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好”字何义——“美好”之“好”等是“转注”及“假借”

“好”字，《现代汉语词典》里标注了两个读音——“hǎo”和“ hào”，列举了17个“义项”——前一读音15个；后一读音两个。

简单地说，人们说到“好”，最常用的就是“美好”之“好”，“好坏”之“好”，还有就是“爱好”之“好”。

甲骨文里已经有“好”字，然而却无上述这些字义。

殷商卜辞里，“好”字出现数百次，但皆与“妇”连用，即“妇好”。

特别是1977年殷墟妇好墓发现后，“妇好”更引起了相关学者们的特别关注，研究也进入了实质性深入阶段。

（载有“妇好”的甲骨卜辞）

有影响的重要研究成果如下——

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的《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主要探讨了武丁时期妇好的活动及相关问题。

李学勤的《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推定妇好墓的年代为武丁晚年至祖庚时期。

严一萍的《妇好列传》，研究了妇好的一系列活动。

张政烺的《妇好略说》，认为“妇好”之“好”，从女、子声，甲骨卜辞中的“妇子”亦为“妇好”。还认为“妇好”在卜辞一期、四期分别出现，非指一人，异代同名属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即不只武丁时期一个妇好，妇好是高祖庙、大宗、中宗和祢庙掌祭祀的女官。“妇好”称谓，与《周礼·春官·宗伯》的“世妇”相合。

随后，张先生又发表《妇好略说补记》，进一步论证“妇好”是“世妇”和官名，殷王世代皆有“妇好”，武丁配偶“妇好”只是其中之一。

（甲骨文“好”字）

关于甲骨文“好”字，曹定云的《“妇好”乃“子方”之女》一文，做了集中探讨。

他总结了妇好墓发掘之前再到发掘之后的三种意见——第一种，“妇好”之“好”，是其“姓”，丁山、唐兰、张亚初持此说；第二种，“好”为氏族“名”，裘锡圭持此说；第三种，“妇好”之“好”，是其“名”，李学勤持此说。

他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子”是“妇好”所在母国国号，“子方”称“子伯”，是殷代的一个“方国”，“子方”将女子送至宫中并任称为“妇”的官职，故被送去的女子即称“妇子”或“妇好”。总之，“妇好”应为“子方”之女。

曹之观点，被学界更广泛接受。

（载有“妇妌”的甲骨卜辞）

殷墟甲骨卜辞中，有250多条有关“妇好”的卜辞，除此还有不少可根据辞义判定其占卜内容、事项与“妇好”紧密相关的辞例——可知，此“妇好”是商王武丁之妻，生称“妇好”，死后庙号为“辛”，祖庚、祖甲称其为“母辛”（见《合集》23116），乙辛周祭卜辞中称为“妣辛”。

这之后，又有学者对甲骨卜辞中的“妇”之“官职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妇是子辈男性的配偶。《尔雅·释亲》：‘子之妻曰妇。’”并以商周金文为证，“‘妇’是相对‘姑公’的称谓”——“殷王诸妇如武丁之配妇好、妇妌，皆相对于武丁之母而称”。

此说很有道理。《谷梁传·宣公元年》记载，及《诗·大雅·氓》郑玄《注》亦可为商周传承之证。

（甲骨文“井”字）

说回到“好”。

“好”字本义，在甲骨文里，如果没有新考据新解读的话，即可认为是“进到王廷的子方女子”。

同理，“妇妌”之“妌”，是“进到王廷的井方女子”。而且，“妇好”“妇妌”她俩都成了商王武丁母亲的儿媳妇，因而称“妇”。

那么，“进到王廷的子方女子”，怎么又有了“美好”之“好”、“好坏”之“好”、“爱好”之“好”，以致“扩展”到现代汉语里的17个义项？

段玉裁《说文注》提供了一个思路。

他在《说文》“好，媄也”之下注：“各本作‘美也’，今正。与上文媄为转注也。好，本谓女子。引申为凡美之称、凡物之好恶；引申为人情之好恶。本无二音，而俗强别其音。”

《说文》“女部”于“好”字之前有“媄”字，解曰：“色好也。从女，美声。”

段氏说，《说文》不少版本中，“好”字解作“美也”，他认为错了，所以予以改正。改正的理由，是“好”本为前面“媄”字的“转注”。

许慎关于汉字的“六书说”中，有“转注”一种。

其云：“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建类一首”，即因“部首”相同而归入一部。“好”和“媄”，皆以“女”为“部首”，所以尽归“女部”。

“同意相受”，用段氏的话讲，是“谓无虑诸字意恉略同，义可互受相灌注而归于一首”。

他说：“转注犹言互训也。注者，灌也。数字展转，互相为训，如诸水相为灌注，交输互受也。转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种文字者也，数字同义，则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

段氏认为，《说文》对“好”字解释，即是通过与“媄”字互训，将“媄”字之义“转注”给了“好”字。

尽管许慎、段氏均无缘见到甲骨文，但上述解读，的确高明——这就使原来本义为“进到王廷的子方女子”的“好”字，有了“媄”之“色好也”之义——亦即“好，本谓女子。引申为凡美之称、凡物之好恶；引申为人情之好恶。”

许慎认为，“转注”，使具有相同“形符”的字，其义可以“互训”“互注”，于是“受注字”在其本义之外又有了新的字义，因而终使早期文字的一字一义发生了根本改变。所以，“转注”也是造字之法。

这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理论。是文字的巨大进步。

“好，媄也”，是“转注”，怎么又有“假借”的事呢？

许慎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託事。令长是也。”

“令长是也”的举例，其实并不恰当，这里暂且不论。

最直接的例证，是语言中用在形容词、动词，甚至数量词之前的“副词”和“代词”，包括“语气词”，都属“本无其字，依声託事”之列。

比如，现在说的“好多”“好久”“好冷”“好看”“好在”等等等等。

“转注”，通过“互训”，使一字一义增加了新义；而“假借”，则通过引申或“依声託事”创造了更为广泛得多的新词——许慎说得对，“假借”也是造字之法。

上古先民造字，最早，一定是运用“象形”“指事”等方法先造出来的名词；然后，主要用“会意”方法造出来动词。

仅此还不够，若要记录丰富的语言，表达准确的思想、情感，就一定需要足够的虚词——“假借”，便承担着用以联络名词、动词，加强形容词等等新词汇的创造任务。

利用“假借”创造这样的新词，通过“表意”方法是极难的，但又并非只有“形声”的方式才可实现。

由此来说，“假借”方法，必在形声造字之前。

所以，郑众的“六书说”，将“假借”列于“谐声（形声）”之前，是极有道理的。

关于三种“六书说”，曾写过小文，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搜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