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的时刻伊藤正在酒店的床上,下体传来撕裂般的疼痛。压在她的身上的,是几个小时前与她相谈甚欢业界大前辈——山口敬之,当时日本东京放送公司(TBS)华盛顿分局局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御用记者。伊藤几个星期前给山口发邮件询问实习机会,获得对方欣然答应,未曾料及,她会在那家惠比寿的寿司餐厅里失去意识。
我真的喜欢上你了、我想尽快带你去华盛顿,你合格了——山口的话回荡在伊藤耳边。
这是2015年4月3日,此后十年间,伊藤被迫无数次向警察、法官、记者和镜头外的陌生人重述那个夜晚,讲述那天早上的她如何试图抵抗、却像她挣扎着哀求他停下的话语一样无力。
遭到强暴之后,我感觉自己好像死了。——伊藤说。她皱起眉头,目光随着回忆沉入左下角。 那时我觉得自己不再是自己,但我还活着,还在呼吸,但有什么东西却变得截然不同。
提起山口,伊藤陷入思考,仿佛正在脑海里搜刮着合适的英语词汇。为了宣传关于她这段遭遇及后续调查的纪录片《黑箱》,伊藤再次来到香港、坐在镜头前。一阵短暂的沉默后,她开口对记者说:你知道⋯⋯我至今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山口,我不能说他是罪犯。
逃出酒店后,伊藤的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身上经历的一切洗掉。她不知道,这会让关键的证据消失。那天早上她跟正在读高中的妹妹说好,要一起去一家很漂亮的夏威夷咖啡厅吃班戟。她看着年幼许多的妹妹,想起自己从小在日本长大所不得不经历的种种性骚扰,决定不能保持沉默。
根据日本内阁府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近3000名受访者中,约4成人曾在20至30岁期间经历非自愿性行为,20%称曾在15-19岁期间有这类遭遇,另有15%在就读小学时就曾经历。
但接获求助的警方没有给伊藤温柔的对待。在3名男警员的注视下,她被要求躺在一张垫子上,一旁的警员一边移动着一个放在她身上的人型模特,一边向她提出各种私密的问题,试图重现她遭到强暴当晚的过程。 那是第二次性侵,我认为。——伊藤后来对媒体说。
6月,警方准备逮捕山口,行动却被高层紧急叫停。时任警视厅刑事部长中村格后来证实,由于案件证据不足,他阻止了逮捕,调查自此陷入停滞。东京地方检察厅后来亦以嫌疑不足为由决定不起诉。
2016年,25岁的伊藤做了一个没有日本女性会做的决定:召开记者会,实名揭露性侵事件。
山口敬之(中)2015年时是日本东京放送公司(TBS)华盛顿分局局长,并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左)的「御用记者」为人所知。安倍遇刺当日,山口是首个公开安倍死讯的记者。
我希望这些出席媒体见面会的资深的记者能去质问叫停调查的人」——伊藤说,但正如你所说,最后(见报)的报道寥寥无几。
日本政府的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性侵受害者中只有不到4%会向警方报案。该调查由内阁府所属的男女共同参画局每隔3年进行,在过去十年间,报案的受害者比例最高时也不超过7%。
公开以后,伊藤成了人们口中那个被强奸的女孩。威胁和辱骂伊藤的邮件、社交媒体留言排山倒海而来。其中一名女性发来一封长长的邮件,告诉伊藤:我为与你同样身为女性感到羞耻。
在BBC后来发布的纪录片中,自民党前女国会议员杉田水脉曾经对着镜头说:被强暴这件事她(伊藤)自己也有责任、女性在社会上生存,这种事情像山一样多、男性一方也遭受了严重的受害。纪录片播出后,杉田水脉又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如果是我的女儿做了这种事(公开受害经历),我一定会骂她。伊藤陷入了自己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我觉得我在日本已经活不下去了。
学者们指出,性侵的残酷不仅在于性侵行为本身,也在于社会常常通过沉默、质疑或指责而对受害者造成的二次伤害。美国俄勒冈大学心理学荣休教授、史丹福大学行为科学前副教授Dr Jennifer Freyed将其归纳为一种制度性背叛:对性侵的否认或淡化其伤害、对受害者的指责、有失公正的调查或惩罚等都可能构成这种背叛......Freyed认为,这种二次伤害有时甚至比原始创伤更具破坏性。
转机出现在一场摄影展。美国摄影记者Mary F. Calvert的作品中,一名曾在海军部队服役的女孩Carri在遭到性侵后自杀,她在日记本的其中一页画了自己的手腕,上面布满一道道割痕,一旁的文字写着:如果事情可以如此简单。
伊藤说:那就是我,我在照片里看到了自己。
Calvert的作品让伊藤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另一张照片中,Carri的父亲Gary站在去世女儿的房间里。她在看见自己的同时,也看见了自己的父亲。她感受到故事所拥有的强大力量、以及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的使命。
以记者的身分揭露真相
伊藤最终坚持下来了,她拿起纸和笔、带着摄像机,自己调查性侵案。 我把希望寄托在通过讲故事改变社会上。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自己的生活。令我惊讶的是——我觉得自己仿佛从悬崖上跳下、准备好这样做了,然后,我不知不觉就取得了一些进展,而且我还活着。
图为2019年12月18日,东京地区法院就性侵案判伊藤诗织胜诉,要求山口敬之赔偿330万日元。
2017年,伊藤出版回忆录《黑箱》。同年,日本修订其110年未曾改革的性犯罪法,提高了性犯罪的量刑,同时将男性也纳入为法律的保护对象。然而,改革后的性侵法仍然以施害者是否采取暴力和恐吓行为作为犯罪与否的标准,而非以受害者是否同意性行为为准。在法庭上,这意味着那些利用药物或职务之便等实施性侵的施害者,很大可能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直到2023年,日本才再次修改法律,将受害者意愿作为裁判标准。
《黑箱》出版之时适逢Metoo运动刚刚从好莱坞开始,逐渐蔓延到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受害者站出来发声,曾经反对她公开性侵案的家人也逐渐改观并站在她的身后——我觉得我终于不用再当那个穿着坚硬的盔甲战斗的人,因为那实在是太累了。
就在一切似乎都渐渐开始变好的时候,2019年10月,伊藤自杀未遂。在后来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伊藤找到了自己从医院的病床上醒来后拍下的画面。回想起来,她也感到匪夷所思:谁会在从医院醒来后马上就拍摄?真的...我不知道我脑袋里在想什么。但她察觉到,那是自己想要活下去的证明—— 虽然我很想逃离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但我更想活着讲述自己的故事。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