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垫坐文化被误解，成了寿司盘引热议！

从商周一直绵延至唐宋，跪坐堪称中国人的 “正统坐姿”。《礼记・曲礼》中明言 “坐如尸，立如齐”，要求人们臀部稳稳地压在脚踵之上，身姿笔挺，以此展现庄重之态。

可这看似端庄的姿势，背后却藏着大难题。长时间保持跪坐，腿部血液循环严重受阻，那种麻木、酸痛的感觉，实在难熬。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就提到 “公腓痛足痹转筋而不敢坏坐”，连贵族都被这跪坐折磨得 “腓痛足痹转筋”，普通百姓的痛苦更是可想而知。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汉代的能工巧匠们开动脑筋，支踵应运而生。它是一种极为巧妙的辅助器具，完美解决了跪坐带来的不适。

1975 年，湖北江陵凤凰山 168 号汉墓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揭开了支踵的神秘面纱。

墓中出土的遣册，也就是随葬品清单，上面清晰地记载着 “支蹱一”。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 T 形木器，二者一对照，专家们确定，这就是支踵。

这件支踵高约 15 厘米，有着椭圆的面板，下方连接着束腰圆柱底座。把它夹在小腿之间，就能稳稳地支撑起臀部，极大地减轻了脚跟承受的压力。

此后，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等多地，都相继发现了类似器物。

虽然出土地区不同，但它们的形制却高度统一，这足以证明支踵在汉代的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是当时人们跪坐时的 “标配”。

东汉时期的《释名・释床帐》对支踵有这样的解释：“跂踵，跂其上，所以承足也。” 短短一句话，就点明了支踵的用途，它就是用来支撑足部的。

考古发现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支踵常常与凭几、漆砚一同出土。

比如在成都老官山汉墓中，出土的支踵就位于墓主棺椁旁，这完全符合《礼记》中 “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的礼仪规范，再次坐实了支踵作为坐具的身份。

公元 7 到 9 世纪，日本掀起了大规模向中国学习的热潮，遣唐使一批又一批地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据《日本书纪》记载，在 630 年到 894 年间，日本总共派遣了 19 次使团，每次使团人数多达数百人。

他们深入学习中国的政治、宗教、艺术等各个领域，几乎全方位地吸收中国文化。

支踵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随着遣唐使的脚步，或是通过民间贸易，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

可谁能想到，它在日本的命运，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日本平安时代（794 - 1192）的《倭名类聚钞》中，有 “支踵，唐名坐器” 的记载，可奇怪的是，书中并没有说明支踵具体该怎么用。

到了室町时代（1336 - 1573），《徒然草》里提到 “支踵盛果，置于座右”，这表明此时支踵已经被当作食器使用了。

而在江户时代的《古事类苑》里，支踵更是被明确归入 “饮食器部”，至此，它彻底完成了从坐具到食器的功能转型。

日本的工匠们还对支踵进行了改造，他们在木质胎体上施展莳绘、螺钿等工艺，将其打造成了盛放寿司、刺身的精美托盘。

原本用来支撑身体的支踵，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日本餐桌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日本一直保留着跪坐传统，可他们却没有发展出类似支踵这样的辅助器具，这就导致很多人因长期跪坐，腿部骨骼都出现了变形的情况。

江户时代的《装束要领抄》记载：“女子跪坐时，足踵受压变形，故以布帛裹足。” 在这种情况下，支踵的出现，本可以解决他们的难题。

但日本却没有延续其坐具功能，反而将其变成食器，这是为何呢？

原来，支踵那 T 形的结构，从外形上看，和餐盘有几分相似。而日本的饮食文化向来注重精致摆盘，尤其是在茶道仪式中，对餐具的要求极高。

支踵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它的椭圆形面板，用来盛放寿司、点心等食物再合适不过。于是，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支踵走上了一条与原本用途截然不同的道路。

中国的筷子，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筷子长七寸六分，这代表着七情六欲；上圆下方的造型，寓意着天圆地方。

使用筷子时，也有诸多讲究，比如不能用筷子插饭，这是很不吉利的行为。

反观日本，他们的筷子明显缩短，长度大约在 23 厘米左右，而且筷子头是尖尖的。这是因为日本饮食中鱼生较多，尖头筷子便于夹取鱼肉。

可这样一来，筷子原本在中国文化中的丰富寓意就消失不见了。

在使用礼仪上，日本由于食用鱼生的习惯，形成了用筷插取食物的做法，与中国的传统习俗大相径庭。

这表明日本在学习筷子文化时，仅仅学到了筷子的外形和基本使用方法，却没有领会其背后的文化精髓。

在中国，红色象征着喜庆，是婚礼、节庆等场合的主色调；白色则代表哀悼，多用于丧葬仪式。

可在日本，情况却完全相反。在日本的婚礼上，新娘会身着白色的 “无垢” 礼服，宾客们还会赠送白花圈。

不仅如此，在开业庆典等场合，日本也会使用白色装饰。

这种差异的根源，就在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过于片面。他们只是简单地吸收了部分形式，却没有深入探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实质，从而导致了红白习俗的认知错位。

纳豆，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美食，几乎每餐都能在餐桌上见到它的身影。可很多人不知道，纳豆其实源自中国秦汉时期的发酵豆制品，它和东北大酱的前期制作工序极为相似。

唐代的《四时纂要》中记载，制作豆豉需要经过 “三蒸三晒 + 盐渍” 的复杂工序，这样才能做出美味的豆豉。

而日本仅仅学习了发酵豆子这一过程，直接将发酵好的豆子作为食物，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纳豆。

中国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加入盐、水等调料，制成了风味独特的酱料。

日本这种“半成品” 式的文化移植，充分反映出他们在学习中国饮食文化时的不完整性，只是截取了其中一部分，没有全面掌握整个制作工艺和文化内涵。

古代汉字传入日本后，很多词汇的语义都发生了偏移。

就拿 “床” 来说，在唐代，“床” 指的是坐具，可到了日本，它却专指卧具；“汤” 在中国表示热水，而在日本，它的意思变成了 “洗澡水”。

支踵这个名称虽然被保留了下来，但由于语言文字翻译上的局限，其功能在日本被误解，最终发生了转变。

这说明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一个小小的语义偏差，就可能导致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产生巨大差异。

日本是一个岛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他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尤其是较高文明的文化时，往往会急于求成而出现半生不熟。

以支踵为例，它的食器化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支踵的原始功能。只能说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时，是 “重形式轻内涵”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