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展 | 科学游戏：民国业余无线电家的兴味

5月5日是中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五五节”，在科博“电波纪元——无线电技术早期历史展”展出之际，特别刊发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蔡文洁撰写的纪念文章《 科学游戏：民国业余无线电家的兴味》。正在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展出的“电波纪元——无线电技术早期历史展” 回顾了无线电技术早期发展历程以及它对社会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展期内，我们将举行一系列围绕展览主题进行的沙龙、工作坊、活动，并发布相关主题文章。

作为一种“科学游戏”，业余无线电在20世纪席卷全球。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业余无线电群体通过线路图、真空管与电阻等物质材料构建起的非正式交流体系，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开辟出独特的知识生产空间。这一过程不仅展示了机器和科技如何进入日常生活、渗透到人的感情世界，还构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塑造。线路图、拆装术等形成了从“蓝图”到实践的“技术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体现了具身知识的传递，也表现了人机交融的感觉和实践。业余家们的活动不仅挑战了传统的线性进步观，更揭示了业余群体的技术民族主义诉求。这种以设备改造和知识共享为核心的技术文化，构成了技术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物质文化维度。

01

“拆”与“装”的知识-政治经济学

此处拆下，装在他处；他处拆下，

装在此处，试验各种路线图，

趣味较购置一座整个收音机，

有天壤之别。

——W ：《无线电零件配置》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无线电爱好者通过“拆卸”与“组装”无线电设备，在实践中探索技术的边界，形成了独特的技术体验和DIY文化。拆开一架收音机，内部线路纵横、机件罗布，大到真空管，小到螺丝钉，多种元件各司其职。无线电爱好者“装上拆下”，试验各种线路图，形成一个新型知识-技术空间。这一空间依赖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大众媒体的知识传播、无线电零件市场的拓展与业余无线电社群的规模扩张，三者构成了彼此依存、相互强化的动态系统，最终促成了知识生产、物质实践与市场机制的多重互动。业余家的“拆装”过程不仅是对设备内部构造的“变革”，亦与近代政治革命的暗流相交织。

亚美公司，又称“业余无爱好者之家”（Amateurs’Home）。从1932年起，公司开始编印《无线电问答汇刊》，出版实验学理之作，帮助初学者入门无线电领域。亚美以“努力提倡国货”“以塞漏卮”的技术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科学民众化”为目标，形成一个集零件进口与研发、知识传播、社群构建、消费引导的科技综合体。中雍无线电机厂《实用无线电杂志》以“实验为中心之意义”，并不单纯以仿制机器娱乐为目的，而是要“创造的、系统的、计划的”在无线电领域寻求研究对象，得出理论与经验，“循着螺旋的轨道前进”，同时传播“科学文化”以教育公众。这些期刊上形成了大量的操作指南与技术文本，这些技术文本与无线电机厂的零件广告同时出现，形成技术文本与商业宣传的交织。与此同时，中国业余无线电社推出的《无线电杂志》（QSP）等社刊，《申报》《新闻报》《国民导报》的无线电专栏、特刊，充塞着数不清的线路图、器材广告、“知识问答”“读者来信”等内容，这些出版物构建起一个开放的技术交流空间，专业工程师、业余爱好者在此交换电路方案、探讨技术细节，这种知识共享机制大大拓展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技术认知体系和电材市场。

《无线电杂志》第2卷第1期封面

《实用无线电杂志》创刊号封面

《无线电问答汇刊》

1932年第11期封面

《中国无线电》

1941年第9卷第12期目录

在无线电杂志上，可以看到大量业余无线电家分享自己的线路图，这类技术图纸不仅是装配指南，更是全球通用的视觉语言。它们打破语言藩篱，形成了一套跨国界的技术符号体系。作为典型的技术图示，无线电线路图实现了知识的双重转化：一方面将抽象原理具象化为可复制的视觉符号，另一方面将个体经验转化为可传递的结构化知识，这些可视化技术文件构成了非中心化知识网络的物质基础，形成一个结合人-图-物的知识链条。这些电路图大大降低了入门业余无线电的门槛，XU8TO 通过《雷电华周刊》等刊物上刊登的矿石机线路图，废寝忘食，一一试过，深深感到自己成为了一个“无线电迷”，他又通过Radio News 杂志学会了短波的再生机线路，开始尝试DX（远距离通联）。李恒钺（AC2UG）开始业余无线电之路得益于友人陈铁寿（AC1TS）赠与的电台详细线路图，从此沉迷于业余无线电的趣味。线路图是业余家的启蒙密码，图纸即教材，从纸上蓝图到空中频段，线路图联结脑与手、理论与实践，是业余无线电“微观宇宙”的寻宝地图，催生出一个不依赖权威的，去中心的技术知识社群，形成一种普惠社群的“开源文化”。

陈铁寿赠与李恒钺的发报机线路图（参考了1929年9月份的美国QST杂志）

胡警庸的线路图

感知清晰明亮的声音需要极高的成本，业余家思考如何用低廉的成本获取更优秀的听觉体验。矿石机价廉、易作，不少Hams的业余生涯从组装矿石机收听广播开始。矿石机的装配往往要失败数次，甚是考验耐心。XU8TO在十二三岁时，花了七块钱买了一架矿石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拆开想看个究竟，却再也装不回原状了，索性将其中的原理搞个明白。这件事成为他“入坑”业余无线电的起点。余育德从1926年接触无线电，买了一副听筒，一个矿石，绕了一个线圈做了一具矿石机，马上就听到开洛公司的广播。他又凑钱买了一个199电管和零件，接成了一具一管再生式收音机。后来他又开始看QST杂志和无线电手册，学着做了一具199-199-120三管再生式收报机，他又向大华公司买到了一只当时最新的四极管UX222，变成了一只四管机。他的线圈用紫铜管绕成，放在两根玻璃棒上滑动，真空管装在电容器上以省接线，自己买不起变压器就向学校借了一只。收发报机做好了就日夜学习电码，蜂鸣器吵得全宿舍不安。呼号为AC8AM的电台就诞生了，随即和国外的KLHR完成了通信。矿石机中的矿石可使用中药铺中的“自然铜”，价格低廉。但如果追求音质，依然要购买价格更昂的矿石检波器。作较远距离的通讯，则非使用真空管不可，真空管价昂，耗电大，且修理不易。1933年，胡警庸可用自己的矿石机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和日本JOAK电台的节目，其余的便都听不到，但两个电台时常相互搅扰，收听不清。在装配单管机之后，中央广播电台的声音骤然洪亮。胡性格好动，一只收音机拆而装、装而拆，最终改成了两管机，他又将矿石加入其中，最终得到一只多用收音机。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业余无线电家将可得的“物”变形、重组，不断赋予它们新功能，以实现对“物”的创造性利用。

简易矿石机制法，自然铜价格低

《申报》上的国货无线电材料广告

《电声日报》上的“零件交换广告” （1932年6月17日 ）

《电声日报》上的“旧零件廉售广告”（1933年7月26日）

天线设计、线圈绕法、电蝉（蜂鸣器）与电键的制作知识都可以从报刊上获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上海播音台愈发增多，为了防止各电台之间的“乱斗”，业余家更改线圈的圈数以收听不同电台。大华、亚美等无线电机件公司的原材料供给为业余家提供丰富的原材料支持。依托全球化贸易网络，真空管、电阻等元件得以跨洋流通，支撑起业余家的组装市场。这种技术文化催生了独特的“共享经济”——爱好者之间的零件交换网络以及二手零件市场的形成。1933年，林孚公司在《电声日报》上发布广告代售旧零件，“取佣极微，脱手极快”。而收音机修理、组装亦形成一门生意。商业杂志通过整合业余者投稿与技术文本，构建起知识共享网络。这种由商业出版、业余实践与知识生产构成的循环系统，推动了无线电业余社群的形成。业余社群又催生了零件市场的扩大，技术文本指导实践，零件广告催化物质流通，最终形成“知识-物质”的双向互动。

电蝉的结构

线圈之设计

简便天线的装法

利用风筝做有趣的天线

业余无线电家们的“拆装”艺术，是对技术主权的另类争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无线电技术带来了特殊的政治挑战——那些可拆装、易隐藏的无线电装置，在国民政府的监管下闪烁着危险的芒，成为政治权力争夺的焦点。1928年，一位叫李强的革命青年，奉周恩来之命在上海研发无线电收发报机。他设法从大华仪器公司买到收发报机，在市面上购买各种零件，通过“拆装”学习其中的原理，并通过结识一位业余无线电家，学会了绕线圈，在另一位革命青年张沈川的帮助下成功完成收发报试验。这位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姓名的业余家参与了惊心动魄的时代巨变，而革命者进入业余无线电家的空间，完成了一次革命的“拆装术”。这一地下通信节点的构建，一方面依托于上海无线电零件市场供应链的形成，另一方面根植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所构筑的技术共同体。

02

HAMS的日常与情感基础设施

像一对热恋的爱人似的，

我始终爱着它。

——黄小芹（XU3ST）

业余无线电实践不仅重构了爱好者的生活节律，更催生出特有的生活秩序，编织出以技术为纽带的人际网络，塑造出情感维系的物质通道。对于许多业余无线电家（Hams）而言，业余无线电是贯穿一生的乐趣，构筑起他们多维度的生命图景。作为“人生基建”的业余无线电，铭刻着每个呼号背后特有的人生叙事。呼号、缩略语、QSL卡，以及定期更新的电台“近况”、“通讯日志”，共同构筑起爱好者的业余生涯“档案库”，组成一部电波写就的“深情史”。

业余无线电是互联和协作的艺术。当业余家们回溯自身经历，总会提起几位引领他们进入这片天地的领路人与协作者。周未算（XU8TZ）和XU8KG及XU8GK是多年同事，周见两位同事时常拆装收发报机，有时还会收到QSL卡，因此对无线电产生了兴趣。后来在业余波段，他收到业余电台的CQ呼叫，羡慕之余，便开始动手制作自己的发报装置。张让之（AC8ZT）是业余无线电界的先锋人物，他从1929年开始研究短波无线电，用一台十瓦短波发报机穿越太平洋与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业余者对话。他第一次试验短波，便是与自己的友人徐人君合作。他在《无线电杂志》上感慨业余事业“因乏伴侣而少兴趣”，因此他投身于创建业余无线电社团——中国业余无线电社（CARU）。

中国业余无线电社“意旨”（部分）

周未算的QSL卡

郑光祖（XU9KT）第一次QSO（直接通联）得到了周建畏（XU3CY）的热烈响应，这使得他惊喜交加，“手脚都颤动起来”，这次成功“Hi”使得二人后来成为好友。郑光祖感慨：“诸位！你们看无线电的魔力多么伟大啊！不但是与交通、军事、国防上有密切关系，而且是业余者感情的媒介哩”！1937年，年轻的业余者XU8TO和张让之在中华业余无线电社（CRC）举办的联谊会上相识，得到了这位业余无线电老前辈的热心指导。XU8TO惊叹于张让之的收报机之清晰，DX（远距离通联）讯号收不胜收。张还将十数年来的实验笔记慷慨示于后辈，XU8TO大开眼界，也开始写作实验报告。1938年，XU8TO考入燕京大学后，当时的北平环境恶劣，机件难寻，他游走于全城寻觅零件，在零件铺中邂逅了《实用无线电杂志》上的名人——徐鸿赢（XU2HY），二人从此结为好友。他感慨“业余家是友爱的”再次得到印证。业余家也共同抵御国民政府对业余空间的倾轧。福州的业余无线电家高振洋（XU7CK）被福建电政管理局收走电台的全部机件，同时波及了全7区的Hams都受到一场严厉的审查。有赖于长沙、武汉的业余家吴抡元、张宗汲、张令英、郑先祖等人为他们积极奔走，这场风波才得以化解。这些充满温度的业余无线电往事，再现了业余无线电这一技术共同体深刻的群体认同。

高振洋与满墙的QSL卡

黄小芹与满墙的QSL卡

除了以技术为纽带的人际网络的拓展外，业余无线电还如同一场日常的修行，调节着爱好者生活的节律。张元震（XU8XY）喜欢在20米波段内讲笑话，经常到半夜十二点，另一位业余者写信告诉他，他的笑话已经成为了自己的消遣。曹新民（XU8SM）在对业余通讯产生兴趣以来，几乎将业余所有精力都放在无线电上。根据霍实颂（XU6SW）发布在《无线电杂志》上的“业余通讯日志”，他几乎每晚都与全球各地的业余者通联，直至深夜。谭约翰和赵振德时常在杂志上中描绘国内外的业余无线电家“群像”，他们的“田野记录”为后人提供了详细的“电台操作民族志”。他们记录了全国各地爱好者的设备型号、发报节奏、呼号风格，有的人态度“高冷”，有的人喜讲笑话，呈现出鲜明的个体风格。

霍实颂1936年11月的部分通讯日志

在战乱频仍的中国，业余无线电是爱好者艰难生活中的“光”，承载着他们对技术、对生活的热忱。周健生（XU8JT）的电台尚未“On Air” 就遭遇了国难，损失了所有机件，他认为“业余家应有百屈不挠的精神和毅力”，依然在《实用无线电杂志》发表业余电台的装配方案以求教方家。1937年，XU9MK因“七·七事变”从燕大迁到汉口，辗转香港、上海购买零件，离开上海时是八月十二号早晨，距离“八·一三事变”仅仅二十余小时。在战乱中，XU9MK依旧在设计、试验电路图。抗日战争胜利后，谭约翰（XU2JT）不无激动地说：“潜伏了九年的火腿热情，莫不起重作冯妇之冲动。”取出满盖灰尘的发射机，从米缸中拿出再生式收音机，从地板下取出珍藏数年的零件，翻翻无线电手册，“用不了几许工夫又可装成我们的RIG（电台设备，笔者注）”。这些个体生命史的碎片共同构筑了跨时空的技术共同体记忆，无线电零件的散落与重组，与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沉浮相互映照。

QSL卡作为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通信凭证，不仅是跨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更承载着全球无线爱好者互联互通的愿景。早在1936年，谭约翰在《业余收听电台》一文中便建议从业者多在20米波段开展工作，这一波段能接收更远距离的信号报告（DX Report），从而增加获取远方QSL卡的机会。这种对远程通讯的追逐，使得收藏QSL卡逐渐演变为一种堪比集邮的文化现象。在这个充满浪漫色彩的交流网络中，文化的流动往往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样态。黄小芹（XU3ST）曾收获一张特殊QSL卡，卡片不仅以夏威夷语"Aloha"传递问候，更醒目地印刻着中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发件人Huang Dau Ching（K6IDK）显然深谙中国文化，这张跨越太平洋的卡片印证了文化在电波中的奇妙循环。

黄小芹收到的来自夏威夷的QSL卡

黄小芹的QSL卡

在这些泛黄的纸片上，那些看似随意的笔迹往往成为时代的最佳注脚。1939年，陈仁慕（XU8ZM）收到了一张来自荷兰的QSL卡。当发现卡片角落处歪斜却认真的"孙中山"三个汉字时，可以想见那位荷兰无线电爱好者在完成通联后，怀着对遥远国度的向往，提笔练习书写中国革命领袖的名字。这张定格在二战前夜的卡片，令陈仁慕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不禁与远隔重洋的同好产生命运共鸣，唯有祈愿对方能在欧陆战火中平安。

陈仁慕收到的来自荷兰的QSL卡

张德华（XU2TJ）和洪晶（XU2CY）是两位女业余无线电家（YL），她们毕业于燕京大学，《实用无线电杂志》评价她们：“娜拉再还到家庭的复古声中，男性无线电青年正彷徨于业余与享乐的歧途上，她们已经在业余无线电界埋头苦干了”。谭约翰曾以美国著名女无线电家西克施为例，呼吁中国出现更多YL：“来吧，Amateur Radio可以更改你的人生观，可以使你快乐，可以使你获得更多的朋友。”从空中到现实生活，业余无线电家的友谊超越边界，以真空管、线圈等物质为媒介，编织成多层次的技术网络。

《实用无线电杂志》上刊登的张德华、洪晶合照

“业余三友”吴抡元、黄小芹和曹新民合影

03

电码艺术与收发报机病理解剖

“地大”“大地”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声音，

实在却是一种国际通用的语言。

——俞子夷《电码》

业余无线电是一门需要投“身”的艺术，其操作知识是一种具身知识。这种技术要求操作者开启多种感知通道：通过指尖对电键的把控，听觉系统对音频的感知，触觉对温度的衡量，以及视觉的监控，构建起多维度的感知-反馈网络，以期形成人机合一的协同操作。从电码拍发到故障诊断，无线电机件被整合进操作者的感知系统，形成机器和身体的联动，导向人机交融、共感的操作体验。

俞子夷认为初步学习电码，关键是造成一种联结，操作者看见一个字母或一个注音符号，便生发长长短短组织的动作。在练习时，把“地地”“大大”的声音与符号造成一种不可分离的联结，听到声音，便可写出字母，这是练习“收抄”；看到字母或注音符号，便能默念“地”“大”等声音，随之用手打节拍，“地”的时间短些，“大”的时间长些，这是练习“打报”。这一过程通过实现肌肉记忆与机械反馈的动态平衡来完成流畅的人机协作。这一协作过程的物质媒介为“电键”、“电蝉”。电键的执法亦有讲究。操作者身体须端正地坐在椅子上，电键不要抓得太紧，拳头在桌面上微微抬起，除了手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须“很松弛很写意”，才可得到良好效果。每个动作须平均，点的长度须一样，点与点之间的距离也要一样。发报时的“声音”亦重要。有业余者认为，如果电蝉声音粗糙，发报练习的乐趣就会少很多，旁人亦会被不悦耳的声音搅扰。而俞子夷认为在发报时依赖电蝉是一种“恶习”，关键是要养成一种打报的节奏感，口中默念节奏即可。对人体与机器的联动的强调，在俞子夷的《无线电杂谈》中也有提及。他谈到一种“人体作用”：在为再生式收音机调音时，有时一松手声音便“嘘嘘呼呼”狂叫，或者“扑”的一声完全失掉，他认为此时收音机和人体组合成了活动的容电器。

《大声无线电半月刊》刊登的《电码收发自修法》指出，在发报时要先口读字母，随即用手按键，要学习各字母不同的声音。练习时“须专心一致不可烦躁”，如漏听字母，“切勿久思”，否则将造成更多字母漏去。这篇“指南”提示操作者在练习收发报时要追求“心流”的沉浸感，因为任何失误都可能造成连锁反应。这正是业余家余育德所阐发的“垂钓”境界，业余无线电操作是人机协作下“身、心、物”的合而为一。

电蝉的连接方法

电码易记图

这种人机交互体验所带来的是一种人机关系的变革。当业余家将机器人格化后，它们不再是冰冷的器物，而被赋予了生命的温度，需要看顾和照料。修理因此成了“望闻问切”的医学技术。在机器出现故障时，需要采取专业的诊疗术。俞子夷在《无线电收音机诊断治疗术一斑》中提及，修理收音机，首先要倾听它的声音。“刀刮声”“摩擦的杂音“浑浊声音”“低调的蜂鸣声”“煎炒声”“破碎声”“狂叫怒吼声”分别对应不同的病症。听声的同时要用手向各处探索，感受机器的震荡。王张全在《业余无线电实验应诊录》中，将听筒故障分为“急性症”和“慢性症”，仿若对人体疾病的辩证施治。他将“病源”逐个分析，并将修理程序逐步讲解，提醒业余家有时可“冒险行之”，有时“以不草率行事为妙”，林林总总，如同机器解剖指南。黄小芹、孙承诒将自己的业余生涯比作“追求爱人”，这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感性修辞，更揭示了人与机器的相互协作和“驯化”，这一过程蕴含着操作者的直觉把握和情感体验。

俞子夷的收音机病症诊断表

04

科学救国

如切如磋，声应气求，

匡时伟业，与子同仇。

——陈立夫为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

战时无线电展览会特刊题词

业余无线电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这项技术实践不仅承载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追求，更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使命。从零件购买到呼号体系，从业余组织的建立到业余家投身疆场，在“技术民族主义”的驱动下，中国业余无线电呈现出复杂的历史面向——它既承载着业余家联通全球的梦想，也是业余家通过实践重构国族技术主体性的尝试。

潘炯时在《无线电波》首期中疾呼，业余无线电家“应以培养国家元气，服务国家为己任”。通过对比其他学科，他认为无线电学在中国的发展较为迅速，“是可为我国学术前途庆幸，更希此老大落伍之中国，有所生色，向世界科学前途，猛起抬头”。这种将技术实践上升至国家高度的论述，映射了当时业余无线电界的技术民族主义诉求。正如余育德在《无线电世界》中所述：“研究科学必要的实验很难办到，只有无线电，比较轻而易举，只要看些杂志，配些零件就可实地做起来......提倡业余无线电是迎头赶上的一条捷径”。在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语境中，业余无线电被寄予了高效又经济地提升国家科技能力的期望，承载着在危机中加速探索“科学救国”道路的技术愿景。

《无线电杂志》上刊登的“科学救国”题词

一般而言，业余无线电家的呼号由开头一个或两个字母表示国别，一个数目字以表示电台在本国的某一地区，最后再加上两个或三个字母以分别各个电台。1927年华盛顿无线电会议制定了国际通用的呼号规则，规定中国电台的首字母应在XGA-XUZ之间。在此框架下，各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呼号通例取最前或最后的字母，因此中国电台的呼号首字母为XG或XU。然而，此时的中国尚未建立自主的无线电管理体系，这导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华活动的国际业余无线电组织——万国业余无线电联合会（IARAC）单方面制定中国业余无线电分区数字图，将中国业余无线电呼号强行设定为AC开头。

1927年版各国呼号分配表

IARAC呼号规定下的中国业余无线电呼号表

鉴于此，中国业余无线电界展开了自救行动。1933年，李恒钺和孙克铭分别在《无线电杂志》上提出了两套不同的呼号划分方案。中国业余无线电社于1935年正式推出统合各方意见的划分方案。与此同时，更多中国本土业余团体开始涌现。1935年，赵振德（XU5UX）在杭州联合多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创立振中业余无线电研究社（CCRCC），该社团明确以打破IARAC的通信垄断为己任。黄小芹进一步倡议应当建立中国自己的QSL Service，以此形成独立于国际势力的通信网络。

IARAC的业余无线电分区

中国业余无线电社的业余无线电分区

李恒钺方案

孙克铭方案

抵制日货零件亦是业余无线电家的爱国实践。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电声日报》在报道无线电零件市场时指出，电容器市价虽仅为2-3元，但需警惕可能混入的“仇货”。这种经济层面的抗争很快上升到技术层面——1935年，《无线电杂志》编者号召从业者“举起无线电救国的旗号”，主张在实践中探索实验室里的“技术革命”。业余家应“手脑并施”，为国防做贡献。此时大多数爱好者仍停留在接收信号的初级阶段，真正具备发信能力的仅占少数。1936年，黄小芹提议在国内成立一个SWL（Short Wave Listener）会，促进无线电爱好者对短波的兴趣，训练更多具有收发电讯能力的“准业余者”，必要时能成为为国效力的“无线电工程通讯后备员”。这一提议虽未见后续，但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这种技术准备迅速转化为实际的国防力量。

1937年10月成立的业余无线电人员战时服务团，以战时通信保障为核心使命。至1940年初，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该组织正式改组为“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CARL），成为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技术力量。为突破战时地理阻隔，1939年5月5日战时服务团首创“空中年会”，次年正式确立每年此日为“业余节”，由此形成了一种融技术实践与救亡图存于一体的“技术文化”。这一“技术文化”在战时烽烟中，被赋予别样的意义和功能。

CARL负责人朱其清

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入会申请书（1947年）

1940年的空中年会堪称典范。以重庆为中心，全国无线电爱好者突破空间限制实现跨地域联动。参与者通过无线电报传递姓名呼号、互致祝词，这场具有象征意义的科技集会，旨在向全国抗战将士致敬，讨论业余无线电家战时工作提案，向全国业余家进行精神动员。《神州日报》评价这场空中年会"实具无限深长之意义"。至抗战胜利前夕，空中年会举办多次，在技术专家朱其清的领导下，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构建了覆盖滇黔湘桂直至印度缅甸的通信网络，即使在敌占区的南京、上海，仍有秘密电台坚持运作。这种横跨大后方与沦陷区的“技术共同体”，有效支撑起大后方与前线的信息通道，在争取国际同情，干扰敌伪电台之荒谬广播，训练技术人员，增进学术文化交流，对国外宣传抗战国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XU8MN为代表的多位业余家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尽管业余波段再也听不到他们的“风”，但他们的电波将在历史的天空中“永不消逝”。孙承诒（XU3AS）于1937年加入抗战队伍，携带他的收发报机辗转于山东、河南各地。他用收音机零件建造了五十多架小型收发报机，组织了严密的通讯网，训练了百余名通讯人员，多年战乱已将他塑造成一位专业的战地通讯兵。于孙承诒而言，业余无线电如同“正在追求着的爱人”，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激励”。抗战一胜利，在伏牛山区艰苦的环境下，他马上拾起业余的兴趣，利用仅有的破碎零件，加上若干战利品，设计出了完全用干电池供电的收发机。1947年5月7日，孙承诒重回业余频段，九年来第一次业余“On Air”便会到老朋友C7CK，空中重逢，欢欣异常！

孙承诒设计的无线电发射机和接收机线路图

对于许多业余家而言，业余无线电不仅是科学普及的重要途径，亦是追求幸福和陶冶情操的绝佳方式。正如王崇植、恽震所言，业余无线电作为一种“科学游戏”，器具轻巧便宜，“人人可得而戏弄之”“大足为人类永久试智品，打不完之哑谜也”。1941年，唐明斗在《怎样踏进业余无线电园地》一文中向读者发出邀请，他生动描绘了业余无线电家的心境：

直径8000里（英里，笔者注）的地球，在我们业余家手里，哼！不过是一个小皮球罢了。仅好放在袋袋里玩玩而已。或许我们将要更进一步的与火星通讯呢？设若你装了一架小小的Transmitter放在床边，再同样的装好一架放在你Sweet Heart的床头，在“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的晚上，情话连遍（篇），这又是谁的赐予呢？即使就是与他地的火腿们通话而论，也是足以令人兴奋得失眠的，这失眠是甜蜜的失眠，富有诗意的失眠呀！

业余无线电既是一种技术实践，也是一种富有创意的情感联结方式。它不仅承载着爱好者们的科技探索之旅，亦是一种融入日常生活的浪漫追求。这种技术梦想和科技深情，共同构成了近现代科技史的一个独特侧影。

注：本文中收发报机的“拆装”、“病理解剖”及“人机关系”的论述参考了王雨：《知了世界：听觉机器与近代中国听觉观念的流转》（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