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笔者在1969年开始教授国际贸易理论时,第一项任务是为学生们编制一份阅读清单。笔者沮丧地发现,这个领域只是一片充斥着数学模型的学术荒漠。这些模型描述的是一个假想的、自相矛盾的平行宇宙。在这个宇宙里,外债可以通过降低生活水平和削减社会支出来偿还,自由贸易和投资令各国变得更加平等,而不是被套上了不平等的枷锁。主流理论没有解释先进国家怎样取得领先优势,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国际经济会使债权国和债务国两极分化。关税和补贴据称因“扭曲了市场”而不利于经济发展,仿佛先进工业国家当初并不是凭着保护主义政策而发展起来的。
在此之前,笔者曾在华尔街工作了近十年。作为一名国际收支经济学家,笔者分析了国际经济如何使世界两极分化为工业债权国与负债日深的全球南方国家(当时被称为第三世界)。笔者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19世纪美国保护主义学派。这一学派提倡的政策使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这些政策包括通过关税保护、补贴,以及所谓的内部改进来提升生产力,比如,通过公共基建投资来支持工业,通过教育、卫生和相关服务投资来提升劳动力的素质。
这些内容都没有出现在主流贸易理论中。英美取得工业主导地位后,就试图说服其他国家不要自力更生,而是要专注做“它们擅长的事情”,发挥它们的“自然禀赋”,如专门从事大种植园农业、原材料出口和低收入手工业。英美传达的基本信息是:“按我们说的做,而不要照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来变得富强。”直到今天它们还在传达同样的信息。
竞劣还是竞优?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
自由贸易理论着眼于短线。该理论认为当前的现状反映了全球生产、债务和其他经济关系最有效率的专业分工。现有的生产力和成本结构被视作理所当然,不应该受到政府补贴或关税的“干扰”。事实上,国家之间的成本差异越大,所谓的“贸易收益”计算起来就越大,这些“收益”反映了成本最低和最高的生产者之间的价格差额。
人们被动地进行自由贸易,世界各国的生产力与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由此产生的贸易依赖使低收入国家陷入外债困境,然后被告诫要“勒紧裤腰带”,并进一步削减社会投资。
18世纪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末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的精髓都在于,通过对教育、饮食和生活水平的公共投资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同时尽量减少垄断剥削。这种政策可以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是“工业社会主义”,而且行之有效。 但是,现在英国和美国的学生不会学到这段历史。主流贸易理论没有解释英美过去如何走向成功,也没有解释中国过去40多年怎样赶超了如此多的西方产业。教科书上的经济模型只告诉学生,政府通过补贴公共投资和服务来“扭曲市场”是错误的,而不管它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从英国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贸易理论的功能应该是解释为什么国际经济正在两极分化,而不是欠发达国家如何才能迎头赶上;为什么欠发达国家越来越深陷外债泥潭;为什么中国能成功,拉丁美洲和非洲却失败了。
要解答上述问题,我们就需要追溯久远的历史。17—18世纪,欧洲殖民列强禁止它们的殖民地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为了使殖民地依赖宗主国,英国国会在1719年宣布:“在任何殖民地建造炼铁炉或铸铁都是非法的,因为‘在殖民地发展制造业将使它们更加独立于大不列颠’……随着新情况的出现,或者随着殖民者的企业朝新方向发展,法律变得更加严苛,对殖民地活动的限制越来越多,所有限制性监管的执行也变得越来越严苛。”
1.
参阅拙作《美国的保护主义崛起1815—1914:被忽略的美国政治经济学派》(America’s Protectionist Takeoff, 1815-1914: The Neglected American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德累斯顿:2010)。另见《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
1732年英国颁布了一项类似的法令,“禁止帽子生产行业……阻挠殖民地发展制造业的一个附带方法,是通过法律把工业技术留在国内。禁止向殖民地或其他地方出口专门的工具和机器,并且禁止熟练工匠离开国家”。
马克思在描述英国的《航海法》和相关的商贸法规如何促进了英国的对外贸易时写道:“保护制度是制造商的一种人为手段……间接的方式是保护性关税,直接的方式是出口优惠……欧洲各国……强行将其附属国的所有工业连根拔除,正如英国对爱尔兰的羊毛制造业所做的那样。”
但是很少有国家能长期垄断某项技术,今天美国试图制裁中国时也明白了这一点。要阻止欠发达国家追赶上来,最有效的方法是说服它们只着眼于眼前,继续依赖低价进口产品,并相信这样会过得更好。自李嘉图时代开始,一种说法就流行了起来:贸易令双方得益,而各自获益的比例根据看似自然的“市场力量”来决定。
李嘉图炮制了一套计算方法,以便说明自由贸易的收益是如何分配的。他说葡萄牙用红酒(以此类推包括其他农作物)换取英国的羊毛时获得最大的收益。他的逻辑是,长远来说,非工业化国家将在竞争中“胜出”而不是成为输家。200多年以来,这套理论拒绝承认在论证自由贸易的优势时犯了逻辑性错误,事实表明,这并非单纯的“错误”,而是使新殖民主义贸易理论成为理论武器的知识骗局。
2.
爱德华·斯坦伍德(Edward Stanwood):《19世纪美国关税争议》(American Tariff Controvers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波士顿:1903)第一卷,第13页。引自拙作《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第38页。
3.
威特·鲍登(Witt Bowden):《美国工业史》(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30),第99页。詹姆斯·罗杰斯(James Rogers):《英国工商业史》(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History of England)(伦敦:1892),第二部第10章。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十一章《工业资本家的源起》 (伦敦:1987),第782页。另见马克思的《论自由贸易问题》(1888)与《资本论》第三卷(芝加哥:1909),第391页。
美国的保护主义者明确指出,如果美国拒绝实施保护性关税,继续依赖英国的制成商品,而不是发展国内工业,那么美国和其他国家就会沦落为《圣经》中所说的“劈柴挑水的人”,正如受到诅咒要被以色列人奴役的基遍人一样。 在20世纪,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因为对外贸易而走向低度发展。
事实证明,“自由市场”的现状是由工业国塑造的。它有助于全球垄断者使弱国继续贫穷并依赖强国。伯纳德·塞梅尔(Bernard Semmel)称之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如果各国不征收关税或不实施其他公共监管措施就能做得很好,那么美国当年就不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来发展工业。
美国为什么以及如何失去了工业优势
主流贸易理论既无法解释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和债权国昔日是如何取得主导地位的,也没有解释美国经济自1980年以来出现去工业化的原因和方式。美国有大量失业的人口和废弃的工厂,为什么劳动力没有因此变得“廉价”,而美国的公司却将工业生产设施转移到了东亚?
如果将这一现象简单地解释为雇主为了雇佣工资最低的劳动力,那就太肤浅了。什么是“工资”?工资仅是雇主支付的,还是劳动者从政府和私人雇主那里得到的总和?
5.
《约舒亚》9:21: “因此你们现在被诅咒了,你们中有些人除了替吾神的房子当奴仆、劈柴挑水之外,不能做别的工作。”
6.
伯纳德·塞梅尔:《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兴起: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由贸易帝国与帝国主义1750—1850》(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Empire of Free Trade and Imperialism, 1750–1850)(纽约:1970)。
中国投资建设了一个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系统,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活和商业成本来促进工业生产。这样,雇主就不必因为劳动力需要承担私有化的教育、医疗保健、交通和其他基本服务的费用,而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公共基础设施提供了这些基本需求,西蒙·派顿称之为“第四种生产要素”。
这些公共资本投资在赫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的“要素比例”世界中不见了踪影,政府只是花钱,但并不属于“生产要素”。他们不承认公共部门在降低私人雇主需要承担的成本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不认为比起把基础服务私有化,交到寻租垄断者手中变成撒切尔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公有化的基础设施的成本会更低。
其他地方的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原因很明显: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私有化程度最高。正如第五章中解释过的,美国的工薪阶级必须比其他国家的工人支付更高的债务费用、住房开支(不管是租户还是房屋抵押贷款债务人)、健康保险、教育和其他基本服务的费用。即使食物及其他物质需求可以免费提供给工人,美国的劳动力价格还是因为上述成本而缺乏在全球工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在美国,住房开支往往消耗了雇员工资的30%~40%,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又花费了15%,所得税和销售税可能又占去20%。此外,还有私人医保、金融化的退休金供款、个人债务开支,等等。
因此,解释国际贸易格局的转变必须考虑整体经济及其政治环境。最重要的是,要理解金融资本主义是如何因为鼓励榨取租金和追求短线收益而削弱了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需要长期规划来开发和销售新产品。但是自1980年以来,经济管理却一直追求通过金融方式获取短线收益,靠买卖资产(包括金融证券和贷款)来赚钱,而不是创造新的生产资料来销售更多的商品及服务。投资者盘算的只是在某个时刻的供求条件下的套利机会。
如上文所述,中国的政策参照了美国在1865—1914年的做法:国家补贴工业、庞大的公共部门资本投资(但是没有制造出具有掠夺性的铁路和土地财富,在美国这些变成了经济毒瘤)、教育和医疗卫生的社会性开支。凡此种种皆有助于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和生产力。在美国,这不叫马克思主义,这只是看待工业化的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是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现在这些却被谴责为“通向奴役之路”和“专制独裁”。事实上,美国自身迈进了债务奴役的金融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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