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行人相撞案，这也行…

一起由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调解的“行人相撞案”，在舆论发酵两天后，以法院澄清、道歉的形式迎来反转。事件水落石出，但余波仍值得追问。

5月8日，一则“大妈走路突然转身撞到男子获赔7万”的普法案例登上热搜。据其描述，在青岛李沧区，“大妈”刘某突然转身，与走在其身后的“男子”王某相撞，导致自身十级伤残，后经调解获赔7万元。调解法官认为，刘某在前方无突发情况时突然转身往回走，存在较大过错，而王某则存在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过错。

案件中的不合理之处引发热议，人们代入王某的角色，感到不解：我怎么能预料走在前面的人会“突然转身”，还注意“保持安全距离”？这样的调解结果，会否助长老年人“碰瓷”风气？

5月10日晚，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发声，承认该普法案例存在事实描述不准确、法律表述不当的问题。

结合公布的监控视频，李沧法院还原了真实案情：原告刘某并非“突然转身往回走”，而是缓慢转身站住，此时王某与其还有一定距离，并未注意前方情况，而是左右张望、快步前行。此前，对王某“存在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过错”的表述不当。

人们围绕着“大妈与男子”展开讨论，最后也被视频证实“男子王某”其实也是女性。在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错误面前，就事实而论，基本上等于“争了个寂寞”。

我们反倒应该关心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在法律事件的公共传播中，法院该如何与社会情绪“对上话”，维护法律权威和自身公信力？一件看似平常的小案，何以成为社会焦虑的放大器？

从司法判断到“社会判断”

法律也许是最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即使最不关注公共价值的人，也很难不关心一件日常纠纷如何被法律“一锤定音”，因为，人人都有可能卷入这样的“麻烦”。

几乎每个人都可能遇到青岛“行人相撞案”中的情景：与一位年老体弱的人士，一前一后走在路上，在偶然的情况下，产生相撞问题。我们关心法律机关如何看待此类事件，裁量是非曲直，厘清责任边界。这是“公共性”最朴素的理解，推人及己，我们不光是为案例中的当事人争取公道，也是在保护自己潜在的合法权益。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本次案例的高关注度。老人、事故、责任推定，这些案件要素在过去的十多年来，一直是公众最敏感的神经之一。

2006年的“彭宇案”中，南京青年彭宇自称好心帮扶摔倒老人，结果反被要求赔付医药费。尽管法院方面在后来澄清，彭宇确实曾与老人发生碰撞，但“扶不扶”带来的阴霾已然形成。2011年，天津车主因搀扶摔倒的老人，被法院判赔10万元；2019年，北京一名老人在车站逆行被绊倒，因脑出血去世，家属索赔62万元……“扶不扶”所引发的质疑与抵触，俨然成为一种社会情绪。

每当“扶不扶”的个案上演，我们的担忧就重复一次：老年人的脆弱性是否造成“谁弱谁有理”的局面？另一方的责任会否被无理放大？这样，一种敏感的社会语境层层累积，人们的安全感变得极度脆弱。“扶不扶”的影响已经不停留在孤立的法律层面，而是集体记忆的“余悸”。

此类事件中包含两种事实：法律所裁定的事实，以及大众所理解的事实。很多时候，恰恰是后者在影响大众认知，书写社会情绪。

因此，法律裁定能否让人认同，是至关重要的——它给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当一个司法案例进行传播，也就经历了“对裁判的再裁判”，这一次的裁判员，是社会公众的意志与情感。如果公众能够认同这样的裁判结果，找到安全感，普法案例的宣传才有其价值。

在“行人相撞案”最初透露的案情里，争议来自“行人安全距离”的表述。法官认为刘某负次要责任的依据在于未保持“安全距离”，该说法疑似引用自《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车辆安全距离”责任，但这样的迁移是否合理？所谓的“行人安全距离”有何具体的参照标准？一旦“行人安全距离”的适用范围扩大，那常规走路要履行的“注意义务”是否过度？

上述调解的依据，难以符合大众的常理认知，只会进一步加剧“扶不扶”的结构性信任滑坡。

用法律的术语来说，每一个判例都发挥着对公众的“行为指导作用”，承担着公众对类似事件的“裁判预期”，这也是法律公信力的来源之一。尽管“网络法官”被用来调侃一些网民盲目、片面“断案”，却也揭示了法律应该做到的要求：人们关注并期待法律裁决的公正性，法律应该跟社会情绪也产生“合意”（你情我愿），“能说得上话”。

这一点在社交媒体时代格外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事件的传播”大于“事件”的时代。

一次普法宣传的校准

通过李沧人民法院的回应，“行人相撞案”的事件全貌得以披露。事件的性质焦点也由法理上的失衡，转变为对一次普法宣传“失真”的校准。

回顾事件发展的节点，案件发生在2023年5月，在2024年10月，作为普法案例被发表在李沧人民法院的官网——这也是本轮媒体传播的蓝本。也就是说，被撞的老人刘某“突然转身”的误导性关键情节，以及调解法官对“行人安全距离”的不当表述，来自普法案例的文本。

从真实情形来看，在刘某缓慢转身后，走在后方的王某和她还有一定的距离，也就具有反应时间和一定的“注意义务”。比起最初描述的“甲突然转身往回走，乙没有来得及躲闪，二人相撞”，法院调解王某赔偿其7万元的结果也就更加合理。

李沧人民法院在5月10日表示，因法官描述事实不准确、表述不当，给广大网民造成误导的问题而道歉。也因此，问题产生的环节不在调解本身，而在于最初的普法案例描述失真、表述不当。

通过对案情的还原，以及详细的释疑，李沧法院回应了公共关切，也修复了本次法律调解中被质疑的公信力。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普法传播机制上的失灵。

例如，在案件被“转译”为普法宣传文本时，为何出现了基本情况的失实？“行人安全距离”的不当法律表述，是如何通过的？从官方网站的原始文本，到被上级单位和公共媒体扩大传播的过程环节，是否有人把关？

网络时代，公众的信息接收经由多个媒体节点层层转播，本就存在信息的碎片化、扭曲与失真的风险。例如，李沧人民法院的声明中也提到，真实案情与普法案例中的情况和网传情况都存在较大出入，在普法案例的文本中，并未涉及王某与刘某的性别；但在网传的版本中，王某和刘某分别被标签化为“大妈”与“男子”。实际上，二者都是女性。

在传播学的“把关人”理论中，信息传播链条的每一个节点，都会对信息内容进行筛选与加工，担负起质检与校正的责任。社交媒体的环境里，“把关人”变得多元，不仅包括政务媒体和公共媒体中具体的人，也包括算法、热搜机制，甚至AIGC。当把关机制失灵，信息的传递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偏移。

“行人相撞案”在传播过程中的事实滑坡，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不够严谨的“普法案例”成为传播起点，它的每一个再表达，都是一次潜在的歧义放大。

——最终，公众所谈论的对象，不是案情与法律制度本身，而是误导性的情绪标签，对法律的“误伤”和信任的滑坡。

以青岛的“行人相撞案”为鉴，我们可以在法治的公共参与上再进一步：对于司法工作者来说，法律的裁定及其传播，是基于事实、法理和情理的技术，也是回应社会关切的责任。法律最根本的公信力，无外乎如此——不仅需要理性的裁决，也需要可信的表达。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

作者 |速棠

编辑 | 苏米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