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张绍琴
去年四月，癌症晚期的母亲经治疗后身体稍觉好转，惦记着山上的土地，说家里装在纸箱中的红薯全都发芽，往上窜出很高的个儿，再不去种在土地里一箱子红薯就只有扔了，土地不种庄稼不种蔬菜很快就荒了。母亲叹息着，“要不是生病我自己早就去种了，哪儿用得着求你们。”
母亲用久病后常见的那种低而慢的语气说了两次后，我们终于答应抽出半天的时间，将发芽的红薯装车上，开车陪母亲到三十余里外的山上去种红薯。
那天烟雨霏霏，母亲本就觉得种红薯已偏迟，执意说下点细雨更好，身上打不湿，栽下的红薯还容易成活。
山上温暖而潮湿，是蚊子繁衍的温床。母亲戴上一顶草帽，准备了一瓶驱蚊剂，催促我们早早动身。停车后，我牵着母亲穿过小径，走入土地。身体虚弱的母亲一旦立足在土地上，精气神似乎一下子就恢复了。我们将土地翻挖了一遍，用锄头堑出一个个小坑，母亲将发芽的红薯埋在坑里，再聚拢周边的泥土把坑盖上，最后用手将泥土轻轻压一下。埋完红薯，又用土地边上以前存积在废桶中的雨水一一浇灌。我抱怨蚊子多，不时忙着喷驱蚊剂，不时拍打咬我的蚊子。半块土地，花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才忙活完。回到家中早已过了午饭时间。母亲瘫坐在藤椅上，显得异常疲倦。
我问母亲累不累，母亲说走一趟就是累得很，全身酸软无力。父亲趁机说，让你不要再去种地了，你偏不信，本来就生着病。母亲无奈地说，我也不想去啊，不去那些红薯怎么办？山上的土地怎么办？父亲继续说服母亲，土地送给别人种，红薯扔掉，先顾着自己的身体，都生病了还关心那些。我知道，让一生节俭的母亲扔掉她辛苦劳动收回来留作种子的红薯，无异于挖掉母亲身上的一块肉。但疲惫至极的母亲最后还是答应父亲不去种地了。
之后母亲果然没有提出上山去种地了，只是偶尔自言自语，“土地里的杂草可能长得盖过红薯苗了。”再后来母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癌症引起的各种不适越来越严重，再也没有听到母亲提起她的菜地了。
种下红薯后四个多月，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办理完母亲的后事，我想着应该去母亲的菜地看看，却似乎总是抽不出时间。霜降后，到处都在挖红薯了，我仍是一日一日忙碌着。偶尔想起土地里仍未收回家的红薯，觉得母亲若地下有知，一定会责怪我们不知道珍惜。想着等周末天气晴朗的时候，一定要去山上将母亲生病时种下的红薯收回家。
偏偏后来的几个周末或是下雨，或是我有别的事，一直拖到十一月底，回老家吃酒，和堂姐说起母亲的红薯地，说起土地里未收的红薯，堂姐带着责改的语气惊讶地问我，都种下了为什么还不去挖回来？还是你妈妈拖着生病的身体去种的呢。
从老家回来后的第二天，我下决心立即行动，开车到山上。远远看见母亲的红薯地，已经看不到一根红薯藤了。走近了，才发现那半块红薯地早已被人翻耕后栽上一畦畦白菜。白菜秧正是拔节生长的时候，已有十公分的样子，青翠欲滴。母亲另外的半块地和别处的两块地也早已被人种上菜。
母亲开荒种了许多年的土地换了新主人。我心里突然有一种释然。母亲舍不下的土地以这样的方式舍下了。我们不愿去收的红薯有人代收了。我们不愿种的土地有人代种了。红薯没有烂在土地里，土地没有荒芜，这何尝不是一个好的的结局。
母亲的生命在她开垦的土地上，被不知名的人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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