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 | 是时候抛弃否定生命的苦行主义了

《思想的假死》(常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10)是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彼德·斯洛特戴克的哲学著作。在这本书中，斯洛特戴克引经据典，从古希腊开始回顾哲学发展的历程，探索哲学与哲学家身份的演变，总结思考的本质。它挑战了人们对“思考者”身份的传统看法，是一本兼具历史视野和批判深度的哲学著作。

原文 ：《是时候抛弃否定生命的苦行主义了》

作者 |[德]彼德·斯洛特戴克 常晅译

图片 |网络

从本质上讲，实践的生活构成了一个混合的领域：它似乎是沉思的，但又不放弃积极的特征；它是活跃的，但又不失沉思的视角。实践，或曰练习、锻炼，是最古老的、最有效果的自我参照训练形式。它的影响并不像劳动或生产的过程那样涉及外部状态或对象；它们发展了实践者本身，使他作为能动的主体“塑造形态”。练习的结果显示在当前的“状态”，即练习者的能力状态中。根据不同的场合，这些能力状态分别被称为体质、美德、技艺、能力、卓越或健硕。作为其训练序列载体的主体通过完成典型的练习来保证和提高自己的技能——同一难度的练习则一般被认为是维持性练习，难度等级不断提升的练习则是一种发展性练习。恰好古希腊运动员把他们的训练称为经典的“苦修”（askesis）（早期基督教僧侣也自命为“基督运动员”，这成为一种划时代的、持续施加影响力的模式），它总是同时包含两方面。当我们把练习强行区分为理论和实践或积极和沉思的生活时，我们就忽略了其固有的价值。这同样适用于当代作者在行动理论中引入的区别，例如，把交流型行动和工具型行动，甚至把工作和互动放在一起做比较。这种对实践领域的结构划分也让实践生活的维度不可见。

实践的技术定义

尼采有一句令人回味的话语：从宇宙中看去，形而上学时代的地球必然看起来像个“苦行僧星”——在这颗星上，没有生活乐趣的苦行僧民族对抗其内心本性的斗争是“最持久和最普遍的事实”。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抛弃否定生命的苦行主义，再次获得已经过时太久的肯定生活的技艺。

尼采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矛盾的效果：关于地球上的居民“对自己”做出的所有工作，他们的禁欲苦修、他们的训练和他们为塑身所做的努力，无论这种趋势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现代社会哲学家、批判理论家和无处不在的社会心理学家对此还是一如既往地不了解，因为他们对这种现象仍然戴着一副致盲的眼镜。在汉娜·阿伦特广为流传的《人的境况》（Vita Activa）一书中，实践生活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它在书中也并没有出现——这对于一部承诺解释“人类状况”（human condition）的作品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结果。现代生活世界中的公民早就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没有受理论家们的获得性盲目影响。他们已经打开了被官方忽视的训练实践的通道，尼采提出的提升式苦修现在被冠以不同的名头——进修、训练、健美、运动、节食、自我设计、治疗、冥想，这些已经成为西方肯定绩效的亚文化中的主导方式。此外，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东亚古老而伟大的实践大国，即中国和印度（就像日本曾经经历过的进程一样），已经完成了向全球导向的训练形式的转变。他们已经启动了一个全新的、积极的绩效制度，很快可能会超过厌倦了的欧洲人所完成的一切。

人们所做的和能做的一切，都会被掌握得好一些或者差一些，相应地，做的也会有更好些的或更差些的。总是有技艺精湛者和实践操作者不断地参与到自发形成的关于技能和操作的或好或坏的排序中来——我把这类区分行为定义为人类生存中固有的纵向张力的表达。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生命都是杂技，尽管我们生命表达中只有最小的一部分能够以其一直以来就是什么的样子而为我们所感知——那便是实践和生活方式要素造成的结果，而那生活方式行于几乎不可能的钢丝上。

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所说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出现了与激进伦理有关的古代实践体系。这是公元前的一千年内通过帝国的（和帝国批判的）世界面貌创造而来的文明大事件。在我看来，古代的训练文化主要是伦理上的自我改造系统。它们的功能是使人类与宇宙的总纲领或神圣的教规保持一致。它们经常规定过度的身体和精神禁欲主义。在欧洲的现代，有一种趋势是将这些体系统统纳入“宗教”这个具有误导性的标题之下，而没有考虑到“宗教”作为一个基督教罗马的概念——虽然在启蒙运动中被中性地用作一个文化人类学类术语——被强行移植到了这些现象上。这个词很难对印度、中国、伊朗、犹太和古代欧洲的生活哲学体系做出公正的评价。目前，我们关注的唯一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将我们对古代伦理学中所揭示的隐性和显性实践生活结构的洞见扩大到理论行为领域。

艺术家成为艺术家的努力

就像科学史通常假定从事其各自学科研究活动的科学家已经存在一样，艺术史自始也假定作为艺术品生产者的艺术家是艺术活动的天然载体，而且这些行动者一直存在。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情况下的“概念舞台”旋转九十度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首先观察的是艺术家成为艺术家的努力，又会发生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或多或少地从一个侧面看到这个领域的每一个现象，除了我们熟悉的作为已完成的作品的艺术品构成的艺术史之外，我们还可以获得一部使艺术成为可能的训练史和塑造艺术家的禁欲苦修的历史。用一种类似的手法，在通常的作为问题、论述和结果的科学史旁边，我们同样可以追踪使学术得以进行的实践和练习是如何形成的——从而叙述一段自我征服的历史，使那些迄今为止使用理论前阶段的“正常语言”的人进入理论思想的联盟中。这种类型的间离感是禁欲苦修史研究任务的特点。

这会导致我们的观察方式有哪些变化呢？在我看来，在创造图像的禁欲苦修的历史这方面是最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像贝尔廷所说的那样，假设欧洲绘画文化的传统是从希腊化的基督教崇拜的圣像画开始的，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一种图像制作的实践形式，其中艺术和苦修实践形成了一种完美的统一体。圣像画家一生都在无休止地重复工作，处理由少数元素组成的单一创作对象，他甚至相信自己只不过是超自然的图像之光的工具，而这种图像之光假借他的手涌入作品。这始终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即真实的原始画面即使没有画师作为中介也能投射到视觉世界中，尽管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这种直接的倾泻将是一个神迹的幻灯，无须借助画家的通道，直接从天堂降临。至于用人手绘制的图像，只有在它们忘我地与未绘制的原始图像相似时才是好的。基督就是这样一张幻灯片，是三维的，能够受苦；他在维罗尼卡面纱上的形象也是一张幻灯片，但投射在二维空间，没有受苦。从“宗教”圣像的绘画练习开始，我们可以将欧洲艺术史描述为技能练习的大量积累、形式上的卓越和技术上的苦修，最终在顶峰诞生了那些著名的最高形式。这个过程为艺术方法的稳步扩展以及对艺术家重要性的夸张想法创造了条件。艺术卓越的自我指涉性不断增加，直到现代开端的分水岭，导致了视觉艺术中实践意识的下降。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0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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