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一桩奸情，有多简单？

在四川重庆的合州，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打破了往日的平静。七涧桥畔，有一户四口之家，家中成员为父亲、母亲向氏、儿子以及儿媳。

某夜，向氏半夜从睡梦中醒来，却发现丈夫不在床上。她心中纳闷，猜测丈夫或许是起夜，又或许是饿了去厨房找吃的，于是试探着喊了两声，然而无人应答。这一喊，惊醒了儿子，儿子劝慰母亲，估摸着父亲是出门撒尿去了，说罢便穿上衣服出门查看。可这一去，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儿子仍未归来。向氏心急，再次呼喊，丈夫与儿子却始终没有回应。奇怪之余，向氏无奈披上衣服、穿上鞋子，决定自己出门一探究竟。

当她推开门的瞬间，犹如五雷轰顶，只见屋门口不远处，丈夫和儿子倒在血泊之中，皮肉外翻，身上布满可怖伤口，显然已死去多时。天还未亮，向氏便拉着儿媳妇匆匆前往官府报案。由于案发地在合州，接到报案的便是合州衙门。当时合州衙门的知州是荣雨田，听闻这起命案，对他而言，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经了解，荣雨田发现此案几乎毫无告破的可能。凶手作案干净利落，瞬间连杀两人，且未留下任何行踪与线索。案发时又是深夜，没有目击证人，想要勘破此案，难如登天。荣雨田主政合州多年，一直兢兢业业，当地政通人和。可如今突然出现这样的恶性命案，一下子两条人命，让他忧心忡忡，甚至吃不下饭。毕竟，地方安定他虽无大功，但地方一旦出现动乱、凶案，他作为上官难辞其咎。朝廷赋予他的职责是护佑百姓、推行德政、教化民众，如今辖区内出现如此恶性案件，只能说明他工作存在疏漏。而且，此类命案还会影响他的政绩与仕途。

更为关键的是，像荣雨田这类由读书人出身的知州、知县，他们所学多为四书五经、儒家经典，擅长文化事业与从政，但对于刑侦破案这类专业事务，几乎一窍不通。面对摆在办公桌上的案子卷宗，荣雨田也只能两眼一抹黑。基层官员多为流官，不会在一地长期任职，荣雨田在合州任期顶多两到三年，若在调走前破不了此案，这案子便会成为他仕途上的污点，不仅评优升职无望，甚至连知州之位都可能不保。所以，即便深知破获此案难度极大，荣雨田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想办法。

为了破案，荣雨田找来了书吏陈老伦。书吏，乃是游走于衙门与民间的办事人员，并无正式编制，属于长期存在的临时性职务。知州多为外地人，日常久居衙门，对当地情况并不熟悉，而这些小吏却不同。他们身为本地人，世代久居，背后往往有着庞大的亲族，社会关系错综复杂，且这一职业多为父子相传。因此，任何到地方主政的基层官员，都必须倚重这些小吏。荣雨田深知陈老伦虽只是个小小书吏，却在合州地面混得风生水起，此人有能力、有手段，左右逢源。荣雨田找到陈老伦，表示无论他用什么办法，都必须了结此案，只要能结案，便敬送纹银五百两。五百两白银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陈老伦自然欣然应允。

然而，陈老伦并非真有能力揪出真凶。知州让他 “结案” 而非 “破案”，这一字之差，意义截然不同。陈老伦想出了一个诡谲的办法。向氏一家原本四口，如今丈夫和儿子离世，只剩婆媳二人。在古代，成年男性几乎承担家庭所有开支，如今仅剩下两位女眷，生活愈发艰难。于是，陈老伦找来媒婆牵线，劝说向氏让儿媳改嫁于他。一来，陈老伦在合州算是富户，家境优渥，儿媳改嫁过去不会吃亏；二来，向氏婆媳俩的日子确实难以为继。思来想去，向氏同意让儿媳改嫁陈老伦。这位儿媳名叫胡氏（史料未记载其名讳，为方便书写虚拟此姓）。

胡氏嫁给陈老伦后，陈老伦对她确实不错，吃穿用度一应俱全，绫罗绸缎毫不吝啬，还专门派了两个小丫鬟伺候。胡氏本是普通民妇，从未享受过这般好日子，时间一长，便忘却前情，与陈老伦彻底交好。实际上，胡氏姿色普通、身材一般，陈老伦有钱有势，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他此举自然另有所图。陈老伦对胡氏好，就是为了让胡氏感激他、对他有感情，以便利用胡氏。

一段时间后，陈老伦露出了真实目的。他告知胡氏，自己奉命调查其公公和前夫离奇死亡的命案，且已查实凶手正是胡氏的婆婆向氏与人通奸，伙同奸夫谋害了公公和丈夫，现在只需胡氏出面指认向氏。胡氏起初并不相信，毕竟口说无凭，仅凭陈老伦几句话就让她相信，谈何容易。但陈老伦对胡氏施加压力，称若案子破不了，衙门降罪，家产充公，自己也将面临牢狱之灾。这句话对胡氏杀伤力巨大，她才刚过上锦衣玉食的好日子，若陈老伦被衙门收拾，自己又将何去何从？清朝时，丈夫新丧，妻子需守孝，轻易不能改嫁，向氏为儿媳未来考虑，让她改嫁他人，可见其本性不坏。但此时的胡氏为保住现有生活，又受陈老伦蛊惑，竟表示愿意指认婆婆。

公堂之上，胡氏信口雌黄，诬陷婆婆向氏与野男人通奸，被公公和亡夫撞破，故而婆婆与奸夫痛下杀手。向氏不明所以，不知前儿媳为何要诬人清白，但她坚决不认。然而，辩解之际，所谓的奸夫竟从公堂走出（估计是花钱雇的演员），从容认罪，将如何与向氏认识、通奸、被撞破奸情以及动手杀人的过程说得清清楚楚。如此一来，不仅有胡氏这一证人，又多了个奸夫作为污点证人。在轮番陷害之下，向氏百口莫辩，加之荣雨田动用大刑，对她百般折磨，向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终无奈认罪。

向氏被打得骨头断裂，身下鲜血洇出，被拖出公堂时，一道狰狞血痕从公堂延伸至门外，她双手几乎将地面抠出痕迹，大喊冤枉，却被公堂上官吏的笑声淹没。陈老伦开心不已，帮衙门办妥事情，赚得五百两白银；荣雨田也满心欢喜，案子了结，自己的官声和仕途得以保住。至于真凶是谁，他们并不在意，重要的是必须有人承担罪名。最终，荣雨田拍板，给向氏定了死罪，写成卷宗上报重庆府。

此时的向氏，丈夫和儿子皆已离世，儿媳又恩将仇报，几乎已无活路。合州牢房暗无天日，她因浑身剧痛发出有规律的呻吟，但内心却逐渐平静，甚至想就这样死去，去与天上的丈夫儿子团聚。然而，就在她放弃求生之时，大牢之外，还有一人在为她四处奔走，此人便是向氏的侄女向蕙兰（是否真侄女不得而知，但蕙兰此举胜似亲人）。

蕙兰知晓向氏蒙冤，决心为其伸冤。她头脑灵活，明白此案在合州衙门已被定死罪，再向本地衙门伸冤无济于事，只能往上告。当时案件流程为：合州衙门 - 重庆府衙 - 四川按察使司 - 京师刑部 - 皇帝签字 - 返回合州 - 执行死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有异议，案件都要发还重审。设计这套制度的初衷是体现本朝对死刑案件的严谨，只是在执行过程中总会出现问题。

蕙兰能接触到的只有府衙和按察使司，但官场上向来沆瀣一气、官官相护，这两个单位早已被荣雨田打点好。蕙兰前往重庆府衙申冤，府衙以事实清楚为由不予再审；到按察使司告状，司里称证据充分不容翻案。蕙兰明白，荣雨田虽为小小知州，能量却不小，四川地界内这些衙门都被他疏通了，自己在此处难以伸冤。至于刑部和皇帝，她更是不敢想也接触不到。思来想去，她决定尽全力接触目前能接触到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 四川总督黄宗汉。

清朝的总督乃封疆大吏，整个大清不过十来位，黄宗汉便是四川地区的顶级官员。要接触如此显赫的要员，对蕙兰这样的民女而言谈何容易。不过，蕙兰打算效仿电视剧中的情节，当街告状、拦轿伸冤。黄宗汉，字季云，道光十五年进士，官场沉浮多年，曾任浙江巡抚、两江总督，当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者。他性格刚强正直，时值西方列强入侵，朝廷多有主和派主张和谈，黄宗汉却力主抗争，因此遭人排挤，调任四川总督。

拦住总督轿子看似是个办法，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在古代，百姓拦官员轿子是不被允许的，即便有正当理由，最好的结果也只是被官兵棍棒打散，最坏则会被按在地上重责，再治以骚扰上官、冲撞仪仗之罪。官员出行，排场越大，护卫越多，百姓一跪上街，还未见到上官，就会被兵士叉走。好在黄宗汉是个清廉为民的官员，蕙兰竟真成功截停了他的轿子。蕙兰将案件前因后果告知黄宗汉，黄宗汉本就因降职心情不畅，听闻管辖地区竟有此等冤屈，二话不说，拉着蕙兰就前往四川按察使司衙门。

总督来访，按察使司大小官员本应隆重相迎，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黄宗汉刚到大门口，就被一个小吏拦住。小吏振振有词，称此处为司法重地，总督只管军事和经济，司法不归其管，不便进入。这一拦，反而让黄宗汉越发觉得事有蹊跷，当然，这并不能拦住他。黄宗汉进入司里，要求重新审理此案。一个小吏竟敢拦住总督去路，这表明当地司法系统已形成闭环，成了内部自行做主、自行判断、自行处理，不容公众监督，甚至巡察监察部门都难以插手的私衙，可见当地官场之混乱。

总督介入，案子只得重审。然而，重新审核过程却十分怪异，明明案犯有奸夫和向氏两人，官员们却只对向氏严刑拷打，意图迫使她再次认罪。黄宗汉见状不满，指出奸夫也不能放过，为何只盯着向氏用刑。于是，黄宗汉要求对奸夫也上刑。这奸夫八成是荣雨田和陈老伦请来的 “演员”，见黄宗汉要对他用刑，大惑不解，竟脱口而出：“诸位大人，之前不是说好了么，只要我虚构身份，诬陷向氏，就保证我有钱拿还不挨打，今天怎么还要给我上刑呢？” 这一句话，直接交代了实情，称是荣雨田和陈老伦指使他这么做的，州里府里的官员为快速结案，要冤枉向氏，还答应给他钱，承诺案子结了只关一阵子就放他出来，不会让他受罪，所以他才应承下来，实际上他与向氏根本不认识，更无通奸杀人之事。

按察使司衙门堂上，除黄宗汉外，还有众多旁听或协理的官员，包括知州荣雨田、重庆府知府以及司里大小官员，此时他们面面相觑，陷入长久沉默。这些官员皆为读书人，学的是孔孟之道，头顶青天白日，内心却腌臜不堪。他们漠视法律，对命案卷宗麻木不仁，只知照章办事，明知向氏蒙冤，却因荣雨田贿赂的小利，为保全四川官场体面而执意铸成冤案。试想，从合州到朝廷，中间诸多衙门、众多官员，只要有一人能秉公办事，蕙兰又何至于当街拦轿喊冤？难道百姓的正义只能靠这般撞大运式的喊冤来实现？

好在，向氏的冤屈终得洗清，接下来便是清算恶人之时。黄宗汉将案情写成卷宗上报朝廷，半月后结果传来：合州知州荣雨田为政绩嫁祸他人、冤枉好人，革职；重庆知府收受贿赂，经手此案却不详细审查，纵容包庇，革职；按察使司不少官员也收了钱，是非不分、屈打成招，部分革职，部分流放；当堂翻供的污点证人，即扮演奸夫的汉子，发配黑龙江充军；罪魁祸首陈老伦，听闻案发，未等朝廷处置便畏罪自杀；诬告婆婆的胡氏，被朝廷认定罪大恶极，诬告尊亲，处以凌迟，割了三千多刀才死去。

至于真凶，后来也被黄宗汉四处寻访抓获。原来竟是几个流贼，半夜潜入向氏家中行窃，被向氏丈夫发现，丈夫抵抗被杀，儿子出门寻父也惨遭毒手。杀人后他们四处逃窜，辗转多日，夜宿一家乡村客店时，谈论起在合州杀人之事，正巧被黄宗汉派出的办案人员听到，这些流贼就这样被轻松拿下，可谓送上门的功劳。

此案件震动四川，引发四川官场大地震，众多官员牵连其中，降职革职者不计其数。而黄宗汉因惩奸除恶、匡扶正义，广受百姓爱戴，政绩卓著，不久后便被重新启用，调回京师。黄宗汉一走，四川总督位置空缺，暂时由成都将军代替。这位成都将军在本地多年，与四川官员交好。那些被革职法办的官员心有不甘，而成都将军也有意相助，竟向刑部上了一道折子，花言巧语，称当年向氏一案中，诸多官员是被黄宗汉无辜牵连，他们并未参与案件，只是前总督打压，借此案处理了他们，请求刑部酌情改判，恢复这些官员职务。然而，成都将军所言纯属编造，当年黄宗汉审案秉公办理，若这些官员觉得冤屈，黄宗汉在任时就应向朝廷抗议，如今黄宗汉刚走便来辩白，无非是心虚作祟。四川官员想趁黄宗汉调走，重新掌控此案话语权，毕竟黄宗汉已不在，谁参与、谁受贿还不是他们自己说了算。

合州这起冤案与杨乃武小白菜案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两案皆因底层官员急于结案，罔顾事实真相，动用不正当手段构陷无辜之人。在合州案中，知州荣雨田为保政绩，书吏陈老伦为得钱财，狼狈为奸，诬陷向氏；杨乃武小白菜案里，余杭知县刘锡彤为掩盖儿子恶行，屈打成招，致使杨乃武与小白菜蒙冤。而且两案在审理过程中，各级官员大多官官相护，漠视法律，任由冤案滋生。从地方到上级衙门，皆对明显的冤情视而不见，使得案件真相被层层掩盖。

其实，早在元代，关汉卿所著的《窦娥冤》便描写了类似的故事。窦娥含冤受屈，被昏聩的官吏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刑。她的遭遇与合州向氏极为相似，都是无辜之人被诬陷，在严刑拷打之下被迫认罪。《窦娥冤》虽是文学作品，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司法黑暗、吏治腐败的现实。到了明清时期，从《窦娥冤》所反映的现象，以及合州冤案、杨乃武小白菜案等诸多真实案例来看，此类冤假错案极为普遍。这一时期，官场腐败之风盛行，官员大多只看重自身政绩与利益，对于百姓的生死冤屈置若罔闻。司法体系在这种环境下，失去了应有的公正与权威，致使无数百姓蒙冤受屈，正义难以伸张。像合州冤案、杨乃武小白菜案不过是当时黑暗司法状况的冰山一角，它们共同揭示了明清时期社会治理的严重弊端以及百姓在这种环境下所遭受的苦难。这种现象也反映出，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底层民众在面对强大的官僚体系时，几乎没有反抗与申冤的能力，只能寄希望于偶然出现的正义之士或特殊机遇来洗刷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