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石刻如何漂洋过海，成就日本佛塔？

宁波既是中国大运河南端的出海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碇港，得天独厚的海洋区位优势和源远流长的开放文化基因共同塑造了宁波的与众不同。凭借独特的地理、社会与人文优势，通过先民的人口移动、商贸来往、文化交流等方式，宁波亲历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共同构建。立足于宁波作为“水乡”和“港城”的城市特点，以及与水共生、共斗、共戏的发展历史。

《从宁波到日本 : 生活世界的对话》呈现了文化影响与交流在具体的生活层面的体现，细数了宁波的滨水生活形态、建筑样式、水利设施、茶叶种植及茶饮、民间戏剧、石刻文化，以及海上商贸往来的历史，揭示了饮茶习惯、石刻艺术和民间信仰在日本的落地与发扬，突出了宁波作为港城在东亚海洋文化发展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宁波在中外文明交流中的摆渡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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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石刻文化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位于奈良市区北部的般若寺内，兀立着一座十三重塔。其高实测有12.6米，是日本国内第二高的佛塔，仅次于京都府宇治市的宇治浮岛佛塔（高约15米）。它由花岗岩制成，立于五层阶梯状的基座之上。最底部一层的塔身上，用线雕刻画了显教四佛的优美之姿。显教四佛通常为浮雕，若是密教四佛，还会一并雕上诸佛的种子（梵字）。像奈良般若寺的这座石塔这样，用线雕在塔身雕刻四佛的例子绝无仅有。现在，除石塔的第二层为后来修补的之外，相轮也是混凝土所制的复制品（原物置于石塔一侧）。

根据记录，这座石塔在延应二年（1240年）已建成第五层。后来，工程因不明原因延期，竣工的时间延迟到建长五年（1253年）左右（工匠在进行解体修理时，发现了写有建长五年墨书款的法华经外箱）。

除这座十分惹眼的大型石塔之外，般若寺内东隅还有两座南北并立的笠塔婆二塔皆为花岗岩制，南塔高4.6米，北塔高4.9米，是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笠塔婆。其中，南塔上雕有释迦三尊和胎藏界五佛，北塔上用“药研雕镂法”（雕口截面呈V字形的雕刻方法，即尖底阴刻）雕着阿弥陀三尊和金刚界五佛的种子。

不仅如此，这两座塔上还雕有南北二塔连续的长铭文，为后世提供了许多信息。

根据这些铭文，可知两座笠塔婆是在正元二年（1260年，实际上该年四月已改年号为文应元年）七月，由伊行吉为亡父伊行末的一周年忌日，同时也为纪念母亲（当时仍在世）而建造的。此外，铭文里还记录了伊行末的事迹：伊行末是建造般若寺十三重塔的中心人物。东大寺在平重衡主导的“南都烧讨”中化为灰烬，治承四年（1180年），东大寺即将开始修缮之际，伊行末从中国明州（宁波）来到日本，在以大佛殿石坛为始的诸堂修葺工作中功绩卓著。

记录着东大寺复兴实情的史料——《东大寺造立供养记》（以下简称《供养记》）证实了该铭文的内容，其中记载了东大寺中门的石狮子与大佛胁侍石像，以及四大天王石像，皆是建久七年（1196年）由“宋人字六郎等四人”所造。这四位宋人石匠之中，确有年轻的伊行末。

正如本书中反复提及的，宋人石匠伊行末的故乡——港城明州 （宁波）曾是中世纪中日贸易里中国最重要的门户。提到宁波周边的主要石刻，首先想到的便是位于宁波市区东郊外的东钱湖周边的石像群。这些石像伫立于史氏家族的墓道前，史氏在宁波位高权重。以下我们称之为“南宋墓前石像群”。

南宋墓前石像群里除有动物（羊、马、虎）和家臣（武士、文人）像外，还有牌坊等建筑物。12世纪末，伊行末在东大寺建造石像之时，正值南宋石刻文化的全盛时期，南宋墓前石像群中随处可见的精湛技术可谓代表了中国石刻文化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