲口讲述本片艰辛而传奇的诞生史。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夏公等人利用电通公司开展左翼电影运动，继《桃李劫》后，筹拍《风云儿女》。1934年，先由田汉完成故事，后经夏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再交由许幸之执导拍摄。开拍前期，田汉因“宣传赤化”被捕入狱，在狱中将《义勇军进行曲》的主题歌词写在香烟纸背面带出。聂耳听闻此事，特意向夏公“抢任务”，揽下谱曲工作，经过废寝忘食的创作，用激昂的旋律，充分表现出歌词的勇毅和豪迈精神。可惜天妒英才，聂耳完成谱曲后不久，在日本溺亡，年仅23岁。这种在政治高压下迸发的集体创作，证明了艺术可以突破禁锢，成为抗争和自由精神的载体。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审查压力下，《风云儿女》以隐喻手法表现“危险—觉醒—前进”的抗日主题。创作者们将革命理想熔铸于胶片与音符之间，开辟了文化抗战的战场。主角辛白华从沉迷爱情到投身战场，以儿女情长折射时代风云，隐喻了中华民族从麻木到觉醒的心路历程。长城的意象贯穿全片，呼应民族精神，凝聚着全民族的抗战决心。虽然在创作上略显青涩，影片却大胆尝试音乐叙事，《铁蹄下的歌女》以哀婉衬悲壮，《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引共鸣，彰显了“影以载道”的精神，启示我们艺术不只是艺术家的独吟，更是与时代的同频共振。

作为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一代人，我对《风云儿女》有着特别的感情。记得1950年，我转学到北师大附中读初二年级，每每在学校集体活动中听到国歌，总是激动不已。铿锵有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让我感慨，幼时经历的动荡和黑暗终于过去，终于可以好好学习，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于是，我门门要“争”，课课要“搏”，唯恐落在同学后面，配不上祖国的挑选。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校师生群情激奋，纷纷要求参军赴朝，如《风云儿女》中的辛白华一般，昂首奔赴前线。最终，我有幸成为班上4名被批准参军的学生之一。

到了朝鲜战场，我们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接受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时时做好“抗美援朝”(即牺牲)的准备。每当部队驻地的收音机沙沙作响，传来《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前奏，我们便齐刷刷站起，跟着旋律高唱“起来”，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思念和保家卫国的信念。一起高唱“起来”的许多战友，最终亲身践行了“把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将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异国土地。如今我91岁了，每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仍会觉得那些停在20岁的战友们，正透过歌声望着我。而我唯有继续奋斗、继续前行，才能不辜负他们可贵的牺牲。

《风云儿女》是烽火年代的战鼓，亦是和平时代的明镜，它的能量穿越古今、跨越国界，不仅激励着中华儿女，也感动着爱好和平的人们。2011年，我们创建了“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邀请外国青年电影人在中方志愿者的一对一配合下，拍摄完成10分钟的中国文化纪录短片。14年来，来自102个国家的1007名中外青年电影人已累计完成1000余部短片。

2021年，参与“看中国”的土库曼斯坦导演克丽丝和指导老师奥黛在文化考察中，被《风云儿女》的故事深深打动，将其定为拍摄选题。在上海，她们走访多处历史遗址，搜集10余万字资料，修复数千张图片，创作了短片《新中国之歌》。短片用定格动画的方式，带领今天的人们重温《风云儿女》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历程，讲述《义勇军进行曲》如何在刘良模、宋庆龄等人的努力下向世界传播的鲜为人知的故事。譬如在1940年，美国歌手保罗·罗伯逊用汉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制作英文专辑，引发广泛共鸣，成为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精神纽带之一。我非常喜欢这部短片，因为它用轻盈的动画再现了沉重的历史风云，展现了跨国界、跨代际的抗争精神，呈现《风云儿女》折射出的人类对自由、尊严、正义的普遍追求。影片展映时，一名青年观众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英语版本的国歌，它的传播将使更多中国人了解中国历史，也使更多外国人理解中国精神。”

从亭子间的稿纸到战场的呐喊，从牢狱中的香烟纸到世界的共鸣，《风云儿女》的台前幕后交织着无畏和热血，并在每一代人的诠释中不断获得新生。当今天的观众为影片主人公的觉醒落泪、为抗争的旋律热血沸腾时，便是在与先辈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风云儿女》是民族危亡时刻的“觉醒剂”，更是和平年代的“清醒剂”，它的价值早已超越具体的历史情境。它时刻提醒我们，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意识，在于永远铭记“最危险的时候”，一个民族最深沉的力量，在于“不愿做奴隶”的声音。

让我们时刻铭记这段风云历史，记住我们因何而站立。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 人民日报 》( 2025年05月15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