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一老道写信给开国中将要求证明身份：将军是否还记得贫道？

1961年，装甲兵副司令员程世才中将，收到了一封来自大西北的信。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是甘肃省安西县（今瓜州县），一个他既熟悉又有些模糊的地名。而信纸上的字迹，以及信中开头那句朴实无华的问候——“将军是否还记得贫道？”——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瞬间在他心中激起了层层叠叠的涟漪，将他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

信的落款，是郭元亨。这个名字，程世才将军在心中默念了几遍，一个深埋在记忆深处的、慈眉善目的老道长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

那是1937年4月，祁连山深处，冰雪尚未完全消融。程世才率领的红西路军左支队，在经历了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骑兵的连番血战之后，兵力锐减，粮草断绝，几乎陷入了弹尽粮绝的绝境。正是在那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偶然间抵达了一座名叫榆林窟的古老道观，也因此结识了道观的住持——郭元亨道长。

郭元亨道长，俗名叫郭永科，是甘肃高台县南华乡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1896年出生，打小就给地主家放牛，受尽了剥削和白眼。好不容易长大成人，能凭着自个儿的力气，给人织点土布，打点短工，勉强混口饭吃，可安生日子没过几天，就赶上了官府到处抓壮丁。

郭元亨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一辈子没摸过枪杆子，也不想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那个乱七八糟的战场上，于是一路逃到了甘肃安西县，没想到那儿也查得紧，风声鹤唳，到处都是抓兵的。

于是，郭元亨又想再往西，跑到更远的新疆去，可跟人一打听，说新疆那边儿也是军阀混战，不太平得很，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眼瞅着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郭元亨一咬牙，心想豁出去了，就一头钻进了祁连山深处。

也许是老天爷可怜他这个苦命人，就在郭元亨在山里头饿得头晕眼花，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竟然跌跌撞撞地摸到了一处名叫榆林窟的地方。道观里的老道长马荣贵看他身世可怜，一副快要饿死的样子，就把郭元亨给救了下来，收留在道观之中。

郭元亨在道观里待久了，眼瞅着外头的世界一天比一天乱，他这心里头对那纷纷扰扰的红尘俗世彻底断了念想。他寻思着，与其在外头担惊受怕，朝不保夕，还不如就此出了家，在这深山古刹之中，寻个清静。

于是，郭元亨就拜了马荣贵老道长为师，落了发，穿上了道袍。打那以后，他就一心一意地在道观里头修行，早晚诵经，不问世事，并与师傅开荒几十亩薄田自食其力，倒也过了几年还算与世无争的清苦日子。

后来，马荣贵老道长被土匪所害后，榆林窟道观的住持就由郭元亨这个忠厚老实的徒弟接了过来。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道观里的人也越来越少，到最后就剩下郭元亨三个人，直到1937年4月的那一天，被一群衣衫褴褛的“不速之客”的到来，彻底打破了他平静无波的修行生活，也让他的人生，与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那天早晨，郭元亨在道观后面的树林里面散步，突然听到后边有人喊了一声“道长”。郭元亨猛地一回头，原来是三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肩上还扛着枪。

郭元亨初见他们时，眼神中是带着一丝警惕和不安的。但为首的连长说明了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穷苦人打天下的红军队伍，并且保证绝不会惊扰道观清修之后，郭元亨的神色才渐渐缓和下来，并招呼他们进道观内喝茶暖暖身子。

不久，红30军代军长程世才率领左支队大部队抵达道观外，郭元亨和连长出门相迎。

郭元亨看到部队状况后，心生怜悯，便对程世才说：“将军，看贵军如此模样，想必定有困难之处，贫道一定竭力帮助，义不容辞。”

程世才说：“道长高义，我部将士已陷入绝境。若无粮食和盐巴，恐怕难以支撑。冒昧前来，实属无奈，还望道长能体谅我等困境。”

郭元亨看了看那些虽然饥肠辘轆，却依然军容严整、纪律严明的红军战士，心中不由得生出一股敬意。

接着，郭元亨二话不说，立刻招呼观中另外两位道人，将道观中仅存的二石四斗小麦，六斗黄米，三十斤胡麻油，二百余斤面粉，以及平日里积攒下来、本就稀缺的四大口袋硝盐，全都搬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将道观里饲养的两头黄牛、二十只羊也一并赶了出来，执意要送给红军。

郭元亨道长指着那些物资，神情恳切地说：“将军，这些便是贫道观中所有的积蓄了。虽然微薄，却也是我们的一片心意，还望将军莫要嫌弃，暂解燃眉之急。”

程世才看着眼前的粮食物资，又看了看郭道长那张写满真诚的脸，心中百感交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这对于一个清贫的道观而言，几乎是倾其所有了。

“道长，”程世才的声音有些哽咽，“您这真是雪中送炭，恩同再造，我代表全体红军将士，向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郭元亨长摆了摆手，说道：“将军不必如此。扶危济困，本是出家人应尽之责。今看贵军虽然已到山穷水尽之地步，但依然军纪严明，以礼待人，想必定是仁义之师，贫道能略尽绵薄之力扶助义军，已是荣幸。”

更让程世才感动的是，郭元亨随后又从马厩里牵出了一匹毛色油亮的棕红色良马，执意要赠送给他。

郭元亨说：“贫道这庙里头，也就这匹马还算拿得出手。它平日里跟着我这个山野道人，也就是驮点柴火，代个步，实在是委屈了它这身好筋骨。将军您此番率部西征，路途遥远，戈壁艰险。没匹好马代步，那可怎么成？贫道愿将此马也一并相赠，希望能为将军在万里征途中略尽绵薄之力，也算是贫道的一点心意。还望将军莫要推辞，务必收下。”

程世才连忙摆手，语气坚决地说道：“道长，万万使不得，您已经倾其所有，将观中积蓄的粮秣牲畜悉数捐出，这已是天高海深之恩，我等红军将士感激不尽，铭记在心，岂能再夺您这平日里赖以出行的坐骑？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此马我万万不能收！”

但郭元亨却执意要送，程世才知道再推辞下去，反倒会伤了老道长的一片赤诚之心，于是沉吟片刻，不再固辞，郑重地从郭元亨手中接过了马缰绳，深深一揖，表示感谢。

就在这时，一名负责登记物资的红军参谋快步走了过来，将一张写得满满当当的纸条呈送给程世才将军，报告说：“军长，郭道长捐赠的所有粮油、牲畜、马匹等物资，均已清点登记完毕，请您过目。”

程世才接过那张清单，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确认上面所列的各项物资名称和数量都准确无误之后，便在清单的末尾空白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下了“红三十军代军长 程世才”几个字，并郑重地盖上了随身携带的部队公章。

做完这一切，程世才并没有立刻将这张清单交给参谋存档，而是转过身来，面对着郭元亨，神情肃穆地将那张盖着红印的便条，用双手捧着，郑重其事地递到郭道长面前，说道：“郭道长，今日之恩，我红军将士永世不忘。此便条请您妥为保存，待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定当如数奉还。”

程世才这番发自肺腑、情真意切、也掷地有声的话语，如同春雷一般，在郭元亨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一辈子老实巴交，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更没听过这样的话，只觉得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起，瞬间便湿润了眼眶。

郭元亨连连摆手，声音也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哽咽着说道：“将军，这如何使得？我郭元亨打小就受苦，见多了那些个欺压百姓的官兵，何曾见过像你们红军这样纪律严明的队伍啊？贫道今天拿出这点东西来，那是我心甘情愿的，是我的一点心意，哪里还敢指望你们将来还啊？这张条子，贫道说啥也不能收，您快收回去吧！”说着，他就想把那张借条往程世才手里推。

程世才见状，连忙伸出双手，紧紧地攥住了郭元亨的手，耐心地劝说道：“郭道长，您的这份情义，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之所以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靠的就是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是我们每个红军战士都必须遵守的。不拿群众东西，借了东西要还，这是规矩，谁也不能破，这张便条您一定得收下。”

郭元亨听着程世才这番发自肺腑的话，心里头也明白了，红军的纪律是铁打的，如果自己再推辞下去，反倒是让这些好人作难了。

于是，郭元亨只好收下便条，小心翼翼地将其折好，放进了自己贴身的衣袋里，说：“有你们这样的好军队，咱们这个国家就有救了，老百姓也就有盼头了。既然红军有这样的铁规矩，那贫道也就不再强求了。这张条子，贫道一定好好地收着，就当是留作一个念想吧。”

红军队伍在榆林窟得到宝贵的休整和物资补充后，于次日凌晨在夜色的掩护下，悄然无声地启程。

郭元亨心中不舍，亲自相送，走了好远一段路程。

最后，红军的首长们见路那么难走，天又那么的黑，实在是于心不忍，也担心郭元亨万一在返回的路上出什么意外，就恳切地劝说他留步，不要再往前送了。

郭元亨这才依依不舍地停下了脚步，对红军的首长们说：“贫道就送到此，前头的路还很长，也很艰险，还望贵军一路之上务必多多保重。”

红军首长们深受感动，主动上前与郭元亨握手，互道珍重，殷切道别之后，才恋恋不舍地转过身去追赶大部队。

郭元亨送走红军后，马家军的追兵后脚便气势汹汹地赶到了榆林窟。他们在道观中翻箱倒柜，肆意搜寻，虽然没有发现红军的踪迹，但有两个贪婪成性的马家军士兵却贼心不死，去而复返，在道观内更加仔细地翻找，竟然将郭元亨收藏的那张盖着红军大印、由程世才军长亲笔签名的借条给搜了出来。

原来，郭元亨收到借条后，将其置于房梁上吊的箩筐中，这才被搜了出来。

这两个士兵，虽然不识多少字，但那借条上“中国工农红军”的字样和红色的印章，他们还是认得的。他们以此为“通匪”的确凿证据，将郭元亨五花大绑起来，拳打脚踢，威逼利诱，逼迫他交出钱财来买自己的性命。

郭元亨一个清贫的道士，平日里就靠着那点微薄的香火钱和种几亩薄田过日子，哪里有什么金银财宝啊？为了保住自个儿这条老命，他也只好把一些好心的香客因为信任他而暂时寄放在道观中代为保管的二两沙金和几块大洋全都拿了出来，哆哆嗦嗦地交给了这两个贪得无厌的马家军士兵。

那两个家伙见钱眼开，拿到了金银之后，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倒也还算“守信用”，骂骂咧咧地把郭元亨给松了绑，放了他一条生路。可他们临走的时候，却将那张无比珍贵的借条一把火烧掉了，还恶狠狠地威胁说：“算你今天运气好，这张破条子我们替你给烧了，也算是帮你消灾解难了。要是以后再让后面的大部队从你这儿翻出什么跟红军有关的蛛丝马迹，照样没你的好果子吃！”

就这样，那张唯一能够证明郭元亨当年义薄云天、慷慨无私地援助过红军西路军的珍贵借条，就这么被烧毁了。

借条虽然被烧毁了，但郭元亨长心中对红军的那份敬重、对程世才军长的那份信任，以及对那份承诺的坚守，却从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有丝毫的减退。

此后的十多年里，中国大地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抗日战争的烽火到解放战争的硝烟，再到新中国的诞生。郭元亨依然在榆林窟过着他那清苦而又孤寂的修行生活，默默地守护着那片古老的石窟。

新中国成立后，郭元亨将珍藏保护多年的象牙佛像主动捐献给人民政府。这尊象牙佛像是郭元亨的师傅马荣贵用自己的性命保护下来的。生前，马荣贵曾留下遗嘱：不到太平盛世，绝不能让象牙佛现世。

为了保护这尊象牙佛像，榆林窟的日子就没平静过，马家军、土匪、国民党大员，通通造访过榆林窟，均为觅得这尊稀世珍宝。

但好在郭元亨一直坚守师傅的遗嘱，即使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从未透露出象牙佛像的下落，直到甘肃解放，才主动捐献给人民政府。

由于有捐献文物的义举，敦煌文物研究所聘请郭元亨为榆林窟文物保护组组长，甘肃省人民政府也提高了他的生活待遇，对其按月发放工资和口粮。

1960年，甘肃省瓜州县畜牧兽医工作站技术员宁瑞栋，因工作需要在榆林窟待过一段时间。在一次闲聊中，郭元亨曾跟宁瑞栋提及过自己曾经赠送粮食、牲畜给红军的往事，并委托其给程世才将军写一封信，以此来证明自己当年的义举。

但不知为何，宁瑞栋下山之后，这件事便没有了下文，后来还是县电影队队长胡链代笔，帮郭元亨写了一封信寄给了程世才将军。

程世才收到信后，立即给郭元亨和安西县人民政府分别去信，证明了郭元亨当年帮助红军的事实，并委托当地政府多为关照。

之后，许多报刊发表文章，对郭元亨慷慨援助红军的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当地政府也对他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照顾，不仅改善了他的生活条件，还经常派专人前去探望慰问，让他得以安享晚年。

1976年7月，郭元亨因病去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