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看普通人的善良与常识

丁韪良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十年后，来到中国的。他第一站拜访了香港和广州，但主要是参加外事活动参观，比如说他拜访了英国领事和清朝十三行总负责人伍秉鉴的花园。他真正第一个扎根下来生活的城市是宁波。他扎根宁波生活的第一个门槛是语言。因为他一开始丝毫中文不会，而宁波人说宁波话，跟当时的官话和广东话都完全不一样。那他为了扎根当地乡土传教，只能从一点一滴开始学习宁波话。由于汉语的特点是即便读音相同，音调发生变化，也会导致意思完全不同，所以许多在宁波生活的传教士闹了很多笑话，比如一个英国人想要吃杨梅，用宁波话让他的仆人去买，结果他的仆人给他买回来一堆羊尾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丁韪良决定建立一套用拉丁字母表达宁波话的音标系统。他以德语音标为基础，加了一些变音符号，制定了宁波话音标，然后专门印制出版了一本书。当地文人一开始对此是冷嘲热讽的，因为他们觉得写拼音根本不算是学会写中文。但是普通人是大受震撼的。在这里我要简单科普一下中国古代的读音教育。中国古代汉字最早是没有自己的拼音系统的，注音要依赖“直音”和“反切”。所谓直音，就是读音相同。比如你不认识启蒙的蒙，但认识萌芽的萌，那么古书上在启蒙的蒙旁边就会有个注，“萌”音，意思就是发萌芽的萌这个音。所谓“反切”，就是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连起来注音。当然古人最早没有声母韵母的概念，他们的理解就是连起来快念，就是这个音。比如“大佬”两个字，连起来快念就是个“道”，所以你就可以给道字注一个“大佬切”，这样不认识“道”字的人就可以知道它读什么音。

你可以想象，你要学这种注音系统，前提也是你得认识相当多的汉字。比如你要是连“大佬”两个字都不认识，那你也拼不出来“道”这个字。所以它还是很烦琐。在拼音发明之前，古人学写字，那要花好几年时间悬梁刺股，认真学习才可以。正因为这个事情门槛这么高，所以就有大量的人从中渔利吃信息差。比如民国时候有很多底层打工仔和妓女不识字，他们要把辛苦赚到的钱寄回家，但是不会写信，就只能花钱找一个人替他们写信。如果这个写信的人心肠比较黑，知道信的内容，把钱眛下来，他们就没有任何办法。所以这就是知识平权的重要性。而丁韪良发明了拼音，当地普通人惊异地发现，啊？几天我就能读书认字啦？你可以想象他们对这个传教士的感激之情。所以丁韪良发现，只要你为老百姓真正做好事，没有说不认你情的。有一次他们出门坐船被强盗劫了，强盗听说他们是传教士，都说他们是好人，把他们放了。你看，这就是善良和正义的力量。除了善良之外，丁韪良还观察到，清朝的普通老百姓，其实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闭塞，他们的常识甚至比清朝上层还要高不少。他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离开宁波，随英法使团北上担任翻译，后来就留在北京做同文馆的英文教师。有一次他跟北京西山一个正在种地的老农民聊天，老农民问他：“你们洋人为什么不灭掉清国呢？”丁韪良很惊讶：“你觉得我们能灭得掉吗？”“当然啦。”老农民一边说一边指着山下的一根电线：“谁发明了这个东西，谁就能推翻清国。”所以丁韪良说，你看这位老农民，脑子就没有被古代的典籍搞糊涂。这样的人很多，可惜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是被士大夫踩在脚下的。

但踩在脚下，也不意味着不反抗。丁韪良游历时发现，本来他以为清朝是个专制君主政府，但其实普通人的生活秩序，受到官方打扰的程度还比西方少得多。为什么呢？他发现是因为清朝版图太大，地方衙门太小，而清朝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又很困难。许多地方衙门存在的唯一职能其实是收税，公共事务像什么架桥修路、兴办义学，往往是民间乡绅承担的。而这个收税呢，又没办法监督。一方面是地方官员会动用包括军队在内的暴力机关强征税收，另一方面中央朝廷也没办法监督地方官员的廉洁性，所以有大量税收被地方官员集团瓜分了。而民众向来拥有优良的反抗传统，完全不惯着。丁韪良自己耳闻目睹过好几起民间暴动，就是反对地方衙门暴力催税的。而且这些民间反抗很真诚地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们认为给国家交税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有人中饱私囊。所以他们暴动的时候会一边保护国库不受侵犯，另一边抄地方官员和大户的家，瓜分私产。而等到清朝廷中央派军队平叛的时候，老百姓也很默契。领头造反的人会站出来承担责任，受死刑处罚，而当地宗族则会照看好他的家人，给他们立祠堂祭拜。所以丁韪良观察到的，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平衡机制，并不是很多西方人想象出来的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