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萌悍匪马兴旺，手举石块拦截一野骑兵巡逻队，叫嚣：缴枪不杀

1949年农历十月十六（12月5日），我军四名全副武装的骑兵战士，路过门源县卡子沟。

悍匪马兴旺突然从一块巨石后跳出来，手里高举着一个手雷样式的东西，挡住去路，厉声叫嚣道：“缴枪不杀!”

几名战士都身经百战，他们临危不乱，仔细看马兴旺高举着的“手雷”，原来只是块拳头大小的石头。

几名战士又好气又好笑，班长王义高抬手一枪，送这名蠢萌的悍匪领了盒饭。

就在这个时候，周围山头上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

“我们中埋伏了！”身负重伤的王义高急促的道。三名战士护送着王义高且战且退，五六百名武装土匪紧随其后，穷追不舍。

幸亏附近有我军的一个剿匪小分队，他们听到枪声后紧急赶来接应。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大家才突出重围，撤退到卡子沟乡公所内固守待援。

轰动一时的“十月匪乱”就此拉开帷幕。

门源县原名“亹源”，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祁连山东端和达坂山之间，是河西走廊通往河湟谷地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此地发生过多少场战争，恐怕历史学家也说不清楚。

兰州战役后的9月12日，第一野战军一师师属侦察连，与二团侦察排联合行动，兵不血刃解放门源县城。

军阀马步芳盘踞青海多年，虽然“青马”主力在战役中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散落在各地非主力，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攻击，就原地溃散了。

败兵成匪，残暴成性的马匪，将马步芳儿子马继援的来信当成金科玉律“战马当耕马，武器埋地下，待机而动”。

这些散落的马匪暗中勾结，招降纳叛，采用种种灭绝人性的手段逼良为匪。马匪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仅在达坂山中，匪旅长马英，就聚拢匪众五六千人，编成了六个团。

十一月中旬，一野主力部队穿越河西走廊，挺进大西北。留在青海的部队，只剩下第一军，兵力使用上有些捉襟见肘。

十二月初，马英下达了发动匪乱的命令，扬言：阴历十月十六（12月5日），青海大小13个县，要一起行动。

因此可以说，马英才是“十月匪乱”的始作俑者。

本文开始描述的情节，是门源县匪首马成骠、马国范等人一手策划的。可门源县的匪乱，相比起相邻的大通县，简直不值一提。

12月5日，马英带领五六千匪徒，将大通县城团团包围。

而此时县城里，只有我军两个步兵连，一个侦察连，以及一个干部轮训队，总兵力只有500多人，指挥战斗的是九团政委余金龙。

余政委打仗很有一套，大通县城的城墙很坚固，可余政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命令本来就为数不多兵力，全部出城构筑野战工事。

马匪之所以敢折腾，是因为他们手里有迫击炮之类的攻城利器，对着砖土结构的城墙一阵猛轰，炮弹消耗得差不多了，城墙也炸塌了好几处。

土匪们呐喊着冲锋，因为马英许诺，谁第一个冲进城里，好处大大的有。

土匪们没有战术可言，密集式冲锋是他们的最爱。

这是典型的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打法，他们总期望同僚用躯体挡下最后一颗子弹。

余政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军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不计其数，单是弹药库里库存的弹药，就能够装备一个师，这也是马英首先攻打大通县城的主要原因。

冲锋的土匪，做梦也没想到，城墙成为他们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城墙下我军构筑的防御工事中，射出密集的子弹，土匪瞬间就尸横遍野，活着的也龟缩回去，任凭督战的匪首大呼小叫，再也不敢贸然出击。

余政委深知，自己这“空城计”只能用一次，所以他下令收缩防御，让战士们登上城头，居高临下，让土匪无法靠近。

但是在行动时，我军守卫北门的步兵连放弃阵地后，遭到占有绝对优势的土匪迂回包围，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余政委见状，亲率一支150多人的突击队冲出城外，接应被土匪包围的战友。

接近敌人后，突击队全体上刺刀，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杀透重围，被包围的战友成功的脱离险境。

我军在撤回城里时，又陷入重围，经过整整一夜的厮杀，才杀出一条血路，顺利地返回城中。

就在大通县城遭遇土匪包围后，我军的支援部队三个骑兵营，一个侦察连，以及一个炮兵营，从西宁出发，兵分两路紧急驰援大通县城。

炮营和一个骑兵营行动迅速，徒涉北川河后，遭到土匪顽强反击。

炮营被迫撤退，拉开和敌人一段距离后，开始对敌群进行炮击。

土匪顿时溃不成军，骑兵营趁机全力出击，终于击溃当面的敌军。

我军另一路援军，也遭到土匪的顽强阻击。虽然几次攻击，却始终难以突破敌军的防御阵地。

带队的首长审时度势，放弃原定的攻击路线，改道与炮兵营合兵一处，于12月7日凌晨，进抵大通城下。

此时坚守县城的我军，已经击退了土匪十几次进攻，

此时土匪已经突破城墙，在县城东关建立了三个立脚点。

我军守城部队伤亡很大，情况万分紧急。

我军援军到达的时间正是黑夜，匪首马英摸不清虚实，下令所部匪众，改向雷殿庙的我军进行攻击。

半路上桥头镇是必经之路。我军一个排奉命守卫桥头镇。

马英命令匪徒涉水渡过河流，对桥头镇我军前后夹击。敌众我寡，守军全部壮烈牺牲。

最让人心意难平的是，我军一个身负重伤的小战士，挣扎的爬到村里，求村里的妇女小孩给口水喝。

不料这个村里的女人及其孩子，都提着斧头菜刀冲出来，将重伤的战士活活砍死，并挖掉烈士的眼睛，找马英去邀功。

马英股匪溃逃，我军增援部队顾不上连日奔波，奉命继续追击。

土匪攻击雷殿庙未果，我军援军已到。

无奈之下，马英只得下令，所部匪众向上五庄方向撤退。

我军得知土匪撤退的位置后，命令骑兵营向极乐大庄进行截击。

尖刀班前进到一个村庄时，村里的老幼妇孺堵在路上，为战士们送上开水和干粮。

战士们下马感谢村民们的好意，不料藏在村民身后的土匪一拥而上。

等我军主力到达时，村里空无一人，只有十几具烈士的遗体，衣服被土匪剥去，头颅也不见了，现场惨不忍睹。

烈士的身份难以辨认，只能暂时把他们安葬在一起，称之为“无名烈士”墓。

几乎与此同时，我军的一个骑兵连和一个重机枪排，在教导员程杰的率领下，准备攻取土匪盘踞的乱泉。

在路过一片树林时，突然遭到1000多名土匪的伏击，我军这支小部队最后只有40多人突出重围。

程教导员重伤被俘，宁死不屈。丧心病狂的土匪竟然用斧头，将程教导员残忍杀害。

土匪对我军烈士的遗体，全都割去头颅，刨开胸腹，砍掉双脚，抽肠……

一天之内，我军出现了两座“无名烈士”墓。

土匪的暴行，引起我军战士的极大愤慨，发誓要让土匪血债血偿。

12月10日，我军5辆运送伤员的卡车，在寺咀村遭土匪伏击，被迫返回出发地。

我军随即出动一个骑兵营前去接应，与一千多名土匪遭遇。

狭路相逢勇者胜，虽然我军在兵力上不占优势，可战士们斗志昂扬，将土匪杀的抱头鼠窜。

战斗中，匪首马英的儿子被击毙。

12日，土匪袭击并占领了煤窑沟。

这里盛产优质煤炭，西宁市区生活、生产使用的煤炭，都来自于煤窑沟。如果任由土匪长期盘踞在煤窑沟，后果难以预料。

我军两个骑兵连，在营长王健武的率领下，经过连夜急行军，于13日凌晨2点抵达煤窑沟，将盘踞于此的土匪一网打尽。

在审问俘虏时才知道，原来这是匪首马英的调虎离山之计。

就在12日下午，马英带领600多名匪徒，试图偷袭我军兵力空虚的桥头镇。

我军六团参谋长张祖台收到情报后，立即向上级请求支援。

首长命令三师的一个团奔袭窑洞庄，切断敌人的退路，同时二师的两个骑兵营，从湟中出发，紧急驰援桥头镇。

马英气势汹汹，感觉胜券在握。

不料守卫桥头镇的我军一个连，战斗力出奇的顽强，土匪久攻不下。

下午四时左右，我军增援部队及时到达。

马英见大势已去，下令停止攻击，向东北方向的大山中逃窜。

马英带着数百残匪于13日凌晨三点，到达窑洞庄。

我军一个团在此严阵以待，恭候多时。将土匪杀得落花流水。

战斗中，我军司号员杨孝忠，开枪将匪首马英击毙。从他的尸体上，搜出黄金五两，水晶石印章一枚，印章上用篆书刻有“马英之印”的字样。

也正是因为这枚印章，从而确定了匪首马英的身份。

匪首马英被击毙后，所部残匪六百多人，退守大通县城以南的洞庄一带。

14日十点左右，我军动用三个骑兵营，在炮兵连的配合下，向盘踞在洞庄的残匪发起进攻。

残匪无力阻挡，向塔尔沟逃窜。我军兵分两路分进合击，试图塔尔沟的残匪一网打尽。

不料残匪已经是惊弓之鸟，在我军完成合围之前，逃往瓜拉峡。

我军在塔尔沟扑空后，立即向瓜拉峡进发，残匪继续逃窜。

我军追击部队经过数个昼夜连续行动，已经人困马乏，被迫于16日，在辛庄一带进行休整。

我军仅用十天时间，胜利平息大通匪乱。

战斗中，共击毙匪首马英及以下568人，俘虏土匪746人。我军牺牲107人，失踪69人，重伤（含冻伤）212人。

12月21日，增援大通县城的我军各部，接到“停止休整”的命令。因为此时的门源县城，已经被土匪攻占将近半个月了。

当初我军击毙手拿石块拦路的悍匪马兴旺后，遭遇大批土匪的伏击。并未意识到这是土匪大规模叛乱的前奏。

只是于12月6日，派出一支50多人的骑兵小分队，到昨天土匪出没的附近几个村落进行搜剿。

果不其然，四个手持武器的土匪招摇过市，正撞见剿匪小分队，被悉数生擒活捉。

此时天色已晚，剿匪小分队押解着四个匪徒，当天夜里在阴田区公所宿营，准备第2天将这几个家伙押解回县城。

第2天上午8点左右，剿匪小分队渡过浩门河，来到地势凶险的磨儿沟。

为了保证大部队的安全，县武装部科长宋信忠和三名战士自告奋勇担任尖兵在前面开路。

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四名战士顺利地走出磨儿沟。

但是当剿匪小分队押着俘虏全部进入磨儿沟后，一个叫高登基的匪首在山头上发射信号弹，顿时枪声骤起，数百名土匪使用机枪火力，将剿匪小分队压制在磨儿沟内，18名战士当场壮烈牺牲。

四名担任尖兵的战士也在旱台庄子遭遇土匪偷袭。三名战士快马加鞭，突出重围。

宋信忠战马中弹，他临危不乱，用步枪和敌人展开对射，掩护战友撤退。

子弹打光后，宋信忠又拔出手枪，此刻他也身负重伤，但仍然坚持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敌人。

十几个土匪狞笑着围拢过来，一个叫马仓的土匪，手中的铁锹劈在宋信忠的头上，然后又拍断了他的两根肋骨。

另一名名叫祁光元的土匪，担心功劳被马仓独占，对准宋信忠的头部和胸膛各开一枪。

剿匪小分队在磨儿沟遇袭的消息，很快传到县城中。驻守县城的翟鸿儒副县长，命令7名骑兵战士前去接应。

结果在路过红台时，遭到土匪机枪火力的袭击，4人当场牺牲。有两人身负重伤向南渡过浩门河突围，在大沟被当地老乡救起。

还有班长杨秀谭，身上被土匪砍了七刀，重伤昏迷。夜里被冻醒，爬到附近村里求救，侥幸活了下来。

上午11时，翟副县长又派出7名骑兵前去接应。

此时磨儿沟的战斗已经结束，无数的土匪，从四面八方狂叫着冲向县城。

这7名战士看到土匪人数太多，没敢贸然出击，悄无声息地撤进县城。

土匪之所以难以对付，主要还是他们平时混迹于民间，平时也靠种地做掩护。

我军一个名叫乔佩厚的司务长，匪乱发生时，他正在头塘村，从村民们手中采购粮食和蔬菜。

钱也付了，采购的东西也装车了。突然传来土匪逼近县城的消息。

几个贩卖粮食的村民，杜占林、杜福林兄弟，以及他们的两个叔叔，立刻撕下伪装，将乔司务长暗中杀害，手段极其残忍。

下午3点左右，1500多名土匪，兵分三路，向门源县城的北城、东城和南城，同时发起攻击。

我军在县城的部队只有不足百人。不但要分兵防御进攻县城的土匪，还要留出一些兵力，防备土匪布置在县城里的奸细。在兵力使用上捉襟见肘。

双方激战4个多小时，攻城的土匪未能前进一步。

此时天色已晚，县城里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原来隐藏在县城里的悍匪张仁，率领200多名土匪，突然从守军背后发起进攻。

我军守城部队腹背受敌，战况急转直下。

晚上8点多，翟鸿儒副县长决定：放弃县城，部队分散突围。并留下一个步兵排作掩护。

翟鸿儒率领一个骑兵一排杀出西门；战斗力稍弱的骑兵二排从北门杀出。

土匪都是些乌合之众，根本没料到我军会冒险突围，阵地被迅速突破，我军两个骑兵排都顺利的突出重围。

留下掩护骑兵撤退的步兵排有30人，为了给战友们争取时间，步兵排的战士们英勇抵抗，打退了上千土匪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直到夜里11点多，排长才下达了分散突围的命令。

城头上我军两挺重机枪形成的交叉火力，成功的将土匪压制，步兵排的其他战士趁此机会，走出防御阵地，身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十几分钟后，枪声终于停息下来，四名重机枪手壮烈牺牲。

按理说，留下掩护的步兵排，伤亡应该比已经突围的两个骑兵排大得多。可阴差阳错，这个排竟然比两个骑兵排伤亡小得多。

有15名战士从西门冲出，一路辗转来到大通县城，平安脱险。

另外11名战士因为负伤行动不便，都滞留在县城中，被热情的乡亲们冒险收留，并予以及时的治疗。

其中回族老乡马万德收留一人。蒙族老乡哈连奎收留三人。藏民贾挞勒，收留了7名战士。

贾挞勒的事迹堪称传奇，县城失陷后的两天时间里，土匪们都挨家挨户的进行搜查。

危急时刻，贾挞勒先是趁放牧的机会，将7名战士转移到他弟弟贾垴勒家中，待到风声没那么紧了，又把战士们接回家中。

附近的乡亲们都知道这件事，他们相互约定，每天一大早，将战士们送进山中躲避。晚上再把战士们接回来，挨家挨户地盛情款待。

从北门突围的骑兵二排，在突围过程中遭到土匪顽强阻击，战士们伤亡很大，最后只有12人，在排长郭志诚的带领下，越过平羌沟，进入甘肃省的皇城村。

伤亡最大的是从西门突围的，由翟鸿儒率领的骑兵排。

他突围以后，试图找当地人了解情况。

但是在土匪的威逼利诱下，翟鸿儒要找的人一个都没找到。失望之余，因为不熟悉地形，误入土匪重兵防御的红山湾。

经过连续激战，始终难以摆脱土匪的围追堵截，最后仅有一人突出重围。翟鸿儒及骑兵排战士共23人壮烈牺牲。

土匪攻占县城以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他们打开弹药库，抢走步枪330多支，轻重机枪21挺，弹药不计其数。另外还有牛、马、羊等牲畜共6400多头。

策划攻击县城，侥幸成功的匪首马成骠，野心极度膨胀。

攻占门源县城后的第2天，他命令匪首白永录率领600多名土匪，气势汹汹的杀向上阴田区公所。

区公所内只有八个人，副区长张发亮是个老兵，在他的调配下，战斗打得有声有色，土匪始终难以靠近半步。

到了下午4点多，又有500多名土匪，在匪首马公祥、高登基的指挥下赶来增援。

土匪人数虽多，可张发亮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守住阵地，等到援军到来。

此时天色将晚，张发亮让炊事员马英，去为大家准备晚饭。

不料这个马英是个惯匪，他没有去厨房，反倒是去了区公所办公室，战士们使用的子弹，都储存在这里。

马英将子弹都丢到围墙外，然后兴奋的喊了一声：“他们没子弹了”。

土匪马兴才听到马英的呼喊后，壮着胆子跑到区公所的大门口，将泼上煤油的大门点燃。

在大门被烧毁前，张发亮无奈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战士们合力推倒后面的围墙，成功突围到黑刺滩，再次陷入重围。

除了勤杂工马尽忠重伤后躲在黑刺（沙棘）丛中，侥幸活了下来。其余六人都不幸遇难。

张发亮本来打算泅渡过河，但在过河时被子弹击中要害牺牲。丧心病狂的土匪们把烈士的遗体打捞上来，剖腹抽肠，手段之残忍令人不忍卒读。

门源匪乱中，我军共有60名战士牺牲，还有11人失踪。

土匪攻占县城第3天，马成骠召集一众匪首，在南关大寺举行所谓的“庆功会”。

不知天高地厚的马成骠，当众大肆封官许愿，弄得“县长”“乡长”满天飞，“司令”“总指挥”多如牛毛。

随后马成骠又将土匪编成五个大队，每个大队500人，另外还有三个分队，共400多人。

“庆功会”上一众匪首胡说八道，大放厥词，竟然还制定了一个反攻西宁的行动计划。

土匪们的狂欢，混不知已经将要大难临头。

门源匪乱闹的天怨人怒，我军痛下决心，力求将参与匪乱的土匪一网打尽。因此除了调动参与大通剿匪战斗的部队外，又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兵分两路，于12月21日向门源县城进发。

土匪色厉内荏，见我军势大，就放弃县城，望风而逃了。

22日，我军兵不血刃，收复门源县城。

但土匪并未受到毁灭性打击，那些身负累累血债的匪首，更是逃的一干二净。追剿残匪，成为我军剿匪部队的首要任务。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在浩门河畔，出现了惊人的一幕。

无数背负血债的土匪，自知罪责难逃，他们拉家带口，谎称剿匪部队要对土匪家属斩草除根。所以只要剿匪部队有所行动，他们就带全家一起跳河。

剿匪部队明知这是土匪的奸计，既能保住他们的性命，又能迟滞剿匪部队对逃入深山土匪的追击。可是为了不伤及无辜，我军还是选择了以德报怨，承诺对这些土匪既往不咎，并派专人劝说他们回家。

同时，躲入深山里的土匪，为非作歹更加变本加厉。他们没有和剿匪部队战斗的勇气，可祸害普通百姓，却是无所不用其极。

凡是土匪活动猖獗的区域，上至年逾六旬的老妪，下至十三四的女娃，都难逃土匪魔爪。

浩门镇有一对姓李的夫妻，赶车去老虎沟口磨面粉，不幸落入土匪手中。

土匪们见女子貌若天仙，竟然把她丈夫绑在一旁，眼睁睁看着妻子遭土匪们蹂躏身亡。

对曾经为我军提供过帮助的村民，土匪们都是用绳索绑了他们的四肢和颈部，把绳索拴在马缰上，然后催动战马，将人活生生撕成碎块。

仅1950年2月，土匪就用这种手段，残杀了六名手无寸铁的无辜村民。

另外送信的邮递员，也成为土匪攻击的目标。

例如有个叫蒋彦才的邮递员，在大阪山惨遭土匪杀害，所携带信件也被土匪抢走。

土匪们把信件上的内容，当成一些村民“私通”剿匪部队的证据。因此遇害的村民不计其数。

进入3月份后，土匪活动更加猖獗。

3月19日，匪首马乙思麻率领300多名土匪，围攻吊沟区公所，此时区公所里只有武工队长符开珍等三人。

他们与土匪周旋了整整一天，始终没有等到援军到来，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区公所里储备的粮食、现金还有武器，都被土匪劫掠一空。

噩耗传出后，我军出动两个营的兵力，在巴里哈图和那子海口同时展开剿匪行动。共消灭土匪200多人。

6月22日，匪首马乙思麻带领700多名土匪卷土重来，将皇城区公所团团包围。

几个小时后，我军一个骑兵排赶来支援，土匪不敢恋战，退入深山。副区长翟理才和4名战士，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我军出动5个骑兵连，奉命追击退去的土匪。结果在珠固寺口，与另一名匪首鲁国佐率领的800多名土匪不期而遇。

剿匪部队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条件下，率先向土匪发起攻击，取得 毙敌五人，俘敌六人的战绩。

由于土匪作恶太多，为了自保，各地深受土匪袭扰的村民，纷纷组建民兵组织。民兵组织的壮大，极大压缩了土匪的活动空间。

9月26日，那天是中秋节，匪首马公祥，带着50多名土匪，袭击了窑洞庄。

民兵韦玉林奋起反击，当场击毙土匪二人。后来虽然他也壮烈牺牲，但土匪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便仓皇的撤走了。

几天后，大滩村民兵副大队长马世彪，在黑沟与土匪遭遇，击毙一人，活捉一人。

没想到在俘虏身上，有一份门源县内各股匪的详尽资料，为剿匪部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剿匪部队根据这份资料连续出击，与土匪作战23次，连战连捷。

到1951年年初，门源县的匪患已经基本解除。

在这些次的剿匪战斗中，绝大多数都有当地的民兵配合行动。

民兵在实战中得到锻炼，其战斗力迅速提高，在剿匪部队离开门源县后，民兵更是担起了剿灭残匪的重任。

那些屡次在剿匪战斗中漏网的匪首，纷纷被民兵击毙。

暂时活着的匪首也走投无路，只能遁入深山，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到1951年冬季，参与门源匪乱的数百名匪首，只剩下冶子明、祁广元还没有落网。

一场大雪后，民兵在老虎沟巡逻时，意外发现双脚被严重冻伤的匪首冶子明，因无法正常行走，只能被抬进门源县城。

好事成双。吊沟区武工队和民兵，在下铁麦口村的沙忠义家中，发现了藏匿于此的匪首祁广元。

这厮执迷不悟，拒绝投降。最终被民兵乱枪击毙在一间草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