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15年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的片子入围了英国最大的纪录片节

这有提升幸福感的一切

想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两天前，英国最大的纪录片节、世界三大纪录片电影节之一的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公布了入围名单。

我在UCL拍的毕业作品《我们的存在就是奇迹》入选了。

今年6月21日和22日，这部片子会在谢菲尔德纪录片节的短片展映活动《建造家园》里上映

如果你有兴趣到谢菲尔德看我的片子，这有线下放映的预定链接（不是广告哈，我不会从门票中获得任何收益）：https://www.sheffdocfest.com/composition/shorts-building-home#tickets

同场还有另外来自荷兰、瑞典、英国的3部纪录短片一起展映。如无意外，我也会到放映现场和观众交流。

我之前还想了一下，要不要肉身跑去参加谢菲尔德纪录片节。

最后还是决定去的原因很简单：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有机会在电影节的大荧幕上看到自己的作品哈哈哈（怎么说出来有点心酸）。

当然我希望，以后还有别的机会，但我完全不知道下一次我再有冲动去拍纪录片，还报名参展，会是什么时候。

‍像《我们的存在就是奇迹》这个片子，对我来说，就是一场绵延了15年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产物。

在讲这场回响如何发生之前，我先给这片子做个简单介绍——

在中国山东的小乡村里，有一个服务中重度残障者的小机构。

南南在27岁那年来到这家机构之前，因为残疾，一直被困在家中。

这个片子会记录她在机构里生活的日常，讲述她的困境、快乐和心愿，以及其他残障者和机构创始人姚老师带给她的改变。

那我是怎么想到去拍这个机构，去拍南南的呢？

这要从2010年说起。

那年，我在财新传媒做实习生，我和带我的记者蓝方（当时她还叫兰方。如果你觉得蓝方这个名字眼熟，是因为蓝方也是我喜欢的思辨教育机构C计划的创始人，我之前在公号里多次提过她）一起做了农村智障人士权益保护的选题

做采访期间，我认识了当时在山东临沂服务农村智力障碍孩子的姚老师。

她大名叫姚希梅，熟了之后，我叫她「老姚」。

我第一次和老姚通电话，就震惊于她在回答问题时坦率透明的程度。

她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一些我从未想过的社会暗面。听到后面，我开始不安、也忍不住替她担心——

姚老师你跟我讲的一些事是很重要的新闻线索，但是你在当地生活，你对着媒体这样大胆开麦，会不会给你自己惹来麻烦呢？

我忍不住提醒她。但她好像完全没有想过如何自保。

后来，我们根据老姚提供的线索，做了另一篇社会调查稿。为了保护老姚，也给她做了匿名处理。

但我一直心有不安，我很担心我们的报道会不会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稿件刊发之后，我一直跟她保持联系。

好在，我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但我内心对她的亏欠感并没有消失。

可能是因为她对我这样一个素未谋面的、电话那头的陌生人，尽己所能地提供一切她能想到的信息，完全不设防、完全无所求。

我觉得我要做点什么，好缓解这份亏欠感，以及回报她的善意、信任与勇敢。

「要不我去她创办的特殊教育学校里做段时间义工吧，通过干活来还她的人情债」——抱着这样的念头，我跟老姚打了个招呼，征得她同意后，买了张火车票就去了山东临沂。

当年因为没抢到坐票，一路站去临沂的我还不知道，后来，我并没有因为做义工而和老姚在人情上「两清」，反而和她开启了一段延续到现在的缘分。

因为在老姚办的「天缘益智」特殊教育学校里，我无数次被打动。

这所学校的章程里写着：「为贫困的、生活在农村最底层、最边缘的智障者及其家庭服务。」

我问过老姚，为什么会选择服务这个群体？

老姚说，她想服务这个世界上最需要帮助的人。她服务过老人、麻风病人、残疾人，这些人如果智力健全，都可以说出需求，让别人来帮自己。

但智力障碍者往往表达不出来，也缺乏保护自己的能力。

她举例说，有一个智障孩子喜欢帮别人做事情，经常帮老师晾晒被子。但是有一天下雨了，他也把被子拿出去晒，他不知道晴天阴天。

对他来说，他是给老师帮忙在做好事情。但不知情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孩子捣蛋，而打他骂他。

在老姚看来，由于不会表达，所以他们常被误解、被忽略，而这对人的伤害是最大的。

老姚那时办公室的墙上写着特蕾莎修女的话：「世界最大的饥渴不是面包，而是不被爱和不被欣赏。我们以为贫穷就是接衣不蔽体和没有房屋，然而最大的贫穷却是不被需要，没有爱与不被关心。」

Photo by Stainless Images on Unsplash

在去天缘之前，我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以服务最需要服务的人」为志业的老师，也从来没有和智力障碍的孩子朝夕相处的经历。

说实话，去之前，我还在手机上搜「如何与自闭症、唐氏综合症、智力障碍孩子交流」。但到了那里之后，我发现，很多时候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靠的不是脑子，而是心。

我至今都记得，自闭症小朋友拉着我的手在田埂上走来来去；

记得坐在教堂外面的台阶上时，小孩递给我的半根自油条；

记得给孩子们穿脱衣服时的小心翼翼——他们的细胳膊细腿，好像用点力气就会折断；

记得在学校水管都冻坏了的冷天气里，老师们在去取雪化水的路上唱的圣歌；

记得姚老师说她想过做修女，后来觉得，与其在教堂里服侍上帝，不如在尘世里服侍最需要帮助的人；

也记得学校里的韩老师跟我说她的职业选择时，分享的《圣经》上的那句话：「你为我最小兄弟做的，就是为我做的」；

记得我去学生家里家访，在学校附近的公交车站等车，班上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不放心我，跟着我出了校门，一直到见我上了对的公车才转身回校——

我完全没想到，小朋友会那么努力地想要照顾我。明明他们自己才是那个更需要被照顾的人。

很多时刻，都很难不泪目。但不是难过，而是感动。

事实上，那段日子，我笑得很多。

虽然学校一直处在匮乏之中——缺钱、缺老师、缺政府支持，经营状况也是摇摇欲坠，但这里的氛围并不悲苦，反而总是有笑声，来自老师的，来自学生的。

总之，在天缘益智的日日夜夜，我被给予良多。

我心里也隐隐有了「如果能用影像记录他们的日常，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就好了」的念头。

但那时，我只会写文章，还不会拍纪录片，于是就给《南方人物周刊》写了特稿；

也在豆瓣阅读上出了一本免费的名叫《我们的存在就是奇迹》的电子书（在线阅读链接：https://read.douban.com/ebook/10266750/）。

也很感激当时《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聂寒非、副主编万静波，他们愿意刊发我的文章。

同为新闻从业者的我，深知花如此长的篇幅，报道一个毫无大众知名度的农村小机构的故事，既反流量逻辑，也不合常规的媒体经营逻辑。

后来，《南方人物周刊》还把老姚选为当年的青年领袖——这同样是一个让我敬佩的决定，把一个领奖名额给做公益的纯素人而非明星或企业家等名人，同样不是一个利于传播的选择。

但这本杂志还是做出了这样「不是给有名有利者锦上添花，而是给默默做事、缺少资源的人雪中送炭」的决定。

这件事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在颁奖典礼上，老姚极其朴实又特别动人的发言，让这个奖项的赞助方，川渝中烟公司当场宣布要给天缘益智捐款30万元，之后也如约履行。这笔钱帮学校缓解了不少经济压力。

我后来收到《南人》特稿的稿费后，也捐给了天缘，虽然和学校运营相比，是杯水车薪，但也算尽到了我自己的心意。

一起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和老姚之间，有了一种更深的羁绊。

我也习惯了时不时收到来自天缘益智的邮件，告诉我学校的动态。

时间一晃到了2022年1月，我收到老姚的来信。她说，学校设施日渐老旧，又缺乏资金更换，难以通过管理机构的年度审核，加上疫情影响，她不得不注销了学校。读完我哭了一场。

后来，2023年，我在申请UCL的「民族志与纪录片」专业，写个人陈述时，就写了和天缘益智的这段往事。

我提交给UCL的个人陈述里的一段原文

我讲，我想学影像记录，是为了不让未来的自己遇到值得拍的题材时，再次遗憾能力不够。

神奇的是，在我已经在UCL学纪录片之后，某天和姚老师通话时，她提到，虽然天缘益智这个学校注销了，但她后来又开了一个小小的叫「恩友」的照护中心，专注服务农村中重度身心障碍人士，比如自闭症、唐氏综合症、脑瘫、精神分裂症者等。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宇宙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也就在知道这个消息的那一秒，我就决定了我毕业作品就要拍老姚和她所服务的人们，如果她们愿意被我拍的话。

我后来还翻看了手机里存的2022年老姚写给我的那封信的照片，我发现，其实当时老姚在告知我天缘益智注销的消息时，就有提到过，她又开了「恩友」。

但当时我的注意力更多在天缘益智的消失上，「恩友」成立的消息并没有真正进入到我心里。

是直到2024年和老姚通话，听她详细聊到她在「恩友」这个机构里，她和她所服务的「孩子们」（其实她的服务对象里有不少已经成年，但老姚还是习惯性喊他们为「孩子」）相处的点滴，我才突然从心底里意识到，恩友就是「天缘益智」的延续。

虽然它能服务的人数更少、硬件设施也更有限，但它和天缘益智的宗旨一样，都是用心服务最需要帮助的人。

甚至，在「恩友」里接受服务的这些人，身心障碍程度比当年就读于天缘益智学校的孩子们更严重，也因此更需要照护。

老姚说，当年做「天缘益智」的时候，因为服务对象里有些是轻、中度智力障碍的孩子，她会更在意「不仅要陪伴，更要培训」。

但现在服务的这些对象，绝大多数是中重度的智力障碍，培训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于是比起教知识，她更多是照料这些孩子，给他们做好清洁，让他们吃好、睡好，尽可能心情愉快。

总之，在我意识到那朵名叫「天缘益智」的花虽然谢了，但它留下的种子开出了名为「恩友」的花之后，我和老姚说了「我想要拍你和你服务的孩子们」的心愿。

老姚爽快答应。但我开始为新的问题发愁——我如何能从老姚的服务对象里找到能给出清晰知情同意的拍摄主角，毕竟机构里的服务对象多有智力障碍。

极其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南南。南南是机构里唯一一个智力健康的服务对象，用南南自己的话说「我虽然身体坏了，但头脑是好的」。

南南无法掌控手脚（她有严重的脑瘫），但她可以用嘴巴开电动轮椅、画画，甚至做串珠子等需要精细操作的手工。

她年龄也已成年。最重要的是，她也愿意在镜头面前表达自己，让更多的人了解残疾人的真实生活状况，而这也是我想拍的。

而在确定了拍摄主题和对象后，我的导师、同学、朋友都问过我，为什么想要拍这个题材？

我也不止一次扪心自问过：为什么我总是对边缘、对弱势、对底层、对「异类」感兴趣？

我想，因为在心里，我和TA们是一起的。

从小到大，我一直有种「我好像和周围人有点不一样，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一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别人来说，很容易的事情，对我来说很难。

比如我总是记不住课表、忘带课本、经常迟到、丢三落三、每天花大量时间找东西、身上总有不知什么时候磕碰到而导致的淤青。

我也习惯了被朋友吐槽我的「不靠谱」。比如，约好旅行，但去高铁站的路上，我死活找不到身份证了。

在日常生活里，我时常觉得自己很笨很拙，我也希望自己不要没事掉链子，但我甚至不知道那些我干出来的离谱的事，怎么就发生了——因为我完全不记得。

后来我被诊断为有ADHD（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这让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自己应对生活的吃力感从何而来。

我会觉得，我和我的拍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是同类。

当然，我知道，我比TA们幸运很多很多。

也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更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讲述TA们的故事，毕竟中国农村地区重度残障人士的生活状况很少被报道。

其原因也不难想象——农村+重残意味着TA们是「边缘中的边缘」，TA们的生活往往和光鲜无关，难以吸引流量和广告主，媒体自然不愿投入资源，而TA们和其家庭也常常忙于生存，无力也无暇发声。

《圣经》里，约伯的仆人在家中遭难后，跑来跟约伯说：「我是唯一逃出来给你报信的。」

而我也会觉得自己是「唯一逃出来，有机会讲述这些故事的人」。

我当然知道很多人都比我更有才华有能力去讲这个故事，但TA们未必想要去讲这个故事，可我想。

我虽然没有自信敢说出「我如果不拍，还有谁会拍」这样的话，但我知道，姚老师和南南的故事，在我心里，是「我非拍不可」的。

前两天老姚在QQ空间发的动态当年她讲给我的「我们的存在就是奇迹」这句话的能量，又回传给了她

如果说，我最初想要去拍这个片子的一大动力是想为发不出声音的农村残障者发声，但拍着拍着，我意识到，南南等农村残障者所教会我的，远比我想为TA们做的要多得多。

主流社会往往会以名利为标准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价值，是否成功。南南这样的残障者，在此般评价体系里，很容易会被贴上「失败者」甚至「不值得活」的标签。

老姚说，南南过去会问她：我是别人的负担吗？

南南也曾用这样的眼光看待过自己，她说：「我原来觉得自己这样的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用呢？只会给别人添麻烦。」

老姚跟她说：你虽然手脚不能动，但不是还有嘴吗？你可以用嘴提醒、帮助别人。

南南真的听进去了。比如，南南会画画，而机构里有唐氏综合症的王同学也想学，她就会开口教王同学怎么画，「我能帮到她，我就找到存在感了，就很好。」

老姚前两天还告诉我，其实南南最开始也犹豫要不要接受我的拍摄，因为她觉得自己身体残疾，形象不够好，说话也不清楚，不好意思被拍。

当时老姚跟她提到，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考虑在生日前自杀。

南南想，别人会不会因为看到这样的我也在好好活着，而少了一些绝望，没那么想要去死。那么，我就不怕别人看到我不健全的外表。

我完全没有想到，南南愿意配合拍摄背后还有这样的考虑，这让我百感交集——

我很感动于她那颗总是想要帮助别人的心；同时，我也会觉得痛苦是无法被比较的；觉得一个人的艰难，无法抵消另一人的艰难；但我又相信，身处困境的人，如果能彼此看见，或许会没有那么孤单。

当初在听朋友跟我提到想在生日前离开的念头后，我很长时间都会想——人到底为什么选择活下去，又为什么不想再继续？

所以和老姚的深夜聊天里，我跟她讲过这件事，以及心中的困惑。

但我没想到，老姚会把这段对话告诉南南，而南南会想要传递给我，她所找到的答案。

我还想说，我拍了南南的答案，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唯一正确解。事实上，我完全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所谓「唯一对的活法」。

我只是想要让人看到「还可以这样活」，而不是「只能这么活」。

我自己心里其实会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清单」和「不想活的理由清单」。

而在我拍片的过程中，我心里「活下去」的那栏里，理由+1又+1。

我会想，如果看我片子的观众，也能有和我类似的感觉，就太好了。

我后来在片子海报上写了Jack Gilbert的那句诗——

「身处熔炉一般的残酷世界里，我们必须顽强地拥抱快乐。」（We must have the stubbornness to embrace our gladness in the ruthless furnace of this world.）

我也想感谢恩友残疾人服务中心里的每一位老师和同学们，你们让我看到人的灵魂可以多么美好又多么坚韧。

和你们相处的日子，是我在2024年最大的奇遇。

PS：我猜可能有读者会问，在哪里可以看到我的片子？

因为要满足谢菲尔德纪录片节的首映要求，加上我还有投其他对首映状态有要求的电影节，当下还没有出公开的线上版，只有在谢菲尔德的展映现场可以看。但我有考虑，未来等电影节的事情都结束，我会把它传到线上。

在南南的画笔下

天空是花朵一样粉，草地是海水一样蓝

她穿着花裙子，站在绿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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