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使馆被炸到印巴空战，二十六年谁著史？

文 | 天书

前几天的57印巴空战无疑又是一个历史节点。一个在技术理论和军事演习中本该没太大疑问，却因为西方后冷战以来长久的军事神话而被无视的现实，终于在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超视距空战中得到验证。

有人说这是1840年以来我国真正在武器对抗中胜过西方的标志性事件。虽然年初两款六代机试飞的实际意义要大得多，但毕竟没有实战，日耳曼赢学还可以无视。当然现在也可以挽尊，西方舆论正在把原因归结到印度人不行上。

也有很多人提到5月8号，那是1999年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日子。一晃已经26年了。虽然不管是整个世界还是我国内部，都还有太多人沉浸在美帝天下无敌的旧梦中，但其实，26年这个时间足够改变太多的事情。

1924年，中国共产党还处于早期，总共不过几百人，那年冯玉祥北京政变，国民党一大召开，正式确立国共合作路线，国内革命迎来新局面。结果短短三年后就遭遇四一二的惨烈挫折。不过1924年的二十六年后，中国志愿军就踏入半岛抗美援朝，并在三年后，也就是1927年四一二的二十六年后，迫使美国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

如果说从1924到1950是中国在人的层面的跨越式质变，那从1999年到2025年就是中国在技术层面的跨越式质变。但很显然，直到今天这种技术层面的质变在今天西方主导的宣传中，很多时候仍是被视而不见的，似乎中国和几十年前仍没有本质区别，所以此前别说J10CE，我们的J20已经出来这么久了，也没被他们放在眼内。原因显而易见，新中国的地位是靠抗美援朝打出来的；而冷战结束后，神，还没有真正流血。

所以，冷战结束后，似乎历史的书写权力又回到了西方手里。这次人们借由印巴空战对大使馆牺牲英烈的吊慰，让我想起三月份出来讲话的哈贝马斯。这位已经96岁高龄的西方左翼哲学头号泰斗对“特朗普冲击”表达了强烈担忧，同时继续呼吁欧洲共同体，并将希望放在德法团结上。

为什么想起他？因为这位哲学泰斗在26年前，1999年4月科索沃战争爆发之际，发表了一篇《兽性与人性：一场牌法律与道德临界点上的战争》的文章，虽然进行了大量理论铺陈，但在事实上为打着“人权高于主权”幌子入侵南联盟的北约进行了左翼层面的正义性背书。同时在这篇文章中，他为德国联邦军的首次参战感到鼓舞。

也正是由于哈贝马斯这种左翼旗帜人物的背书，当时我国如徐友渔之类的大量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以达利特领班的姿势，站在“全球正道世界”位置对我国在南斯拉夫立场进行批评，并为美国轰炸我大使馆进行辩解时，也借哈贝马斯的表态为这种达利特领班立场披上了一层“左”的道义外衣。

当然，哈贝马斯并非美国的学术依附者，他主要还是为了欧洲共同体对处理内部事务的自主权，价值观的统一以及德国在此过程中的再度崛起而张目。2003年，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发表联合文章《论欧洲的复兴：首先在核心欧洲捍卫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

相比《德法年鉴》时代，一个半世纪后德法两国知识分子领导者的再次联合，实在是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历史进步性。当然，这种“欧洲大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被当成了某种“世界主义”的理想载体，很多迷恋“西方文明”这个整体，但又不满于美国霸权的人，都寄希望于欧洲能走出一条路子，希望由当代欧洲来实现康德所谓的“永久和平”理念。由欧洲先形成共同体，既而在形成强大影响力之后，主导联合国这类机构将国际法则转变为世界法，最终形成“世界公民社会”。

然而历史的书写在这里就变得很诡异。我们都知道作为共产主义的发源地，欧洲不只有俄国发生过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西欧的都早早失败了，东欧的最终也都跟着苏联失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莫斯科到柏林的伟大理想失败了；在六十年代，响应东方激进运动和全球反战情绪而起的巴黎五月最终烟消云散了；在冷战中，即使苏联最强大的时候，西欧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也不会去期望钢铁洪流统一欧洲，因为那本身就是他们极为敌视的。

在最有革命激情的年月，革命和大同并没有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最强大的时候，革命和大同没有发生；在21世纪新自由主义进入全盛时期后，欧洲左翼的扛把子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知识分子们，却出来说能有一条从欧洲大同走到世界大同的路。那这个大同的历史出发点在哪？实际上说穿了就是基于欧洲本位主义，设想以21世纪的生产力和技术力量来整合欧洲，摆脱美国影响，重新主导全球。

如果抛开“左”的和“马克思”的这层光环来审视，那么以西马为代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们对道路问题的理念有一个很清晰的转变过程。早期的罗莎卢森堡，卢卡奇，葛兰西这类二战前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欧洲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对革命的理解，对新道路方向的规划还是建立在《共产党宣言》的理想之上，是一二战期间世界风起云涌的左翼革命的组成分部。但当二战最终变成了正义对邪恶的反法西斯战争后，欧洲的“左翼理想”就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

法西斯引发的世界公愤以及之后的马歇尔计划，铁幕的落下，高福利社会，……等等大背景下，以犹太裔左翼知识分子们为代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开始让位于警惕现代性带来的“工具理性”所导致的法西斯和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成为了某种现代终极BOSS，知识分子们不断的反思极权主义如何产生，希特勒是极权，斯大林也是极权，对极权的警惕成了头等大事。

另一方面，由于战后西欧越来越失去了革命的土壤和迫切性，西欧左翼知识分子们虽然在继续对资本主义，尤其是晚期资本主义作出种种深刻批判；但另一方面，很多人也自觉不自觉的开始滑下向了以战后的高福利社会为基础，在本国和欧洲内部，探讨建设理想民主社会的道路，这一路线的代表就是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一系列相关理论。（篇幅上只能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简述，笔者准备过段时间专门写一篇讨论西方左翼如何走到今天）

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说，哈贝马斯的方向不能说有什么错误，各路欧洲左翼大儒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到今天也仍然是宝贝的思想资源。但“以欧洲观欧洲”，这确实一开始就站在了欧洲本位主义的基础上。

在帝国主义秩序事实上没有瓦解，反而借由全球分工加强了的历史现实里，欧洲站在次于美国的秩序主导者的位置，在没有进行清算的情况下，以既得利益为资源进化到“民主和正义”的理想社会，就算是以“左”的名义，那对被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们来说也只会是更深重的灾难，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是绝没有力量去效仿的。反而面对这样一个“正义”的欧洲，会彻底丧失自身的道德主体性。

冷战以来的历史也正是如此。比起美国，欧洲福利更好，形象更体面，因为哲学思想中心的地位也一直握着道义的大旗。无论知识分子们对欧洲是进行资本主义批判也好，还是赞美也好，欧洲就是一路既要又要的风光走到了今天。想想国内多少以左翼面目出现，但事实上对欧洲左翼狂热信从，对欧洲本位视而不见甚至追随的言论，就不难理解历史的书写权是何等有用。

在这个历史书写的过程中，中国是处于什么角色呢？远了不说，从齐泽克这样的当代左翼大儒对中国的偏见，以及新冠疫情之后这些西方左翼名宿们的混乱言论中就不难看到中国被书写在了什么位置。今天大家经常为国内思想学术界充斥着西方的翻译器和追随着不满，其实当然不全都是这样。我们也很早就不乏追求独立体系和主体性地位的学者。

比如，赵汀阳教授的《天下体系》出版于2005年，其中通过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现代阐发来说明，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要建立在“以天下观天下”的哲学基础上。意思是说，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体系，就要站在整个世界的基础上去思考问题。

当时的美国说世界上有一些“失效国家”，但问题不是在于存在“失效国家”，而是我们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失效世界”。我们没有一个世界体系，只有“国际体系”，而这个国际体系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到雅尔塔以来，以民主国家为单位建立起来的，是“以邦观邦”，并没有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这个本位，真正以整个世界的稳定为思考目标的秩序体。

联合国虽然已经很努力，但说到底它没能超越于背后主导的大国秩序和霸权阴影之上，反而在21世纪越来越失去效力。终究，“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则”。基于天下视角，书中也着重区分了“天下体系”理念和基于欧洲共同体的世界主义，美国的罗尔斯式普适帝国主义的区别。

《天下体系》面世后，引发了相当多的讨论，既有赞誉肯定，也招致了国内外不少反对和批评。比如一些哲学逻辑层面的反驳，对“以天下观天下”原文的阐发方式不认可，或者认为这种理念近于乌托邦等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赵汀阳教授当然会有不完善和缺陷之处，但这些其实都不是争议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是那时候是2005年。

2005年的中国，入世刚没几年，人均GDP1703美元，总量排名世界第五。军工体系上，“争气机”歼10首飞过去了七年，当时国人做梦也想不到再过六年J20会横空出世。军迷中流行的还是“八爷大战F22”以及对“八八舰队”之类的畏惧。对了，在这次印巴空战之前被吹的不光远胜J10，甚至还能枪挑J20的阵风，当时已经首飞快二十年了。

所以重点是什么呢？当时一位批评者的批评比较委婉但很能说明本质问题，对于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来的，要由中国来倡导实现的世界秩序方案来说，“天下理论的脆弱性在于中国的世界性还不够”。

这个世界性，你可以理解为中国对西方主导的“主流文明”的融入程度，反过来你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实力在全球的占比。终归，没有被人尊重认可的实力，没有可以维护批判武器的武器批判的能力，善良的人们对一个“天下人的天下”的期望，只能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

另一个代表性例子是张维为教授，他和福山的“世纪之辩”发生在2011年，《中国震撼》也出版于2011年。今天再看，作为中国“鞭福侠”，张维为对世界和中国趋势变化的洞见是足够有含金量的，然而其人其说在国内却长期处在一种被批评嘲讽的位置。根本问题是理论问题吗？还是武器的批判没有支撑批判的武器。

从1999年我国大使馆被轰炸到如今J10CE超视距击落阵风，二十六年再回首，书写历史的笔握在谁的手中？在西方的舆论机器中，中国一直“一边要硬着陆崩溃，一边要崛起威胁世界”。中国，一直是那个“被书写者”。

但另一方面，中国终究是坚持走在了一条独立自主，和平崛起的路上。在舆论的世界我们被打压涂抹，但在物质的世界，终究是我们自己拿着笔，一笔一划的书写下了每一个实践的足迹。

在西方的赢学神话破灭之前，一带一路也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不光西方不会真正的正视以待，第三世界也是总有犹疑。这怪不得谁，世界就是如此。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践行者，不能忘却理想的感召和坚守，也不能忽视物质现实的伟力。世界有其规律，但规律中并没有注定的命运，那个未知的命运，终究要由人们自己的实践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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