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战役一国军军长被炸死，徐向前：肯定没死，挖地三尺也要找到

太原城破前，他“死”了，尸体没有，骨灰也没有。

只留下几块血衣和几句口信。

可徐向前没信，“炮弹炸死？谁开的炮？”

——《壹》——

密谋

1948年10月，太原，这座北方重镇，兵荒马乱中维持着最后的秩序，阎锡山还坐在都督府里，照常早朝、照常训话，身边的人却心思各异。

黄樵松就是其中之一，第30军军长，老资格，北伐出身，抗战时在山西打过不少仗。

如今却窝在太原，守着一城孤城，“我们是守不住的。”这是他在一次军中会议结束后，在酒局上悄悄说的话。

对象是他信得过的下属：戴炳南，当时是30军的一位师长，兼副军长职。

黄没说太多，但戴听懂了，后来有人说黄是精明人，也有人说他太天真，“太原要完了，我不想陪着陪葬。”这是黄的原话。

他悄悄联系了中共地下党，太原城内，地下组织并不多。

黄通过一个老朋友，原山西大学的一位教授，搭上线，联络点是在迎泽区的一个木器铺，门口贴着“修桌椅”，其实是信使中转点。

联络成功后，他接触到八纵的晋夫，消息开始来往。

计划是这样：一旦外围部队逼近，黄带30军起义，打开南门，并接应部队入城，问题是，这不是黄一个人的军队。

30军三万多人，八个团，要发动，不可能单靠一纸命令。

他需要一个核心圈子，第一个人选，就是戴炳南，黄对戴的信任不是空穴来风，戴跟着他打了六年仗，从江西到山西，从副团长一路升上来。

性格上不强硬，事事依人，是黄典型的“用着顺手”的人。

所以他把计划告诉了戴，“你是我的兄弟，要一起走。”戴答应得很快，没有反问，没有质疑，只说了句：“全听军座吩咐。”

——《贰》——

告密

戴炳南从黄家出来，坐车回到师部，夜里坐在屋里抽了一夜烟，他怕了，“共产党会不会真进来？要是真输了呢？”

他翻了翻30军的情报资料，里面写得清楚。

太原外围的解放军已经部署了三个纵队，按现在的形势，再拖半年也守不住，但他还是不敢赌，黄在赌未来，戴在保命。

三天后，戴带着一份抄录的起义人员名单和一张内部部署图，去了督军府。

进去没登记，直接找到了阎锡山的侍从副官，那天晚上，阎锡山没有睡，戴站在书房里，低头，手发抖，他不知道阎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出卖顶头上司，这在军中是要命的事，但他没想到，阎锡山只是笑了笑。“老黄这人啊，还是太念旧情。”

第二天，黄樵松被请到督军府吃饭，饭后没回军部，而是直接被关进了地下室。

一个星期后，秘密送往南京，关押在国防部军法处，消息封锁得极严，整个30军没人知道军长没了。

新的任命很快下来，戴炳南，正式升任军长。

原本黄的计划，是在解放军攻到太原外围时突然起义，配合外攻一举拿下城防，如今黄不在，起义变成了叛乱，救国变成了通敌，死路一条。

起义小组全被控制，地下党也受了波及，一位参与策划的营长，撤退时被击毙在桥头，尸体拖了三天才收回来。

南京那边的记录显示：“黄樵松叛国未遂，枪决。”行刑时间是1949年3月，在雨花台。

——《叁》——

诈死

戴炳南知道，时间不多了。

1949年春，太原已成孤岛，外围全是解放军，阎锡山几乎断了所有增援，天津失守，北平谈判，西安不动，没人来救他。

他不再像几个月前那样沉稳，会议开始迟到，说话开始打结。

他开始怀疑每一个副官，看每一封信都要查字迹，他怕黄樵松的结局落在自己头上，他也怕徐向前。

解放军总指挥部对太原实行围困已久，徐向前在第一线指挥，对整个山西战区布防了如指掌。

尤其是第30军的情况，早已掌握得七七八八，黄樵松起义失败后，八纵将策应计划转为强攻，一步步压缩包围圈。

戴炳南知道，这一次，没退路了，他决定消失。

这是他最后的赌注，他知道，等城破的那天，他活着，就会被清算，“死了”或许是唯一的解脱方式。

他安排了一个场面，一声巨响，一场“炮击”。

时间是4月20日，地点是五一东街第30军军部后院，当天上午，城内传出激烈炮声，城防部急报：“解放军对西北角实施集中炮火，30军指挥所疑中弹。”

几个小时后，戴炳南的亲兵李士杰带着“战地血衣”跑出来，说：“戴军长在指挥部中弹，尸体炸碎，只剩部分衣物。”

尸体呢？找不到，理由是：“炸成碎块。”

可太原人都知道，那几天炮火并不激烈，前线静得出奇，而徐向前，一听到“炸死”的消息，反应却出奇冷静。

他翻阅了炮击记录，问了军火科负责人一句：“我们那天打过这个位置吗？”

回答是，没有，“没人动炮。”徐向前只说了一句：“诈死。”

——《肆》——

破局

“全城搜。”命令下达时，是在一张粗糙的太原城区地图上，徐向前用红笔圈出了两个地点：钟楼街，阴阳巷。

他不是拍脑袋，李士杰，戴炳南的贴身卫士，没能瞒过审讯，两个通宵后，他吐了。

戴炳南没死，他躲进了钟楼街阴阳巷二号，一个老中医的宅子里，这是一条太原最窄的巷子，宽不过两米，一共只有六户人家。

房子老，墙体厚，在一间卧室的后墙夹层里，挖了个一米见方的空间，能塞进一个人，放个水壶和手枪。

进去之前，他让人散布死讯，然后换上便衣，躲进夹墙。

没人进去，只靠高家送饭，两天送一次，一小篮窝头，一壶水，最初没人敢进这条巷子，解放军怕惊动城民，没进行大规模搜捕。

但徐向前知道，这个人一日不死，就一日可能反扑，他下令：“阴阳巷逐家排查，掘地三尺也要找出来。”

4月28日凌晨，市公安局副局长黄石山带人封锁了整条巷子。

从南到北，一个屋一个屋地查，进门、掀被、撬地板，最后查到高尊愈家，这家人早被盯上，高尊愈是戴炳南的老部下，后来“退役”做生意，却在戴“死亡”后多次夜出。

有人看见他往院子里背过几袋粮食，半夜送水。

他们发现墙角的衣柜有异常，搬动时柜子响了两声，再检查，是空心，打开后，戴炳南在里面，身穿旧军服，头发长了一寸，嘴唇干裂，眼神涣散。

手边放着半瓶凉水和一把六四式手枪，没来得及开。

有人说他当场吓得失禁，也有人说他抬手投降时，整个人在发抖，记录里写的是：“面色苍白，言语混乱。”

押解当天，徐向前没有见他，他只留了一句话：“戴炳南不是军人，是逃兵。”

戴炳南被秘密押往审讯处，7月8日，太原万人公审大会，上午九点，枪声响起，他死时，没人哭，也没人喊。

从起义破产到诈死被捕，半年时间，三万人本可活着出城，最后只剩伤兵残卒。

黄樵松留下一封遗书，未被公开，副官读过，说其中一句写得很重：“我信错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