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何要发明文字——大概很难想到，最早极可能是这个原因

现在世界上的人们，不识字的很不少，但不知道有文字存在的未必还有。

关于文字的产生，尤瓦尔·赫拉利在著名的《人类简史》中，认为源于上古先民“记忆过载”——需要记住的事太多，人脑装不下，结绳又记不清，于是不得不“另辟蹊径”。

“结绳纪事”， 是全球不少民族经历过的“史前”阶段，不仅多见典籍记载，田野调查亦能证明。

“新大陆”被“发现”之前，分布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一带的安第斯文化，虽被公认已进入“文明”阶段且人口不少，但仍广泛使用复杂的“结绳语（quipu）”——甚至用数百条绳子，打数千个结——以记录相当复杂的信息。

看来，“记忆过载”，并不一定是解释文字必然产生的能够令人信服的因由。

（安第斯文化的“结绳语”）

一位英国学者在其所著《字母：人类历史的钥匙》中说：“要确定像文字体系这样的包罗万象的概念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困难的”。 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于其《文字》一书中也说：“即使我们掌握大量的古文字史的文献材料，恐怕我们也不得不放弃深入探究它起源的奥秘。”

中国古籍讲到“圣人作书”的很多，但何以“作书”，似也语焉不详。

《庄子·胠箧》：“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庄周说，在这些古贤时代，民众“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而“则至治已”——生活得很好，且社会治理到极致——然而似无发明文字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问题仍然是，后世之圣干嘛非要发明文字，以书契代替结绳？！

《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荀卿说，发明文字有好多人，唯独仓颉将其传了下来。这就如同发明稼穑也有不少人，唯独后稷将之传了下来；发明音乐有很多人，唯独夔传了下来；注重义也有不少人，唯独舜传了下来。

所谓“好书者众矣”，荀卿所指，应如《世本·作篇》所载“沮诵、仓颉作书”——“沮诵”即“祝融”，创造了东夷文字；而仓颉创制了华夏文字。

荀子所云，只映射了他丰富的民本思想，对解答文字何以产生亦无实质帮助。

苏联时期的文字学家伊斯特林，在其《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一书中，倒是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他认为，世界上的早期文字之产生，“原始巫术的需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他说，“世界上的早期文字”，是由“图画文字”为主的“句义文字”发展而来的“表词文字体系”。 还说，这种文字体系，“几乎每一个这样的（表词文字）符号都逐渐地开始表达单个的词”，“确切些说是表达语言的单个的表意单位”。 他接着说：“大多数这种文字体系（苏美尔、埃及、中国的文字），更晚时期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文字体系，都是由于古代埃及人、苏美尔人、中国汉族人（注：原文如此）、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在他们的文字体系形成时期有相似的社会条件和相同的发展水平而独立产生的。”

概括他关于“世界上的早期文字”产生的观点——

第一，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有了文字产生的某种客观需要。

第二，国家一类的社会组织的形成，对文字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保障作用。

第三，此时，形成了祭司、官员、书吏这样专门“研发”、使用文字的社会特权集团，文字只掌握在这些集团手中为其所用。

第四，“表词文字”，转换成我们的说法，就是不表音的“象形”“象意（会意）”字。

第五，这类文字的产生，“原始巫术的需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代中国的文字学学者，依据大量、丰富且延续性极强的考古成果，可以从更恢弘的历史观视角回答下面的两个重要问题——

文字究竟是为了怎样的目的而创造的？究竟是谁或哪些人创造了文字？

（良渚文化出土玉器上的天神像）

氏族社会，包括发展到后期的氏族联盟，内部沟通和交流，完全可以通过语言实现。

即使记录族群内或联盟内的各种事物，使用类于安第斯文化的“结绳语”应亦不难完成。

这对应的，大约就是庄子所说的古贤时代——安居乐业，结绳纪事，且无促成“作书”的紧迫和必要因素。

请注意，一旦原始宗教产生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哪怕仅如氏族这样的社会组织膨胀壮大，情况则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原始宗教形成，源于人们面对自然和自身有了更多的不解之谜，由此产生了衷心敬畏和精神依赖的对象——超自然的神祇或称为图腾崇拜。

其次，神祇或图腾，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是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主宰——个人和族群的生息、存灭、福祸以致日常的一切，皆靠神祇的赐予和庇佑——膜拜和顺从一定是完全彻底的。

再次，正如中国古籍所载，曾经有过人人皆可与神沟通来往的阶段，后被认为由此造成了世间的混乱，所以“先圣”要“绝天地通”——禁绝人人通神的权力，只能由少数人独掌“人神交通”这种大事。

“绝天地通”，是“人神交通”的垄断，也是“王权神授”之开端。

（苏美尔表词文字：王冠、宫城和权力之手）

被垄断的人神“对话”，显然仅靠包括手语在内的语言和结绳，是无法实现的——既不“神圣”，也连“沟通者”自己都不会信以为真。

很可能，于是便有了一种神人共享的“媒介”——“表词文字”。

其实，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图画文字”和逐渐演化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句义文字”，其主要反映的已经是与祈祷、祭祀等人神交流的内容。

从“图画文字”到“句义文字”，进而再到“象形”“象意”的“表词文字”，则完整形成了文字演化、产生的逻辑闭环。

（1，贾湖遗址龟甲刻符；2和3、良渚文化器物上的刻符）

距今9000-7800年的贾湖遗址，出土了目前已知的最早刻符符号，均刻于龟甲。

其中的一个符号，与4000年之后的甲骨文“目”字十分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距今5000余年的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璧上，也发现了相同的符号。见上图。

神龟通天，玉璧亦可天地通，这是古人的普遍认知。在龟甲和玉璧上刻画的上述符号，若只以甲骨文的“目”字来解读，大概率不是当时古人的本义——这个符号，当是古夷文的“吉”字。

五千年前的古中国，已是广土巨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应是多种“早期文字”同时起源——有后来成为“大一统”的被称为“汉字”的文字系统；还有古夷文和巴蜀文字。

这些“早期文字”或契于龟甲，或刻于玉器，还或雕于陶器，但基本与人神对话的占卜或祭祀有关。

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属于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出土的一件陶器上发现了11个刻符。以古夷文解读，其自上而下、自右至左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意即：为祛除恶鬼诸邪而占卜，以鸡骨卜卦，祈告始祖阿普渎，保佑长吉……。

一部现在不很出名的古籍《孝经援神契》，透露了“早期文字”和占卜的关系。

其云：“仓颉视龟而作书。”

遗憾的是，巴蜀文字，至今还未被解读，然而其属于“图画文字”和“表词文字”之间的“句义文字”，当无疑义。甲金文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应为“表词文字”之前的“句义文字”之孑遗。

（前为巴蜀的“句义文字”；后为金文铭文）

“表词文字”，就是“象形”和“象意（会意）”文字。

此类文字的特点，恰如许慎所云“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象形）”和“比类合谊，以见指撝（会意）”。

在许慎的“六书”造字理论里，“象形”排在第二位，第一位是“指事”；“会意”排在第四位，第三位是“形声”。

他的“六书”之前，还有班固的“六书”和郑众的“六书”。而郑众的“六书”，应该是最符合刘安、刘歆父子的“六书”理论原意的——郑众排在第一的是“象形”；排在第二的是“象意（会意）”——就是说，最先造出来的文字，应当是不表音的“表词文字”。

（古埃及圣书体“表词文字”）

正如伊斯特林所说，世界上如苏美尔、埃及、中国的文字，以及更晚时期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表词文字”体系，恰恰都是“象形”和“象意”文字。

这样的文字，只是作为少数巫史实现“人神交通”的“媒介”和“工具”，并非更广泛的民众使用的、用以沟通和交流的“媒介”和“工具”。

从而可以确定，最早创造文字的人，未必如古籍所载的仓颉或祝融这样的个人，而是人数不会很多的巫史集团。

文字的传承，一开始亦如是——只在巫史集团内部代代传承。在中国的商代仍然如此。

随后，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

一是随着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张，原有的“象形”“象意”文字不够用了，于是有了“六书”的另外四种造字之法，特别是“形声字”的产生，文字开始表音，这让文字的传播和传承更加方便了。

而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壮大，“巫史”集团逐渐分化成了“巫”和“儒”两个既交叉又分离的集团，“儒”集团的功能抓紧“溢出”至占卜之外，这是文字的传播和传承的范围和速度也大大增加。

中国之外，就是在中东一带，由原来的“早期文字”，逐渐发展成表音的字母文字，以致发展成跨大洲的、形形色色的各种此类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