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最危险的时刻，不是不改革，而是开始改革的时刻

历史学家罗新认为，要掩埋重大历史事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缄默，一种是喧哗。他说：“比起记忆的历史，更重要的恰恰是遗忘的历史，它们是被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

中国近代史上，从辛丑到辛亥，即1901-1911这10年历史，就是一段在喧嚣中被轻视，甚至被遗弃的历史。

确实，相比于天朝梦碎的鸦片战争、奋发自强的洋务运动、一战而全民皆醒的甲午海战，以及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从辛丑到辛亥这10年间，除了一场失败的“新政”外，基本没有多少印象。

然而，当我们把这10年放到更长的历史段来看，比如晚清70年的历史，当我们把评判历史的尺度，从结果的成败转向开创性的历史贡献，那么，这10年，或许有另一番景象：

从辛丑到辛亥，是晚清70年历史中，最有诚意，也最有希望成功的10年。

从辛丑到辛亥，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承前启后的10年。

从辛丑到辛亥的10年，是中国向现代转型的历史缩影。

为什么说晚清最后10年的改革，是最有诚意的改革呢？由于话题太敏感，仅简单说几个最不敏感的例子：

1901年的1月29日，慈禧在回銮途中，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了一个《变法诏书》，此举标志着晚清轰轰烈烈的改革开始了。

1，经济改革方面：1903年，朝廷专门设立了商部，并颁布了《公司律》等一系列完整的商法体系，这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中国沿袭千年的官商经济寿终正寝。

2，社会改革方面：1902年，慈禧下诏废除女性缠足等封建礼教，允许女性接受教育；1905年废除科举，大量年轻人前往海外留学，其中不乏鲁迅、陈独秀等后来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风云人物。

清末新政时期创办的北洋新军

3，正制改革方面：（此处删除一百字）

历史学家雷颐先生在《帝国的覆没》一书中认为：

甲午战败、庚子国变的惨痛教训，让清廷高层认识到“中体西用”已彻底失败，尽管上述种种措施的直接结果是动摇国本，但是为了延长国祚，依旧在坚定不移地推行这些实质性变革，其诚意可见一斑。

历史演进的轨迹，是无数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关键时刻出现的变量，会出乎意料地成为历史的重要转折。

晚清最后十年，第一个改变历史轨迹的变量，就是1905年结束的日俄战争。

这场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大战，以日本的获胜而告终。经此一役，这个曾经的东亚蕞尔小国，在不到10年时间里先后战胜人口、国土面积均数十倍于自己的两个大国，不可一世地崛起为亚洲最强的现代国家。

很快，中国从上到下的民族情绪被这一事件激发起来。朝野上下对日俄战争成败得失的分析全部指向了一点：

……说一千道一万，大清要崛起，就必须像日本那样离线。

在《帝国的覆没》一书中，雷颐老师分享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当时，主张推翻清王朝的激进革命党人都认为，一旦离线成功，革命则再无希望，于是派人暗杀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做最后一搏。暗杀事件，不仅没有阻止清廷离线的决心，反而让其离线的决心更加坚定。

表现日俄战争的日本绘画

于是，那份著名的《钦定宪法大纲》诞生了。

很多人十分诟病这份大纲，其实它能在那个时代出笼已经很不易了。大纲附有一份清单，从议会如何选举，选民如何产生，法律如何转型，到皇室地位如何确定，国会如何召开会议等等，事无巨细，全部公之于众。

中国政法大学著名宪法学者王人博教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从“语境”差异的角度，对《钦定宪法大纲》进行了深刻剖析。

大清皇帝相较于日本天皇的处境要糟糕得多。日本“大和民族”具有单一性，其君主政体一姓相传，千年未变。而大清帝国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必须坚持“以满治汉”的方针，但离线却要求消除民族界限，这意味着从根本上取消满族统治者的合法性……

于是，清末离线必然陷入“越改革越激化矛盾，矛盾越激化则改革越激进”的恶性循环。

皇族内阁成立合影

1911年5月，在各方的催促、围攻，甚至逼迫下，载沣慌慌张张搞出了一个责任内阁，这就是清末离线史上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它被认为是引爆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索。

不过，雷颐老师却在《帝国的覆没》中认为，时隔百年，当我们平心静气地看这张皇族内阁的名单，不难发现，其中虽然大部分是皇族、满人，但却都是做实事的改革派，没有一个保守派和顽固派。

衡量任何一场改革的首要标准，应该是愿不愿意改革，而不应是其出身和血统。

到底谁葬送了清末改革？雷颐老师用充满遗憾的笔调写道，“彻底葬送改革的，恰恰是激进改革派本身，缺乏政治经验的载沣与立宪派的‘革命化’是清末离线失败的最大诱因。”

对晚清最后十年的认识，还有一个视角：它是中国现代化路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存在。

首先，它终结了长达六十年的体（制度）用（器物）之争，形成了彻底改革的共识。离线成了晚清十年改革的主轴，日后的中华民国离线以及更后来的“八二宪法”，其实都沿袭了同样一个基本方向。

其次，它废除了科举，使一批又一批觉醒的年轻人走出国门，随后更将欧美日等国家的新思想、新观念介绍到中国。至此，中国开始真正拥抱世界，中国也成了各种新旧思想制度的角逐场和试验田。

第三，它搭建了现代化的基本雏形，建立起了现代工业，以及现代司法、警察、军队体制，还有地方自治等等，其变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