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研究】全球传播技术哲学转向和数智化发展报告

作者及发表信息

史安斌，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危机传播；郑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与社会、传播理论。

本文载于《全球传播生态发展报告（2024）》，主编：高伟、姜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摘要：本报告以全球传播3.0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驱动下的传播模式变革，研究范围涵盖传播主体、内容与渠道的重构。通过现象学与差异哲学的理论框架，并结合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智能算法、沉浸式体验等技术推动了文化生产碎片化、娱乐化，传播主体转向个体用户主导，传播渠道则依赖算法推荐与沉浸式技术，但也暴露出算法偏见与文化隔阂等问题。以TikTok、ReelShort、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中国数字文化出海为个案分析，报告揭示了数字模因的跨文化传播效能与沉浸式叙事的情感链接作用。中国数字平台通过精准算法与本土化运营初步实现了“共时性信任”塑造。研究提出，加强技术伦理建设、强化情感共情、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是推动全球传播平等共融的重要路径。报告为全球传播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全球传播3.0；数智文明；现象学；中国数字出海；文明互信

一、“数智文明”兴起与全球传播3.0的范式演进

人类正处在从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演进的关键节点。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社会形态。传播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础性活动，也正经历着革命性变革。从口语到文字，从印刷术到电子媒体，再到如今的智能传播，每一次技术进步都带来了人类交往方式的巨大飞跃。近十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渗透文化传播领域，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通用人工智能（AGI）为标志的智能传播生态正在崛起。这意味着，人类传播正迈入“数智融合”的全新阶段——全球传播3.0时代。

全球传播经历了从1.0到3.0的演进。全球传播1.0以大众传播为主导，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传媒势力对外输出价值观念和文化产品，形成“西强东弱”的传播格局。全球传播2.0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地区大国开始通过国际传播塑造良好形象、争夺话语权，传播版图呈现多极化趋势。而全球传播3.0是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海量信息实现便捷共享，国家边界日渐模糊，文化身份愈发流动，催生出云计算、物联网、智能推荐等新型传播形态。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全球传播3.0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首先，就传播主体而言，个人的表达能力空前提升。社交媒体、自媒体蓬勃发展，UGC大行其道，草根力量异军突起。相较于全球传播1.0的“媒介帝国主义”和2.0阶段的区域性新兴大国崛起，3.0时代个体充分获得话语权，成为内容生产的主力军。詹姆逊曾以“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指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文化特征，强调文化生产日益碎片化、拼贴化。进入智能传播时代，后现代语境下文化“解域”趋势进一步加剧。其次，就传播内容看，文化生产呈现出碎片化、娱乐化趋势。短视频、数字迷因等新型文化符号对传统叙事形成冲击，流量经济下"娱乐至死"倾向凸显。第三，就传播渠道看，智能算法、沉浸式体验重塑了信息流动的图景。算法推荐实现精准触达，AR/VR等新技术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官体验，打破了时空界限。数据资本主义盛行，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跨媒介叙事成为新趋势。

全球传播3.0正经历着从“信息全球化”到“全球信息一体化”的范式转变。在此背景下，非西方国家的文化话语能力如何提升?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实现平等交流、互学互鉴?传统文化资源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焕发新的生命力?这些问题成为全球传播研究的新议题。

本文探讨了“数智文明”时代全球传播3.0的技术逻辑及其转向，分析了其主要表现和特征；在理论层面，技术逻辑的演进也带来了全球传播3.0的哲学变迁，本研究立足于现象学视角，结合胡塞尔、德勒兹等哲学家的洞见，试图超越本质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在交互仪式中重塑哲学意义的文化认同；在实践层面，近年来中国的数字出海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通过案例分析，旨在探寻中华文化基因在全球传播3.0时代的传播逻辑与话语策略，在差异言说中构建文化共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路径。

二、全球传播3.0的技术转向与价值重塑

全球传播3.0标志着人类传播进入了一个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崭新阶段。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颠覆性技术为驱动力，信息流动的路径、主体互动的方式乃至文化交流的图景都在被深刻重塑。这种变革之所以革命性、深层次，在于其触及了传播的本质逻辑，是全球传播的“范式革命”。

(一)虚拟沉浸:编码感知与移情伦理

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沉浸式叙事的兴起，正在颠覆人类感知的边界。这种“人—机—境”交互模式塑造了现实与虚构交织的“赛博空间”，重塑了主体建构身份认同的方式，引发了诸多哲学伦理问题。

沉浸交互最显著的特点是打破了“再现”与“在场”的界限。传统影视作品通过声画语言再现现实，而沉浸式叙事则力求制造临场感，让受众获得身临其境之感。这是一种全感官体验，VR设备模拟视、听、触等多重感官，让主体“栖居”于虚拟场景之中。这意味着，技术正在深度介入人的感知建构过程，“编码”取代了“再现”，数字化的感官体验取代了基于符号的想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作的VR纪录片《云端之上》（Clouds Over Sidra），让观众以叙利亚难民女孩Sidra的视角体验难民营生活，旨在提高公众对难民问题的关注。这种移情体验增强了公众的同理心，促进了人道主义援助。然而，在沉浸体验日益真实的同时，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却日渐模糊。AR游戏《精灵宝可梦GO》将虚拟宠物与真实场景叠加，大量玩家因沉迷其中而发生意外事故。虚拟场景对现实的侵蚀，引发了诸多伦理忧思，如沉迷、现实逃避等问题。

此外，自2023年以来，VR技术被应用于心理健康治疗，如用于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焦虑症，提供了新的治疗途径，但也引发了对虚拟暴露长期效果的质疑。在虚拟沉浸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微软的Hololens等混合现实设备正被应用于教育、医疗等领域，带来了全新的交互体验。然而，这也引发了对数据隐私、安全性的担忧。在虚拟沉浸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智能社交:异质网络与共情互鉴

社交媒体平台构建起跨越时空边界的异质性人际网络，这种网络化的社交形态，正在深刻重塑人们的认知图景与情感交互范式，对全球文化传播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首先，社交网络极大拓展了个体的社会资本。强连接、弱连接在社交图谱中交织，形成跨群体、跨阶层的“小世界”拓扑结构。异质性信息得以在多元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快速扩散，个体有机会突破传统社会结构的限制，链接到“六度分隔”之外的陌生人。格兰诺维特（ Mark S. Granovetter）提出的“弱连接”理论揭示，个体通过与异质群体的联结获取非冗余信息，从而拓展社会资本、提升社会流动性。近年来，“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利用Twitter和Instagram等平台，动员全球支持反对种族不公，展示了社交媒体如何促进大规模社会运动和全球团结。

其次，情感化的互动仪式重构了群体认同。社交平台为情感流动、价值协商提供了场域。表情包、短视频等数字化情感符号的广泛传播，形塑着网络部落的集体情绪。在全球TikTok平台上，用户通过模仿、挑战等方式参与话题，形成了独特的社群文化。

再次，虚拟社区催生了“共情互鉴”的伦理意蕴。网络空间打破了地理疆域的限制，异质文化在虚拟场域中交流碰撞。B站鼓励UP主创作知识科普视频，引导青年群体在泛二次元文化中寻求自我认同、建立价值观。元宇宙的构想更是勾勒出虚实共生的未来图景，用数字分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然而，算法推荐可能加剧文化隔阂，数据垄断、技术操纵引发伦理焦虑。例如，智能平台的内容推荐算法被指存在地域和文化偏见，导致不同地区用户接收到的内容存在显著差异[3]。在人机共生的未来社会，人性尊严如何捍卫，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课题。

（三）数据资本主义:创意驱动与价值困局

大数据、用户画像等技术手段将碎片化的数据整合、分析，洞察用户行为模式、偏好特征，指导文化产业的创意决策。这种“数据驱动”模式正在重塑文化生产的内在逻辑。

从Netflix的个性化推荐算法，到乐高的Ideas平台，再到B站的IP孵化，数据思维正在为创意产业赋能。Netflix通过分析用户观看行为，制作出《纸牌屋》《怪奇物语》等热门原创剧集，实现了商业成功与用户口碑的双赢。

然而，数据资本主义的崛起也引发了深刻的悖论。数据并非中性的技术创新，而是处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场域中。跨国资本利用数据垄断扩张“赢者通吃”的市场格局。在效率的幌子下，数据成为操纵用户行为、规训市场生态的手段。汉森以“数字陷阱”指代大数据时代人的困境，认为技术背后隐藏着意识形态的运作，悄无声息地异化人的主体性。

同时，数据资本主义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殖民”忧思。弱小国家在全球数据治理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沦为发达国家巨头企业数据掠夺的对象。非洲多国的用户数据被国外科技公司收集，用于商业利益，却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时代整合资源、培育自主创新的诉求，彰显了南方国家争取话语权的努力。

三、“生活世界”与差异哲学：全球传播3.0的哲学转向

本质上看，全球传播3.0阶段是由技术奇点的革命性变革驱动的，它的演化速度远远超过全球传播1.0与全球传播2.0阶段。后两者代表了大众媒介强势发展而带来的帝国文化输出，以及由地方性大国以及区域性经济体因经济崛起而产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推动了全球传播的变化。在全面智能化（AGI）与人类增强技术的推动下，社会结构和运作模式正经历显著转型。例如，社会权力结构发生本质变化，传统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技术的普及和接入为广大人群提供了创造和表达的新机会，从而挑战了精英主导的社会分层模式。这种变化不仅影响社会实践，而且也在重塑传播领域的格局，使得内容创作、知识分享和参与对话的机会更加平等化。其次，社会运作的基础逻辑正在经历算法化的转变。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和算法及大数据的广泛应用，社会对于个人专业经验的依赖逐渐转向依靠更实时、精确、全面和可靠的智能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整合社会各个层面和要素，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数据资源的共享、算法开发的民众参与以及规则的制定变得至关重要，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未来社会运作的新面貌。

在此阶段，“实体世界主义”或世界主义1.0进入到世界主义2.0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即“虚拟世界主义”阶段。文化和社会资本通过数媒传播，使思想得到更广泛的跨国传播，这种媒介进路无缝实现了国际传播的跨域主义模式。如中国传播实践打造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将是实现全球南方主张、全球南方方案、全球南方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验平台。依托于移动网络的高速发展，中国正处于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农业结构多元式数字化生存的传播生态。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短视频媒体发展为传统的工业社会注入了IP流量，也产生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配的特有发展路径。如基于物流垂直体系带来的直播电商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数字媒介的下沉式发展使得“乡村网红”成为乡村建设的“第三种力量”，这对于传统农村特别是具有社会主义传统和基因的地域构成了一种后现代的媒介奇观。“直播”“网红”成为中国数媒时代现象级内容，其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印记存在于千禧一代的基因中。如果将网红现象比作是个人IP的突围，显而易见的是这个阶段的文化传播已由传统机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跨越到基于人性本质的传播。个人/个体得到了意识和思想的解放，国际传播不光比拼讲故事的能力，更比拼的是基于人性的共情能力。国家宏达叙事让位于个体的生活世界。

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强调直接经验和意识的先验性，认为认识世界的基础在于个体的直觉和对经验世界的直接感受。这种哲学思想可以为理解全球传播3.0提供深刻的视角，尤其是在分析如何从传统的机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驱动的传播，转向更加人性化、个体化的传播模式上。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概念强调了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预设和经验世界，这个概念在理解全球传播3.0中尤为重要。个体的生活世界成为文化传播的核心内容，这不仅使传播更加真实、贴近人心，也提升了受众的“共时性信任”的能力。网红作为文化传播者，通过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情感状态和价值观念，能够跨越文化和地域界限，与全球受众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联系。在这个阶段，国际传播的竞争不再仅仅是关于讲故事的能力，更多的是基于人性的共情能力。胡塞尔的现象学提醒我们回归到人的直接经验和主观世界，从而更好地理解他人。在全球传播3.0中，个体的共情能力成为连接不同文化和人群的桥梁，通过理解和感受他人的生活世界，促进了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网红现象不仅是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个人主义在数字时代的具体体现，它标志着个人在文化传播中的主导地位和自我表达的自由。这种转变体现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核心观点：回归到个体的直接经验和主观意识上，强调以个体为出发点的世界理解和表达。此外，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其哲学思想中深入探讨了差异与重复的概念，尤其在他的著作《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中，这一理念得到了充分展开。德勒兹反对传统同一性哲学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观念，即差异本身构成了事物的本质和身份的基础。他写道：“差异并不是事物的属性，而是事物本质的构成。”[2]这一观点为理解全球传播3.0中的文化多样性、个体表达以及文化内容的创造和分享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撑。

在全球传播3.0的背景下，个体得以利用数字平台自由地创造和分享内容，这些内容往往体现了对传统文化元素的重新诠释和差异化表达。这种现象与德勒兹的差异哲学不谋而合，特别是他关于创造性变化的过程，即通过差异化引发新的可能性的理念。在数字时代，文化的传播和接收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复制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创新和个性化的动态过程。每一次文化的再现和每一个个体的表达都不仅仅是重复既有的文化模式，而是在这一过程中注入新的差异，从而使文化和个体身份得以不断地重构和发展。这种对差异的强调和对重复中创新可能性的探索，构成了全球传播3.0的核心动力。

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对“非线性、多中心的创新和发展模式”的探索，进一步丰富了对全球传播3.0的理解。他们提倡的“逃逸线”（lines of flight）概念，即指向新的可能性和创造空间的动态途径，为文化和个体表达提供了新的方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球传播3.0不仅是文化内容的全球流通，更是个体和文化在全球舞台上进行创新实践和身份构建的过程。胡塞尔和德勒兹都强调了回归到个体的直接经验和主观意识上，强调以个体为出发点的世界理解和表达。在此意义上说，传播学特别是全球传播终究要回归到人作为存在的一个本质原点，这也意味着“个体即世界”，传播技术将个体无限放大，每一个强大IP犹如一家传统的媒介机构，他们输出自身的价值观和生活观——“共情”和“共鸣”将是全球传播3.0阶段的关键词。

四、全球传播3.0的数智化实践：中国数字出海的战略启示

随着数智革命深入推进，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科技正重塑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数字产业加速“走出去”，催生出一系列全球传播实践，为全球文化版图注入新活力。本章聚焦短视频、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等数字文化形态，以案例分析方式探讨中国数字出海的独特传播逻辑，并结合“共时性信任”这一理论视角，归纳中国数字平台在异质文化交流中塑造互信的经验启示，以期为数字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

（一）数字模因出海：文化折扣最小化的传播策略

数字模因是互联网时代文化传播的新载体，以简单、有趣、易于模仿等特点快速走红，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短视频、GIF图、表情包等数字模因以碎片化、互动性、个性化等特征吸引全球用户，实现了文化符号的跨语境流动。

抖音海外版TikTok以娱乐化模因传播、算法推荐等策略实现全球流行，截至2023年3月，月活用户达11.5亿，在美国、日本等市场受到热捧。Instagram推出的Reels短视频功能同样受到欢迎，日活跃用户超过2亿。中国短剧应用“剧短”推出的海外版ReelShort，以15秒的微短剧形式吸引全球用户，日活已突破500万。该平台聚焦青年群体，通过虚拟形象、互动剧情等方式，鼓励用户参与角色扮演，创作微剧本，实现情感代入。剧情脚本贴近各国青年生活，汇聚成“全球青年文化图鉴”。YouTube Shorts在全球范围内异军突起，日均视频播放量超过300亿次。这些平台的传播逻辑呈现出三大特点:

首先，模因传播消解文化差异。模因是一种易于模仿、快速传播的文化单位，具有简单、有趣等特征。数字平台基于模因逻辑设计挑战、游戏等互动机制，鼓励用户模仿、二次创作，实现了文化符号的全球流动。如小米手机推出的“发际线”表情包，源自雷军的一张自拍，引发全网狂欢，众多网友争相恶搞模仿，实现了一次成功的全球传播。ReelShort与各国青年偶像、虚拟偶像联动，推出互动式微短剧，用户可参与剧情创作，扮演角色，引发模因传播。互联网模因超越了地域、族裔疆界，汇聚成全球青年亚文化。抖音、快手等平台的“萌宠”“二次元”等模因走红海外，迎合了全球用户的普遍喜好，弱化了文化差异导致的认知隔阂。

其次，沉浸式体验促进情感链接。AR、VR、MR等技术的进步，为数字模因传播提供了沉浸式场域。互动游戏、虚拟形象等功能设计，满足了用户的参与欲和表现欲。以史诗游戏《堡垒之夜》为例，游戏中设有大量二次元IP合作皮肤，玩家可以扮演钢铁侠、宇智波佐助等角色，沉浸感十足。游戏还开放自由创造模式，供玩家DIY场景地图、玩法机制，引发模因传播。ReelShort平台融入虚拟角色扮演、互动剧情投票等机制，用户可以化身剧中人，参与故事创作，沉浸其中。剧情结局取决于观众投票，用开放式互动增强代入感。平台还鼓励用户分享“日常小剧场”，用虚拟形象还原生活趣事，在潜移默化中引发共情。

（二） 游戏出海：亚洲美学想象的普世体验

游戏出海是近年来中国数字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方面。中国游戏凭借精美画面、创新玩法赢得海外市场青睐。2023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0.5亿美元。游戏出海呈现出三大趋势：

一是亚洲美学想象唤起文化共鸣。近年来，以《原神》《梦幻西游》为代表的中国游戏受到全球玩家追捧，建立在东方美学想象基础之上的唯美画风和神话叙事引发共鸣。中华文明蕴含丰富的美学资源，水墨画般空灵意境、山水田园诗意乡愁等，都凝结着独特的哲学智慧。游戏将中国传统意象融入幻想世界，以写意性的美学表达唤起海外受众的文化向往，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审美体验的普世化。

二是架空世界观弱化文化隔阂。中国游戏善于营造架空世界，以虚构叙事拉近心理距离。原神构建了提瓦特大陆，融合欧洲中世纪风格与东方神话元素，塑造出超越地域的异世界。米哈游公司表示，原神致力于创造一个“无国界的幻想乌托邦”，摆脱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对立。架空世界弱化了文化隔阂，为不同国家玩家提供了情感寄托和精神家园。正如巴赫金所言，狂欢化的世界图景消解了等级秩序，实现物我互融、天人合一。

三是互动叙事强化参与式体验。中国游戏注重互动叙事，鼓励玩家投入角色扮演，共同推进故事发展。天刀手游以武侠江湖为背景，玩家可选择不同身份、门派，通过对话选择、行为抉择等方式影响角色命运。互动叙事强化了玩家的参与感和代入感，将其视为平等的“共创者”，而非被动的“观众”。互动设计是全球传播的有效途径，有助于实现身份认同。通过互动，游戏为不同文化背景的玩家搭建情感链接的桥梁。

游戏出海以亚洲美学想象唤起普世情怀，以虚构世界观弱化意识形态对立，以互动体验强化参与感，为全球传播开辟了新路径。但游戏毕竟是商业产品，过度迎合市场可能导致文化内涵的丧失。对此，游戏研发应立足本土，在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讲好中国故事，以文化自信实现创新表达。

（三） 网文出海：破圈与破次元的国际传播

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加速“走出去”，爽文、悬疑、玄幻等类型作品风靡全球。阅文集团旗下起点国际平台表现亮眼，译文作品已覆盖北美、东南亚、欧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月活用户突破1000万。阅文年报显示，2023年其海外业务营收达10.32亿元，同比增长32.5%。[5]起点国际通过与海外平台合作，将中文网文翻译成英、韩、泰、印尼等多国语言，积累了丰富的本地化运营经验。2022年，起点国际重点发力东南亚市场，推出“起点东南亚”品牌，与新加坡电信等开展战略合作，探索数字内容出海新模式。网文出海呈现出“破圈”与“破次元”的传播特点:

一方面，网文实现跨圈层传播。中国网文以类型化写作吸引垂直用户，又通过数字平台实现病毒式传播，最终实现圈层突破，覆盖主流人群。数字时代催生“奇点式传播”，小众文化通过社交媒体、粉丝经济等获得曝光，引发全民狂欢。起点国际运营的网文IP《诡秘之主》以克苏鲁元素吸引恐怖悬疑爱好者，又借助TikTok、YouTube等平台打造病毒式解读视频，引爆讨论度，成功出圈，IMDB评分高达8.9分。类似地，《藏地密码》通过悬疑探险吸引冷门历史爱好者，又借助数字平台、影视改编等扩大受众，成为现象级IP。起点国际还与国外MCN机构合作，邀请当地知名书评博主、网红解读中国网文，通过互动传播引爆话题，触达主流受众。破圈之后，网文摆脱了小众属性，转而建构起多元包容的文化场域。

另一方面，网文实现跨次元联动。ACGN文化打破了不同艺术形式的界限，网文、动漫、游戏、周边产品相互渗透，实现“破次元”联动。起点国际运营的《全职高手》通过电竞题材吸引游戏玩家，又借助动画、漫画、衍生品等触达二次元群体，开创了泛娱乐时代跨媒介叙事的先河。该项目不仅在B站、哔哩游戏等平台实现流量变现，还在海外引发二次创作狂潮，催生大量UGC内容。詹金斯指出，跨媒介叙事是数字时代文化生产的新趋势，通过不同媒介的协同释放更大价值[6]。《镇魂街》《灵域》等起点国际网文IP通过与国外游戏公司合作，孵化出H5游戏，打通了文学与游戏的次元壁垒。破次元联动扩大了网文的受众基础，催生出亚文化群体的集体狂欢。

网文出海以破圈实现跨群体传播，以破次元实现跨媒介联动，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开辟了新赛道。其中，起点国际通过本地化翻译传播、社交媒体互动、跨平台联运等数字化手段，有效提升了中国网文的国际影响力，成为网文出海的先行者。但网文产业良莠不齐，过度商业化、快餐化倾向凸显，对外传播软实力有待提升。

（四） 中国数字平台的“共时性信任”塑造经验借鉴

中国数字平台出海初步实现了从技术、内容到用户的全面输出，在全球传播实践中积累了塑造“共时性信任”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为数字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思路：

一是利用智能技术打造沟通桥梁。中国数字平台善于运用算法、大数据等技术捕捉用户画像，实现个性化推荐。微信、支付宝进入东南亚，通过扫码支付替代信用卡，迎合当地消费者的移动支付习惯，消除使用门槛。个性化服务是跨文化信任塑造的基石。未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将进一步拓展技术赋能的广度深度，为异质文化间的理解互鉴提供更多可能。

二是通过叙事构建激发情感共鸣。中国数字平台重视叙事的力量，以普世价值观唤起共情。抖音推出“和百年遗憾说再见”话题，引导数亿网友参与对话，直面人生的悲欢离合，唤醒人性的善良本真。基于共同命运的叙事建构，有助于化解意识形态对立，为价值观念趋同奠定情感基础。未来，沉浸式叙事将进一步强化体验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价值观的互鉴交流。

三是以包容心态拥抱文化差异。中国数字平台在海外运营中体现出开放心态，尊重当地文化，因地制宜开展本土化探索。TikTok在美国推出“Creator Diversity Council”，与非裔、拉美裔创作者合作，展现少数族裔视角，体现文化多样性。包容差异是塑造跨文化信任的前提。唯有秉持互学互鉴理念，摒弃“普世价值”傲慢，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和而不同，方能开创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五、“数智文明”的新使命：全球传播3.0的文明间互信重塑

本文以“数智文明”为背景，探讨了全球传播3.0时代的技术逻辑、哲学转向与中国数字出海的创新实践。全球传播正经历从“信息全球化”到“全球信息一体化”的范式转变，算法推荐、虚拟沉浸、智能社交、数据驱动成为重塑传播图景的关键力量。这种技术逻辑带来的不仅是信息流动方式的变革，更是人类交往范式和文明演进模式的深层次变迁。

技术理性的泛滥固然值得警惕，但其蕴含的人文关怀同样值得发掘。文章借鉴胡塞尔、德勒兹等哲学家的洞见，对全球传播3.0的哲学意蕴进行了反思。个体生活世界逐渐成为叙事构建的核心，以移情代入激发共情共鸣，将是未来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径。中国数字出海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趋势。短视频平台用算法实现“千人千面”，虚拟社区塑造沉浸式体验，都在情感链接中拉近了文化距离。文明间的互相重塑恰恰植根于主体间性交往，它超越线性时间观，在仪式性互动中实现价值协商。

全球传播3.0时代数字传播生态的崛起为超越对抗逻辑、重塑跨文化互信提供了新的路径和绝佳契机。在社交媒体、游戏、视频等数字空间中，传统民族国家边界渐趋模糊，文化生产呈现出用户中心、交互协作的新特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海外拓展实践表明，借助智能算法实现个性化推荐，通过沉浸式叙事构建情感纽带，有助于跨文化差异的协商对话。TikTok在本土化运营中注重因地制宜，迎合各国文化喜好，让中国形象远离刻板印象，融入日常互动。这体现了文化传播从说服到理解、从对抗到共情的重要转向，契合了“共时性信任”模型所倡导的参与感和仪式感的塑造路径。

当然，技术赋能的跨文化互动仍难以完全消解政治经济因素主导下的文化偏见。重塑信任和善意需要文明层面的平等交流。这需要中国学者反思文化身份的本质主义预设，摆脱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传播，在人文关怀中弘扬普世价值。全球传播3.0应探索如何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全球视角。它既不能是“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也不能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而是将中国视为世界多样性中的一部分，并重新审视传统普遍概念，实现知识原理和世界观的重构，真正实现“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数智时代”的全球传播3.0研究不仅用中国逻辑讲好本国故事，更为重要的是能用中国的理念和范式来阐释全球现象，展开世界范围的对话和交流。这意味着，要将中国热土的传播实践上升到一个更为普遍性的命题和范式，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构建“概念—理论—理论传统—研究范式—思想体系”的知识生产路径，真正实现“中国即世界”的学术愿景。

此外，数字传播也要强化价值引领，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激发共情，塑造沟通场域。信任的重建有赖于利益共享、情感联结。交互仪式链由社会学家柯林斯提出，强调仪式互动在情感、符号意义层面的重要性。个体通过仪式参与获得归属感、情感能量，建构起道德认同共同体。全球传播3.0语境下，交互仪式为不同群体搭建对话桥梁，在交往互动中增进认同。中国创新发展对外传播方式，用人性化叙事唤起共情，以交互体验传递价值理念，重塑国家形象。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中国互联网平台应积极融入全球数字经济格局，实现资源互补、成果共享。在讲述中国故事时，要运用互动叙事、沉浸式体验等方式唤起情感共鸣。未来，虚拟社区、智能助理等或将开创情感交互的新维度，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善意理解开辟更广阔空间。

总之，在全球传播3.0时代，超越“中国偏见”需要摆脱本质主义窠臼，从对抗走向互鉴，以人文情怀引导技术创新，在数字人文视野中重构跨文化互信。“共时性信任”模型为此提供了理论指引，强调在时间感、参与感、仪式感和利益共享中培育持久信任。全球传播3.0发展，不仅是技术革命的产物，更是文化理解和全球共鸣的新机遇。它将是全球传播“告别革命”的一次有益尝试，全球传播应从文明/中西对抗的二元论、抵抗论、威胁论，走向全球南北方互融互通、守望互解，真正构建一个有机的全球传播命运共同体。回归到个体的直接经验和主观意识上，强调以个体为出发点的世界理解和表达，关注人的价值和文化的意义，以人性为本，促进全球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入理解和尊重，迈向基于人性共情和共鸣的新数字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