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孙赤谷城地望及相关问题研究（上篇）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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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乌孙；赤谷城；科伊萨雷遗址；伊塞克湖东岸；特克斯河流域

内容提要：赤谷城是乌孙的都城，是乌孙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纳伦河流域、特克斯河流域、伊塞克湖沿岸、伊犁河中游左岸这四个地区与乌孙相关的考古发现资料进行梳理，进而结合史料对赤谷城的位置进行推定，该城应位于伊塞克湖东岸地区，即科伊萨雷遗址，原是乌孙的冬都，后来成为大昆弥治下的赤谷城。乌孙夏都则位于特克斯河流域，后来可能成为小昆弥的行政管理中心。

西汉时期，匈奴无疑是中原王朝的最大威胁。汉武帝刘彻在公元前140年即位后，长期致力于寻求盟友的活动，以求共击匈奴。其在位期间的“张骞凿空”就是这样的尝试，但张骞联络月氏的行动以失败而告终。随后武帝转移了战略合作对象，又命张骞二度出使西域，联络“西域最大国”乌孙。而随着细君、解忧两位汉家公主远嫁乌孙，汉乌双方形成了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进而在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给匈奴以重创。因此可以说，汉武帝的夙愿、张骞的外交使命都因汉乌同盟的形成而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和完成。故可这样来理解：西汉王朝最后的辉煌有赖于乌孙在西域地区所起到的屏障和沟通作用。

在与乌孙相关的历史研究中，其都城赤谷城一直是重点研究对象。而该城的地望问题，则主要依靠对以下文献记载的解读。《汉书·西域传下》载：“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又记：“温宿国，王治温宿城······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魏书·西域传》云：“乌孙国，居赤谷城，在龟兹西北，去代一万八百里。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国，后每使朝贡。”

遗憾的是，虽经过多年的研究，学者们对赤谷城的地望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历史学界，仅能依靠数量有限的文献资料来确定该城的位置，论据不免有单薄之嫌。在这种情况下，与乌孙相关的考古发现，对于我们探寻赤谷城之所在便凸显出了其独特价值。而在利用考古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进行研究，或许能对赤谷城地望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一、 赤谷城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概述

目前对于乌孙赤谷城地理位置的考古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国内学术界更多还是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关于赤谷城的地理位置，大致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赤谷城位于纳伦河上游，具体地点在伊什提克（Yshtyk），持此观点的有谭其骧、王炳华先生。此观点主要依据《新唐书·地理志下》中的一段记载：“（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根据此段记载的里数来确定赤谷城位置。且不论《新唐书》成书与赤谷城存在的时间相差多少年、记载是否有误，仅就顿多城是否是赤谷城，学术界就争论颇多。

第二种观点，赤谷城位于特克斯河流域南岸，以孟凡人先生为代表，此外清代的丁谦也主此说。孟先生通过乌孙建都所需要考虑到的政治、军事、经济、位置、环境、交通等多方面的因素，并运用《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进行考证，认为特克斯河流域靠近汉朝，且环境良好，适宜畜牧，交通便利，便于联系和控制内部各个区域。另外，在特克斯河流域南岸还发现了大量的乌孙墓葬，并且这些墓葬规模宏大，当属贵族所有。因而断定赤谷城应该位于特克斯河流域南岸。但在新疆地区多发现乌孙时期的墓葬，这些地方很少甚至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址，故并不能完全确定赤谷城就位于此处。

第三种观点，赤谷城位于伊塞克湖沿岸地区。一是在伊塞克湖东南，以杨建新、苏北海先生为代表。二是在伊塞克湖的东北岸蒂普或其南一带，以刘国防先生为代表。杨建新先生通过对《汉书·西域传》《汉书·陈汤传》中对赤谷城的零星记载，对其地名、方位、距离进行了考证，认为赤谷城在伊塞克湖东南地区。而苏北海先生则提出了冬都、夏都的概念，即根据历史文献和国外考古资料，他认为赤谷城为冬都，位于伊塞克湖东南地区，而特克斯河流域则因环境适宜，乃是天然牧场，且多发现乌孙贵族墓葬，故认为是乌孙夏都所在地。刘国防先生同样根据文献记载进行考证，只是将赤谷城的具体位置确定在伊塞克湖东北岸。这两种观点的得出，主要原因是国内学术界所掌握的资料有限，进而判断依据以中文历史文献为主，再辅之以少量国外的考古资料来佐证，最后断定赤谷城在伊塞克湖附近。

（二）国外研究概述

较之国内学术界关于赤谷城地理位置观点的多样性，国外学术界对该城地理位置的观点更集中于伊塞克湖附近，且研究方法多偏向利用考古资料。不过，此观点仍可细分为如下几种：俄国的谢苗诺夫认为赤谷城在伊塞克湖西南阿特巴什河下游；俄国的巴透尔德认为赤谷城位于伊塞克湖东南一带；日本的内田吟风则推断赤谷城在伊塞克湖东的纳林果勒，而松田寿男则认为在纳林河河谷；《中亚文明史》第二卷亦认为赤谷城应当位于伊塞克湖盆地，但确切位置尚未确定。

除了以上观点之外，苏联、吉尔吉斯斯坦学术界也对赤谷城的位置展开了长期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的成果有《伊塞克湖：沉没的城市》，该书对之前在伊塞克湖沿岸地区的考古调查成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进而大胆推测位于伊塞克湖西北沿岸的萨雷布隆遗址就是赤谷城，并对这一推测进行了考证。这是对赤谷城位置研究极大的推进，因为之前关于该城的研究大多是对所发现的遗迹进行简单的推测，而没有实质性的研究和考证。

Н.А.阿里斯托夫所著的《乌孙人和吉尔吉斯人或喀喇吉尔吉斯人：西天山地区居民历史风俗概况及历史地理学研究》，通过将历史文献和中亚的考古资料相结合，来探讨赤谷城的位置。但其实也只是将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进行简单的罗列，并没有准确指明赤谷城的地理位置。

В.В.普洛斯奇赫的《伊塞克湖沉没的古迹历史与相关问题研究——以档案资料和考察所得的实物材料为中心》一文，详细搜集了19～21世纪在伊塞克湖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进而认为萨雷布隆遗址就是赤谷城，并对后者的性质进行了简要分析研究。

从上述对赤谷城相关研究的成果来看，可以发现关于该城地理位置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且基础研究材料大多局限于研究者所在国的现有资料，因而致使对于此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二、与赤谷城地理位置相关的考古资料分析

赤谷城的地理位置因文献记述不甚详细，考古资料也没有直接证据，所以一直以来没有定论。但经过前人的研究和总结，大致定位于纳伦河上游地区、特克斯河流域、伊塞克湖沿岸地区、伊犁河中游左岸地区这四个区域内。我们将首先整理这四个区域内的相关考古资料，然后再利用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来分析赤谷城的地理位置。

（一）纳伦河上游地区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纳伦河流域的乌孙时期遗存相对较少，且多以墓葬为主，遗址极少。该区域南北皆有丘陵阻挡，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狭长地带。这里共发现了八处早期游牧人时代的墓地、三处青铜时代的墓地。此外还有一处遗址。从遗址的文化层中发现粗糙的陶片、陶纺轮等判断，这是一处属游牧文化的遗址。此外还发现，共有九处遗迹集中分布在丘陵地带的缓坡上，并且周围均有河流和水池，而充足的水源、相对开阔的地域，是符合游牧民族使用的夏季牧场的标准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墓葬封冢直径均在10米以内，属小型墓，且墓内大多无随葬品，仅个别墓葬随葬少量陶器和铁器，因而可判断这些墓葬的主人应该属乌孙时期的平民。这些墓葬大多已被盗掘，资料保存很不完整，因此只能通过极少量保存状况相对较好的墓葬来进行分析。

以贾内什-布拉克墓地为例，该墓地位于纳伦河左岸的一级台地上，共有33座墓葬。这些墓葬呈南北向链状分布（图1），均为圆形土墩墓，土墩直径在10米以内，墓葬上方有建筑痕迹，可能是用草根土、毡子或树枝等不太结实的材料构筑而成，个别墓葬还用石板来覆盖墓圹。随葬品很少，有许多墓葬没有随葬品，仅个别墓葬有少量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器形以罐、钵、碗为主（图2），还有少量残铁器。根据墓葬形制和陶器的形制、制造工艺判断，这处墓地应属于乌孙晚期，即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

纳伦河流域地势狭长，河水来自天山山脉中部的冰川和积雪融水。当地水源充足，水草丰美，周围有高山丘陵，适合游牧民族作为夏季牧场。该地区应该是乌孙普通平民居地，而从墓地规模和随葬品可以看出，此地并无大量贵族聚居，并且这里虽然有山间冲积台地可以作为良好的夏季牧场，但是地理状况较之于伊塞克湖地区和特克斯河流域地区，则显得相对狭小和闭塞，无法容纳大量的人口，所以纳伦河上游地区不属于定都的理想位置。

（二）特克斯河流域

近几十年来，在新疆的昭苏、特克斯、新源、尼勒克、巩留等地发现了大量乌孙墓葬，并发掘出土了许多随葬品。其中特克斯河流域东西地势开阔，地处昭苏盆地，水草丰美，夏季天气温凉湿润，属于典型的内陆谷地草原气候，是良好的天然牧场，因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草原游牧民族栖息繁衍之地。在该地区发现的乌孙遗迹主要是墓葬，遗址和其他类型的遗迹数量较少。

在该地区发现了许多乌孙墓葬，大型土墩墓多集中于此地，封冢直径往往在十几米至三四十米不等。据现有资料统计，特克斯河流域大约有600座土墩墓。尤其昭苏县夏台口和萨勒卧堡村附近的土墩墓较为集中，有将近200座，可分为大、中、小三类。最大的一座底部周长达260米以上，顶部直径和斜高均为20米左右；中型墓底部周长在100～150米之间；小型墓底部周长不到50米，高仅1米左右。这些墓葬按大、中、小型，多以三五个至20余个为一组，南北向排列，也有三五成群集聚在一起。墓室均为竖穴土坑墓，其中部分有木椁室，椁室外垒砌卵石和木炭，椁内置棺或抬板。在墓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牛、羊、马骨，随葬器物多为陶器，此外还发现有小铁刀、匕首等。其中的大型墓，在其木椁四壁用钉悬挂毡毯，随葬有丝织物、金器、骨器、铜器等，还有漆器残片。

昭苏县喀拉苏土墩墓群位于特克斯河上游右岸的山前坡地上，地处昭苏盆地腹地。对该墓地曾做过文物普查，实测该区域有墓葬72座。封冢有大、中、小三类。这些墓葬的封冢直径在12～55米之间，高在0.5～4米之间。通过发掘，发现墓中大多有马、羊等动物的骨骼，个别还随葬有陶器、铁器、铜器等，但只有M1、M4等大型墓葬随葬有金箔（图3）。墓葬年代大约为汉代以后。

昭苏县巴斯喀拉苏西土墩墓位于特克斯河上游右岸，在南北约1600米、东西约760米的范围内分布有141座墓葬。这些墓葬呈南北向排列。已发掘的墓葬直径均在20米以上，属大型墓。其年代大约为西汉中期或以后。

昭苏县夏特柯尔克孜族乡距下台口3.2公里的草原上，有许多土墩墓。其中大型土墩墓12座，小型土墩墓较多。前者周长253.4米，直径约80米，属于超大型土墩墓。下台口有大型土墩墓3座，其中大型墓冢周长245米，直径约78米，且墓冢均为梯形，外面均铺有鹅卵石，顶部有建筑痕迹。

在特克斯河中下游地区也发现了许多乌孙墓葬，以小型墓为主，仅有个别大型墓，直径20～40余米，竖穴土坑墓和偏室墓均有，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出土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金耳环等。其年代均不是特别早，多为西汉晚期及以后。

另外，在巩乃斯河中上游的新源县境内也发现了一些大型土墩墓，直径20～40余米，墓室均为竖穴土圹，且墓坑内均带有生土二层台。二层台上还架有棚木，有的大型墓的棚木下有完整的木椁。墓葬年代大致属乌孙统治初期，即西汉早中期。在喀什河南岸也发现个别大型墓葬，封冢直径10～40米，墓葬之间排列有一定的规律，大致呈南北向链状排列。大型墓均为竖穴土坑墓，且普遍存在单个封冢下有多个墓室的情况。出土陶器有碗、盆、钵、壶、盘等，铜器基本为小配件，此外还有铁器以及少量较小的金箔。

从上述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在特克斯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发现的乌孙遗存基本为墓葬，数量众多。根据其规格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型墓封冢直径一般在20米以上，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绝非一般平民所能修造，应属大贵族甚至乌孙皇族所有。乌孙是十分重视丧葬习俗的民族，在他们看来，生前和死后同样重要。因此贵族墓葬规格宏大，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完工的。据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曾经考察过的昭苏县夏塔乡附近的一座大型土墩墓，像这样的大型土墩墓，从挖土、运输、封冢到逐步加夯等劳动过程，需要动用三万左右人工，而墓室四壁的木椁，至少需要50方木材，再加上砍伐、运输、加工，还得动用上万人。消耗如此之多人力的大规格墓葬，绝不是一般墓主的财力、物力能够完成的。中型墓的封冢直径一般为10～20米，应属小贵族或比较富裕的平民墓。小型墓的封冢直径一般在10米以下，应属一般平民所有。大型墓主要集中在特克斯河流域南岸，此外，在喀什河流域以及巩乃斯河流域均发现有大型墓葬，但数量较少，以中小型墓葬为主。

根据我们以往研究经验可知，一般墓葬区和聚居区的分布有密切联系，墓葬区不会离聚居区太远。因此根据大、中型墓葬多集中在特克斯河南岸，则可以推测乌孙贵族当时在此处聚集活动，并且在当地还居住着一定量的平民为这些贵族服务。《汉书·西域传下》载：“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特克斯河南岸古今环境差别不大，从现代地理气候来看，特克斯和昭苏一带属天山北麓，所处地域广阔，其中山间盆地面积达两万多平方公里，地势平坦，降水量充足，年平均降水量为500～600毫米，且大小河流遍布盆地内部，水草丰美，属天然牧场，适合乌孙国人在此居住。大量的贵族墓葬分布以及适宜的地理环境，都为赤谷城的所在位置提供了证据。但在此处一直没有发现大型居住址或者城址，以及农业遗迹，因而赤谷城位于特克斯河流域有待商榷。

（三）伊塞克湖沿岸地区

伊塞克湖沿岸地区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天山北坡的封闭性山间盆地中，与中国只有一山之隔。伊塞克湖东西长178公里，南北宽60.1公里，属高山不冻湖。伊塞克湖位于大陆性气候带中部，气候温和干燥，一月平均气温-6℃，七月平均气温15～25℃，年降水量约200～300毫米，山区可达800～1000毫米。该湖四面环山，四面高山将其围成伊塞克湖盆地。除了湖水覆盖区以外，平原低地面积最大，是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产粮区和畜牧区。可见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很适合人类在此生产活动。

1.伊塞克湖沿岸地区的考古调查与发现

自19世纪以来，不断有专家学者在伊塞克湖沿岸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了大量早期游牧民族的遗存，为我们寻找赤谷城提供了线索。具体来说，这里的考古工作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世纪至20世纪初，主要是对伊塞克湖进行简单的调查，没有进行系统的发掘工作，初步了解了伊塞克湖周围及水下存在遗迹、遗物，同时还大致了解了其分布范围。此阶段只是在伊塞克湖附近居住的村民和一些学者在伊塞克湖附近发现或打捞出零星器物、人骨等，此外他们还在伊塞克湖及附近地区发现了一些古代的遗迹现象。总的来看，此阶段只是对伊塞克湖地区有大量古代遗存形成了初步认识，但还没有进行系统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第二阶段为20世纪至今，主要是对伊塞克湖沿岸地区进行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进而发现了更多的遗迹、遗物，并了解了各处遗迹的分布范围和年代。这为寻找赤谷城提供了更加科学的依据。

从这两个阶段的调查和发掘成果可知，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分布着大量的古代遗存，种类丰富，既有墓葬、城址、居住址等遗迹，还有遗留下来的陶器、石器、青铜器、铁器等遗物，时间跨度则从早期塞人-乌孙时期直到中世纪晚期。这些遗存能证实伊塞克湖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当地居民聚居活动的场所，虽然在这里发现的大多数遗存时代属中世纪，但那些早期游牧民族的遗存，能为我们寻找赤谷城提供极大的帮助。

2.在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发现的城址与居址

在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发现的许多遗址中，以萨雷布隆古城规模最大。1985年，在秋巴河湾佩夏诺耶村北的沿岸地带发现了一处塞人-乌孙时期的大型居民点——萨雷布隆古城。这座古城长期位于伊塞克湖水下，因而无法进行地层分层，并且古城内还混杂着不同时期的文化遗迹，以致对古城的区域分布、规模以及建立和衰落的时间均难以掌握，只能通过打捞出的遗物对其文化探知一二。

在萨雷布隆古城出土的遗物中，数量较多的是石器、陶器和金属器。这些陶器属古代游牧时期（图4，1～5），种类繁多，绝大多数属日常饮食时使用的餐具和炊具。其中的宽颈罐、钵、各种尺寸的罐、广口罐、高脚杯，均是塞人-乌孙时期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陶器均为手工制造，没有使用轮制，装饰简单粗糙，一种是彩绘（图4，6），一种是在烧制前的陶胎上刻花。花纹多为波浪形或者曲折形水平线，多位于器物的肩部。

在古城内还发现了许多石制劳动工具，如磨盘、杵、锤、砺石、纺轮、新月形的刀、铲等。其中石磨盘均为长椭圆状，长30～40厘米，宽12～15厘米，研磨面磨损严重，且边缘翘起，说明石磨盘经常被使用。在古城的某些区域，最多可以找到十个完整或残损的石磨盘，说明这里可能为一处生产场所。就伊塞克湖沿岸地区而言，早在青铜时代石碾就已非常普及，直到中世纪才被圆形磨盘所取代。值得关注的是，在遗址内还发现了制作精良的新月形石刀（图5，1～5）。这种石刀在费尔干纳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以及中国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末期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点中均有发现。经过微量轨迹研究可证明，石刀主要被当作镰刀来使用，说明当时伊塞克湖地区的游牧民族还从事农业活动。

在萨雷布隆古城中打捞出的青铜器主要有短剑、长矛、镞、刀以及鍑（图5，6～10）。此外还有一件权杖，权杖的一端装饰有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这种纹饰长期流行于游牧民族之中，故其应属于塞人时期的遗物。而那件青铜鍑，高56.8厘米，宽56厘米，此类鍑在塞人-乌孙时期曾广泛分布于七河及周边地区，而在伊塞克湖沿岸及水下共打捞出十多件，其显然不是用来煮一家人所需的食物，而可能是古代游牧部族在节日中敬拜神明祖先时所用的。

从萨雷布隆古城出土的遗物可以看出，该城址使用的时间很长，在早期塞人时期、塞人-乌孙时期、中世纪晚期都曾被用作居民点。而在城中发现的众多遗物中，塞人-乌孙时期的最多，故这一时期应为该城的鼎盛阶段。

萨雷布隆古城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其周围还有许多小的居民点。例如，在科伊萨雷景区内就发现了一些已被淹没的早期塞人时期遗迹，并在卡瓦克村附近发现了一个早期塞人时期的城址群和遗址群，至少有五处居址。此外在达尔汗、古尔缅特、伏龙芝集体农庄、阿纳尼耶沃-卡缅卡、多林卡、多鲁阿依格尔等地区也同样发现了乌孙时期的遗存。这些遗存可以证实，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在乌孙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聚居区。

3.在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发现的墓葬

在伊塞克湖沿岸地区不仅发现了许多乌孙时期的居址，还在这些居址周围发现了大量墓葬，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31座。值得一提的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墓葬集中分布于伊塞克湖东岸地区。

在伊塞克湖东岸的卡拉科里市（今普热瓦利斯克）附近共发掘了3处墓地。其中一处墓地位于卡拉科里市郊的一座木材加工厂附近，这里地处卡拉科里通往阿克苏的道路出口。这处墓地共有6座大型冢墓，它们呈链状南北向排列。封冢直径40～50米，高4～5米。每个封冢下面有3个墓圹，自北向南呈一条直线排列（图6）。

每个墓圹上面都有巨石堆，其中最大的石块高达0.75米，石堆高1～1.5米，宽3～4米。因为墓地所在地区并没有这种巨石，所以这些巨石应该是从卡拉科里河的河谷地带运来的。该河距墓地约有2～3公里。墓葬中出土有产自中国的漆器，表明该墓的年代下限为公元1世纪。这些冢墓规模很大，可以想象修建时所需要消耗的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墓地呈链状分布，则应是家族墓地的特点。每座冢墓埋葬的都是一个家庭或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如此看来，每处呈链状分布的冢墓群均包含了几代人的墓葬。大多数墓葬出土了相当多的奢侈品，如青铜珠饰、金器、黄金扣饰、来自中国的漆器，此外可能还有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随葬品。其中的一些遗物可能为舶来品（中国的漆器、希腊-巴克特里亚的金质萨提头像等）。从墓葬的规模以及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可以看出，该墓地的墓主人应该属于贵族。通过А.И.杰列诺日金和М.В.瓦耶沃德斯基于1929年在楚河流域、伊塞克湖沿岸以及杰尔斯克伊-阿拉套山脉等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发现呈链状分布的冢墓多见于平坦的河流两岸、伊塞克湖岸边的台地以及山麓地带，而这些地区均属于越冬之处。

在距卡拉科里市约4～5公里处，还有两处墓地。它们位于山麓地带的缓坡上，占地总面积达0.7平方公里，墓葬有数百座之多。这些墓葬上面的封土并不大，直径8～15米，高0.2～0.8米。其中的一些墓葬封土从地面上看很不明显，即只能在凸起的表面上看到两三块石头。绝大多数封冢高50～60厘米，且呈链状分布，从外形上看，它们与卡拉科里墓地的封冢非常相似。

另外，在伊塞克湖东南沿岸也发现了与乌孙相关的墓葬。其中包括阿努斯杰尼墓地。该墓地现存3座冢墓，但以前或许数量更多一些。这些冢墓的封丘为土质，其中一座的表面已被开垦过。封丘直径20～22米，高0.6～1.5米。从这些冢墓呈链状分布的特点来看，其时代当为公元前1千纪后期。

巴尔斯卡乌尼峡谷口墓地属塞人-乌孙时期，封冢直径4～19米，高0.2～1.5米。这处墓地共有15座冢墓，在已被破坏的墓葬中发现了圜底陶器、青铜刀和铁刀等遗物。有的封冢底部还有石圈环绕。

在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发现了许多乌孙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可以看出该地区是当时的一个大型居民聚居区，由众多居民点组成，并且在该地区还发现有高级贵族的家族墓地。这说明乌孙时期，不仅普通平民在伊塞克湖沿岸地区定居，高级贵族也聚居于此。

（四）伊犁河中游左岸地区

从现有的资料统计结果看，与乌孙相关的遗址共有58处，而哈萨克斯坦境内就有45处，并且全部分布在伊犁河中游左岸的广大地区。这说明该地区是乌孙时期的一个聚居区，是我们研究乌孙都城不可忽视的地方。

1.在伊犁河中游左岸地区发现的遗址

在伊犁河中游左岸地区发现的遗址多位于山丘地带，遗迹有复杂的灌溉系统、大量人工修建的沟壕和围墙，以及带有防御设施的居住残迹。

萨雷托加伊遗址位于阿拉木图以东200公里处，地处河岸台地上。该遗址部分文化层已被河水冲毁，仅有部分保存下来。在该遗址高处的台地上还发现有庄园残迹，并发现大量的石制品（图7，1～8）和少量的陶器残片（图7，9～12）及兽骨。其中陶器多为残片，完整器很少，器形有罐、杯、钵。大多数为手制，其形制与七河地区乌孙时期典型越冬遗址——阿克塔斯塔遗址出土的陶器形制相似。在河岸边还发现有古代灌溉设施的遗迹，出土了石磨盘、石杵、石锄，这些都证实了当时的居民从事着农业生产活动。萨雷托加伊遗址是目前所知伊犁河中游左岸地区乌孙时期遗址中面积最大的，且远远大于其他遗址，所以它大概是一处当时的行政管理和手工业中心。

奥谢尔巴伊1号遗址位于恰伦河岸边的高台地上。在该遗址发现有方形的围墙和房屋残迹。房屋位于遗址的中央，其平面形状呈方形，是用大、中型石块整齐排列构建而成。这处房屋长9米，宽6.6米。在房屋中发现了石磨盘和陶片。石磨盘是由椭圆形石块制成，残存部分长42厘米，宽21厘米，用于研磨谷物的部分经过磨光处理；还有两件砾石工具，应该是磨棒。从陶片中可以分辨出的器形有壶、罐和碗。其中碗的口沿略向内收，而壶和罐的口沿略向外侈。这些陶器均为圜底。根据出土的陶器形制和技术判断，该遗址为乌孙时期遗址。

除恰伦河附近，在塔尔加尔地区也发现了许多乌孙时期的遗址，且数量已超过20个。这也证实了乌孙时期这里的定居人口已经分布得非常稠密，且他们均居住在固定的村落中。

拉哈特遗址即位于塔尔加尔地区。该遗址经过人工处理，呈小丘状。遗址中央部分为梯形小丘，小丘上面有一个椭圆形的广场，其长径为85米，短径为55米。广场附近有房屋遗迹，呈椭圆形和圆形。遗址周围环绕着壕沟和围墙，壕沟有明显的加工痕迹。在遗址中发现的陶器既有塞人-乌孙时期的典型陶器，也有中世纪的鍑、壶和罐。这说明该遗址延续时间较长，从塞人-乌孙时期到中世纪均有居民在此定居，并且该遗址还有防御设施，可能属于具有防御性质的城市避难所。

图如萨伊居址位于阿拉木图东北部的一条河谷左岸。该遗址面积不大，长约100米，宽约90米，沿着河谷岸边延伸分布。遗址已遭到破坏，只有部分保留下来。通过对该遗址发掘，发现了一些建筑残迹，以及大量遗物，如陶片、石器、兽骨等。根据碳十四测年，该遗址时代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世纪中叶。在图如萨伊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兽骨，其中绵羊骨数量最多，其次是鹿骨，马骨只占很小一部分。对从灰坑、炉灶和陶器中提取的古植物样本的分析结果表明，该遗址居民主要的粮食为小麦，也有少量的大麦和黍。最为关键的是，发现了一些稻米及稻壳残余。从样本分析结果还可以看出，当时图如萨伊居民从事的经济活动主要是畜牧业，还在遗址周围的平原地带进行农业种植，主要是在早春和夏季种植小麦和大麦，或许还会在炎热的夏季种植一些水稻。

从伊犁河中游左岸地区乌孙时期遗址的基本面貌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出现定居，既有窑洞式建筑，也有地面房屋建筑，还有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大型遗址。经济形式多样，是畜牧和农业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但以前者为主。

2.在伊犁河中游左岸地区发现的墓葬

从上文可知，伊犁河中游左岸地区分布有许多遗址，而距这些遗址不远处，大都有墓葬分布。这就证明了人类生活的居址和墓葬之间所具有的紧密联系，因而可以通过对墓葬的分析，来了解当时人们的居住状况。

萨雷托加伊遗址周围分布有墓葬区，共发现墓葬118座。这些墓葬的封土直径3～16米，高0.1～1.2米。墓室多为竖穴土圹。随葬品数量不多，多在墓主身旁随葬几件器物。随葬品多为陶器（图8，1～3）、铁器、木器，以及动物骨骼。陶器一般为钵、罐、壶等。铁器多为刀。动物骨骼一般为绵羊骨，也有少量马骨。墓地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该墓地墓葬规格不高，属中小型墓，随葬品数量少且种类简单。因此可推断萨雷托加伊的居民应该多为平民。

在图如萨伊居址附近，也同样有墓地。这些墓葬呈链状分布，底部均带有石圈，封土直径12～40米，高1～4米。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室侧壁均立有云杉木。随葬品有珠饰、金扣饰。这些遗物年代大致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

阿克杰列克集体农庄附近有一处乌孙时期的墓地，共计有87座墓葬，呈不太均匀的链状分布，每排墓葬的数量为2～11座。另外还发现4座规模庞大的墓葬，其封土直径20～48米，高达3米。其中两座墓葬周围还有壕沟，宽度分别为6.5米和11米。墓室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圹上覆盖着原木。随葬品多为陶器、铁刀、兽骨，个别墓葬还随葬珠饰。

在塔尔加尔地区发现了许多乌孙时期的墓葬。其中在塔尔加尔市西北郊，有一处墓地位于塔尔加尔河右岸的高台地上，共有444座墓葬。这些墓葬的封土直径4～56米，高0.1～4.5米。它们大多从南向北呈链状排列，多为竖穴土圹墓，大中型墓侧壁还砌有石块，墓圹上面覆盖着用天山云杉制成的盖板，在一些较大的墓中还发现了木构架。大中型墓随葬品丰富，有陶器、铁器、装饰品（图8，4～12）、动物骨骼，而大型墓中还有金片、金饰品、印章，以及大量扣饰。这些扣饰是缝制在墓主所穿的丧服上的装饰品。从墓葬规格和随葬品可以看出，这些墓应属贵族墓。同样根据出土的随葬品判断，该墓地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而规模庞大的封土、宽敞的墓室，以及随葬的金饰品、印章，都证明了七河地区乌孙部落联盟中存在着阶级分化和私有制现象。

由此可以看出，伊犁河中游左岸地区的乌孙时期遗址和墓葬分布密集，说明这一时期已普遍出现定居，但居址更多具有短期性的特点，即它们规模很小，仅能供很少人居住，可以看出主要具有经济意义。

作者：孙危 刘汉兴 肖霄

来源：《考古学集刊》2024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王玉凤

校对：宋柄燃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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