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且与超越

苟且与超越

黎荔

“凑合着过”、“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些耳熟能详的俗语背后，隐藏着中国人对待生命的一种特殊态度。在中国人日常用语中，所谓生活就是“过日子”。一个“过”字，好像人生就是怎样把这一堆日子打发掉的过程。逢年逢节，人们吃吃喝喝，张灯结彩，如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般，感叹自己又度过了一段长长的日子。每过一节，每过一年，不免自相庆幸，好像远征队伍又攻克了一个城市。要不然为什么我们吃年夜饭而不吃年中饭？难道不是因为在时间的段落又完成一个里程碑，又结束了一场不得不完成的事务，因此作为一年尾巴的除夕才值得我们欢宴么？新年对我们似乎是另一个沉重任务的开始，习俗上不是常用不洒扫、不动针线、不出远门、不催人起床、吃隔年除夕剩饭等疲懒心情来接受的么？

这“过日子”的生活态度，若是细细加以分析，实在既不是厌恶人生，甚至也不能说对人生采取什么消极的反应，但也同样谈不上对人生有什么痛痛快快活着的生机和意趣。记得从前看电视剧《还珠格格》中，有一首动力火车的主题曲《当》：“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总觉得这种张扬热烈是属于草原少数民族的，在汉民族中没有这么活得兴兴头头的生活态度，大家基本上都是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年来了就过年；节到了就过节；孩子生出了，就养孩子；官运来了，就做官。既不积极地求，却又不消极地避，一切都接受。要是来得好，是这样；来得不好，也是这样。生也如此，死也如此。

传统中国人是守分随缘、安常处顺的，习惯于安定平稳、现实法则的生活，大多希望轻快又不留恋地度过了这一辈子的生命。假定命运不好，一路没有好风，这自然会成为一项使人度日如年的担负，可是国人也不想自动地把重荷卸下来休息一下，或甚至直截了当把它抛入深海。日本人追求“樱花精神”，认为樱花的美体现在瞬间开放，刹那寂灭，他们不回避死亡。而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着”，不认为“寿多则辱”，长寿就长寿，插着管，能多活一天算一天。国人似乎很认真地把生命这个担子看成了无可奈何的累赘，做人是一项责任，是一种不必有权利的义务。反正，“过”这个日子就行了。

千百年来，中国人这种“马马虎虎”对待人生、无可无不可的心理，既是对苦难历史的集体记忆，也许也是对无常命运的柔性抵抗。究其深层原因，是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塑造了“但求温饱”的实用主义生存观。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无数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生活态度。若要明白中国文化的特性，我们必得借鉴于植物，植物不择地，随处而安；植物不择时，春荣秋枯。中国人讲顺，就是接受一切，不择地择时，更不择命。我们可以在无所希冀中埋头劳动，生儿育女，看孩子们不断入世，有的是一堆过不完的日子，一年一节地度过去，自己辞世了，孩子们接着再过。

也许这种这种看似消极的生命态度，实则是对生命本质的独特理解。你看中国广大的普通民众，大多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着，就像草木虫鱼一样。他们绝不计较生活应该是什么，绝不追究生活是为着什么，也决不埋怨上天待他们刻薄。对他们来说，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你如果问他们，人生活在这变幻无常的世相中究竟为着什么？他们会朴素地说，生活就是为着生活，别无其他目的。这种态度在动荡的历史环境中演变为一种生存智慧——当大环境不可改变时，调整自己的期待与标准成为理性的选择。记得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记载的民间疾苦，无不显示出普通百姓如何在战乱与压迫中寻找生存缝隙。这种“凑合”哲学，是弱势群体在强大外部压力下的生存策略，也是历史苦难在民族心理上的投影。

与西方“不自由毋宁死”的绝对主义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留得青山在”的韧性哲学。司马迁遭受宫刑之辱后选择“隐忍苟活”，最终完成《史记》；苏轼在政治打击下写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超然诗句。这些例子无不表明，中国式的“赖活”可能绝非简单的贪生怕死，而是对生命价值的另一种确认——活着本身就是意义的基础，是生命可能性存在的前提。这种生存哲学，也许不应被简单视为消极避世，而是一种在有限条件下寻求生存与尊严的复杂策略，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生存智慧与历史积淀。

然而，当代社会正在经历从“凑合”到“讲究”的价值转变。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与个人实现。据《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显示，超过60%的年轻人将“活得精彩”而非“活得长久”作为首要人生目标。这种转变既是发展的必然，也带来了新的焦虑与困惑。“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是高晓松作词、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曾经传唱一时，引发强烈争议。鸡汤之外，争议关乎人们对生活与诗的态度，背后的身份差异也不言自明。对不少人来说，眼前的苟且自有双手劳动、拼尽力气的尊严，而且这也不意味着在他们的内心，没有激荡着诗与远方的呼唤。还有人调侃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苟且。记得看过豆瓣上的一个人讲，生活不止诗意化的远方，更重要的是如何苟且。生活不止酒精吉他和妞，还有母亲的皱纹，父亲的白发和千里奔丧。我竟觉得残酷又中肯。那种将眼前的苟且与诗和远方对照的态度，其实有着双重的轻率——不仅对生活轻率，对诗也同样轻率。救赎可能在于忍耐与工作，在于从庸常的苟且中，感受与倾听万物，回归到事物的本来与初心。

如何在传统智慧与现代追求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当代中国人面临的精神课题。我倒觉得，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从来不是单一的。从“杀身成仁”的壮烈到“明哲保身”的谨慎，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毅到“随遇而安”的淡定，这些看似矛盾的态度实则构成了中国精神的多维光谱。中国人的生命哲学，有着苟且与超越的双重面相。今天，我们或许不必将“凑合”与“讲究”对立起来，而可以寻求一种更为辩证的生命理解——既有面对困境时的韧性，也有追求卓越时的决心；既懂得在不可为中保存力量，也勇于在可为时全力以赴。理解并接纳生命的全部可能性，这种完整而平衡的生命态度，或许才是中国传统智慧给予现代人最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